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是个在思想、品德、人格、胸怀、情感、能力等方面超越一般人的“高大全”式社会主义英雄人物，但是，他也有不“全”之处——在对某些人、事的处理上有失误，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全村的互助合作事业遭到一些麻烦、困难、阻碍甚至险情。
失误之一：二林婚事，处理疏忽。
二林和冯少怀的叔伯小姨子（冯少怀老婆的堂妹）钱彩凤“搞上了对象”，对此事，高大泉与二林谈论过两次：一次是刚听说这事儿，因为深知冯少怀的恶劣品性，高大泉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兄长，对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一奶同胞的弟弟，处理这样一件终身大事”，“不能敷衍，不能任凭着兄弟自己去做主张”，所以主动向羞于开口的弟弟询问此事，并提出三条意见：“第一，钱彩凤是不是跟咱们奔革命大目标的人，她的心思，你得摸透；第二，这件事儿，冯少怀插手没有，他是不是又在打咱的主意，这你得有底；第三，上边这些都没问题，你俩又真好，我赞成，你嫂子也会赞成。”另一次是春耕大忙刚开始，兄弟俩一起给自家的地送粪肥时，二林突然提出自己的婚事“想种完地就把事办了”，高大泉建议“最好经过大秋，拿到了第一个收成，有了底，把房修修”再办，但哥俩的谈话很快就被旁人打断了。这两次谈话的描述，表现了高大泉对弟弟的关爱，对他婚事的重视，和考虑的慎重全面。
然而，由于高大泉的主要精力投入在村里搞好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的宣传、组织工作中，以及帮助翻身农民解决因缺乏畜力、劳力而无法完成春耕春种的问题上，没有更多地关注到弟弟二林的思想变化和心理活动。而农民意识强烈的二林，一门心思想要早点与自己很满意的钱彩凤建立小家庭、让自己的小日子早点儿发家致富，对哥哥“时时刻刻不管家，只在外边忙碌”、一心“为别人”解决困难的“那号傻瓜”做法心怀不满，并认为哥哥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不经心不在意”而心生怨意，再加上冯少怀的话语挑拨、诡计诱逼和暗中唆使，最终趁哥哥外出之时，绝情地与哥嫂分了家。
二林闹分家的逐步发展过程，表现了高大泉在弟弟婚事的处理上有疏忽、失误，导致家庭分裂、家人痛苦，也使自己受到打击。高大泉自己反思：“从我身上检查，我也有责任。我没有从这方面帮助二林，没把他带好。”
然而，高大泉很快就从听到二林分家消息后的“懵怔”中醒悟过来，振作精神道：“这口苦果子让我尝尝，不会变成柴禾上的水，要变成火苗上边的油！”果然，小说中就出现了高大泉“斧劈大树根”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由于二林为分家在院子中间“新夹的高粱秸寨子”（河北农村用高粱秸秆编织的篱笆墙）把柴禾垛圈在了他那边，高大泉决定劈开大树根给媳妇“找点烧的”，于是他“脱掉了小褂子，朝吕瑞芬怀里一扔，往自己手掌心吐了口唾沫，用足了劲头，抡圆了板斧，只听得‘嗖’的一声，板斧的雪白刃子就杀进了榆木树根里”，而随着板斧的不断有力起落，“树根在板斧的钢刃下‘咔咔’地破裂着……”。当青年伙伴们赶来时，他们看见正在奋力劈柴的高大泉“伏下身子的时候，乌黑的头顶冒热气”，“直起腰背的时候，汗水在隆起的胸膛上滚动”，“手里的板斧举上天，落下地，一道电闪，一股风啸，深深地穿进树根里”，“树根在板斧下颤抖、跳动、裂开了，像地雷爆炸了一般，‘咔巴啦嚓’震耳响，四处飞溅着木屑和碎片。……英勇奋斗的形象，银光闪耀的斧头，四分五裂的树根，把他们带到了烈火熊熊的熔炉旁、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把他们带到了旗林人海、天翻地覆的崇高的神奇境界。……”小说作者用这样铿锵有力、诗意昂扬的笔墨，一扫二林分家带来的挫折压抑气氛，让一场劈柴劳动成了烘托高大泉挫而愈坚精神意志的青春颂歌。叙述手法先抑后扬，使失误之“抑”转换成精神境界之“扬”。
失误之二：主观主义，冤枉媳妇。
芳草地村的互助组决定大家凑集粮食，“让刘祥还上帐，让高大泉组买上车”。大泉媳妇吕瑞芬因为家中粮食不多、一时又买不到而焦急，但她为不让高大泉工作分心而没告诉他。装粮食时，高大泉误解了吕瑞芬脸上的难色，又见她越舀越慢、越舀越少，更以为媳妇“犯了私心”，一时心头火起，用生硬的言语动作“从媳妇手里夺过小瓢子”，亲手去舀粮食，才发现家里的粮缸已经空了，知道了媳妇为了筹集更多粮食支持自己的工作而费心犯难的真相。他犯了主观主义，错怪了吕瑞芬，让这个善良、贤惠、一心支持他工作的好媳妇受了委屈。
高大泉的这次失误，是在他为巩固互助组而殚心竭虑、废寝忘食、身心俱疲，对家事状况疏于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过程中双方言语、心理发展变化的细致描写，反映出高大泉的严于律己（家人）、公而忘私，吕瑞芬的细心周到、任劳任怨。发现失误后高大泉低声抚慰，吕瑞芬平静大度，两口子拉着手交流心意的场面，温馨，美好，感人至深。
失误之三：买车粗心，险遭暗算。
互助组凑集粮食赎买了组员邓久宽和泼皮无赖“滚刀肉”在土改中“伙分”的一辆旧大车，拉回之前没想到要看管，被暗藏的反动分子范克明在车轴上锯了缝，拉回后高大泉也没想到要仔细检查，就使用这辆大车去参与拉运矿石。没想到，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一处悬崖险峻路段，车轴突然断开，大车向崖边山涧倾倒。高大泉立刻拼尽全力扛住倾斜的大车，让邓久宽卸下拉车的黄牛和车上的矿石，保住了互助组的财产，自己的腿却被压伤。这是《金光大道》小说中，高大泉遭遇的唯一一次差一点危及生命的险情。
