政治艺术因此形成了一种更为极端的分裂，它不再导致贫富之间的差异，也不再导致冲突和对立，而是产生了一种总体性的激情，这种激情被“源自仇恨的聚集性的力量”所维系。面对冷战结束后全球的去意识形态浪潮，朗西埃基于其对于政治的理解，提出了“政治的终结”的概念，他指出“政治的终结”是政治的非政治化的终极形式。在这样的时代中，“政治”已经下降为一种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的日常性的管理任务，治安的逻辑取代了政治的逻辑。他把这种终结区分为两种非同步的终结：宣称新时代不再有承诺的“承诺的终结”和强调新共识的“分化的终结”。
第一，承诺的终结：政治的当下化与世俗化。对更美好的未来或乌托邦的承诺，是19世纪以来的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
朗西埃敏锐地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政坛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承诺的终结”。在1981年的法国大选中，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密特朗提出了110条政治承诺，但是在1988年他再次当选总统的时候，却“没人质询在那些承诺中他到底信守了多少”。
朗西埃将这个变化，视为19世纪以来的乌托邦传统走向终结的标志。朗西埃讽刺地说：“19世纪是一个理想民族的世纪，是共同体的承诺和乌托邦岛的世纪”，但是这个世纪的政治所构想的未来图景“实际上演变成了一个我们的世纪险些坠入其中的深渊”。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总统候选人选择了一种新立场，他不再做出承诺——作为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承诺，被视为“造成灾祸的原则：它预先提出了一个共同体发展的‘目的’，而其崩塌的碎片却变成了致命的石子。”
在这种状况下，政治变得“世俗化”了。政治不再是实现幸福和解放承诺的计划，“不再作为驶向乌托邦岛的隐秘航行”，而是“将作为掌舵和弄潮的艺术，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production) 的自然的与平和的发展”。
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对一个可替代的更美好社会的追求，而变为了一种围绕着“生产”和“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掌舵”的艺术,即治安的逻辑取代了政治的逻辑。这种政治世俗化的实践是一种“彻底当下化”的政治实践，催生出一个彻底同质化的时代。
曾经作为乌托邦载体的未来时间被消解了，所谓的未来无非是“当下时刻的拓展”。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时间性，即“一个摆脱了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统治的时间性”。
第二，分化的终结：古典“威权”的回归与种族主义的泛滥。在时间同质化(即“历史终结”)的同时，空间的分化也被消弭了，即“与这个不再通过承诺来进行分化的时代相一致，理应存在着一个不再有分化的空间”。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激烈的阶级矛盾(即朗西埃所说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被掩盖了，代之以对外的种族主义仇恨。为此，朗西埃提出了“政治缩减”概念，并把这个概念追溯到古典时代。
他提出，政治权力拥有两种起源，一种是“人们所肯定的那种作为我们未来的生产性能力的‘潜能’(potentia)”，另一种则是古典时代的“圣贤的‘威权’(auctoritas)”。
“威权”来源于对分裂和动荡的恐惧，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了分裂的威胁，那么“权力”会非常自然地从“威权”那里得到肯定。朗西埃以法国总统密特朗为例，指出密特朗的当选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恐惧。在“致全体法国民众的信”中，密特朗把安定社会作为政治的任务。为了避免社会内部的分裂，现代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措施是制造出新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以终结这种内部“分化”，这是一种排斥性的“一”的激情。
朗西埃指出，种族主义的本质是对他者的仇恨，它也同样是一种对政治范围内的事务进行调节的手段，它在政治走向终结之际越来越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在当前的重新出现预示着一种政治的崩溃，从对错误进行纠正的政治向原始仇恨的倒退”。
政治艺术因此形成了一种更为极端的分裂，它不再导致贫富之间的差异，也不再导致冲突和对立，而是产生了一种总体性的激情，这种激情被“源自仇恨的聚集性的力量”所维系。
(摘自《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西方“后政治”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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