这次险情的发生，是高大泉在纷繁复杂的互助合作事业中一个疏忽所致，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小说对险情场面的描写，凸显了高大泉的临危不乱、沉着冷静，使他的英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富。
小说写高大泉发现车轴断裂原因后，惭愧自己“没经验，水平太低，买来这车没有细检查，就掉进陷阱、中了暗箭”，他吃一堑长一智，由此看到“咱们翻身农民找到了金光大道，把敌人吓坏了，逼疯了，不顾命地跟咱们拚了”，教育自己和同志们提高对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认识。这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失误之四：出外调查，方式简单。
范克明是解放前夕从唐山那边潜逃过来的血债累累的反动地主、还乡团头子，他把挟持过来的家中的孤寡老长工谋害，冒名顶替在芳草地落了户。车轴断裂事件后，高大泉和朱铁汉等人根据他平时言谈举动“阴阳怪气”、“没有一丁点儿贫雇农的味儿”、经常与张金发串通在一起、村里的许多坏事背后都有他的影子等迹象，商量决定“等庄稼挂了锄，派个人，专程到唐山那边访一访，准能摸到根底。是狗腿子，我们就按狗腿子处置他。是自己人，只是有毛病的话，就得给他治”。
于是，“去年秋后，朱铁汉和周永振为了调查范克明的情况，到唐山跑了一趟，拿到几份证明材料。有一个曾经跟范克明一块儿扛过长活的老人，最了解范克明在地主家活动底细，可惜，正巧赶上老人家到东北看儿子，没有找到。”转过年的冬闲时节，高大泉又亲自去唐山，“找到了那个老头和朱铁汉他们访问过的人，作了详细调查。所有被调查的人，全都证明范克明是个苦大仇深的穷长工。”这使高大泉“不断地思考，既然范克明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总是那么阴阳怪气的呢？是被张金发串通得变坏了，还是另有缘故？” 然而，高大泉和朱铁汉等人没有想到冒名顶替的可能，也就没有想到要从长相方面进行询问，更别提带一张照片或画像去让范克明的熟人辨认了。
对范克明调查方式的失误，表明高大泉等人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这使范克明得以继续隐瞒身份，利用在区政府做炊事员的条件探听消息，鼓动、帮助张金发、冯少怀等人搞假互助组合作社、投机倒把、囤积粮食破坏政府救灾，甚至组织张金发、冯少怀与镇上奸商一起对抗统购统销法规，直到因被“滚刀肉”撞见他暗藏枪支而杀人灭口、仓皇逃窜、拒捕毙命，他的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才真相大白。不过，范克明的见不得阳光的一次次阴谋诡计，在高大泉等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新中国农民面前，只能是像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那样：“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失误之五：内部问题，未能解决。
小说中写到：邓久宽是贫苦农民，最早跟着高大泉积极参加了互助组，为互助合作事业出过力。然而，随着农业社发展壮大、实力增强，他的小农自私秉性开始显现：嫌贫爱富，占农业社集体的便宜，因高大泉、朱铁汉帮助穷社、改良农田、提高劳动力工价的决策吵闹、反对，最后在高大泉提出并经社员大会同意，暂时将村里的所有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大联社”以解决劳力不足时，他蛮横阻拦不成，竟公开退出了农业社，走上了与高大泉和大多数社员公开对立的歧途。在这过程中，高大泉早已发现问题，也曾尝试做邓久宽的思想工作，但因邓久宽为人倔犟，心胸狭窄，沉陷于自私思维中油盐不进、蛮横不讲理，最终未能把他从歧路上拉回来，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失败。
高大泉在邓久宽问题上的失误，很大程度上也不算是失误，而是社会人类复杂性的必然。小说中，高大泉、朱铁汉、周忠等人讨论分析邓久宽现象，认为他这是自私自利的“老毛病重犯”，他不是个“合格的搞社会主义的人”，对他只能尽力而为拉着走，实在拉不住，也就只能尽量减小他的危害性，等他撞了南墙，再顺势拉回来。小说中的邓久宽，是新中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人物，反映了真实社会的错综复杂，具有极大的文学经典意义、历史反思意义和现实认识意义。
上述高大泉的失误，或者说失败，就是高大泉的不“全”之处。有此不“全”，才体现出高大泉这个人物源于生活的真实性；唯其不“全”，更映衬着高大泉这个人物高于生活的英雄性。不“全”，使高大泉的“高大全”可信、可亲、可贵，使《金光大道》成为超越群伦的社会主义文学经典。
高大泉为什么“高大全”？——《金光大道》文学赏析之十三（前情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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