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Ⅳ | 精选好文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等重大事件，剖析了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他论述了六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经验教训，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

六月起义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了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无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战斗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以此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的界限，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针对空论的社会主义关于“劳动权”的幻想，马克思揭示了劳动权的科学内涵，指出：“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本站注：某些公众号友翻过来倒过去就在论证‘劳动权’，有益的思考可以，不能舍本逐末）恩格斯认为，这是“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36页。——编者注]。马克思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著名论点，并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分析了1848年革命后英法等国出现的工商业繁荣，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

这部著作是由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写的一组文章组成的，写于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马克思原计划写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 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该杂志第1、2、3期上只发表了三篇文章，题目为：《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 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这三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总标题为：《1848年至1849年》。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他们合写的时评中作了阐述。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了导言，题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导言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这篇著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深刻论述并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思想。在编校过程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3-596、602-613页。——编者注]。恩格斯还给这一章加了标题：《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他在1895年2月13日给理·费舍的信中说，这样 “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85页。——编者注]。在单行本中，前三章的标题改为：《从1848 年2月到1848年6月》;《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沿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采用了1895年版的标题。

这篇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由柯柏年翻译，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书名为《法兰西阶级斗争》。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卡·马克思

一、1848年的六月失败

[可以阅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斗争-Ⅰ | 精选好文——编者注]

二、1849年6月13日

[可以阅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斗争-Ⅱ | 精选好文——编者注]

三、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可以阅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斗争-Ⅲ | 精选好文——编者注]

四、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杂志[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该杂志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 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编者注]最后两期即第5-6期合刊所载《时评》中摘出来的。该文首先叙述了1847年在英国爆发的大规模商业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在1848年即已再度来临而在1849年势头更猛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遏止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有可能在此期间取得胜利。接着，文章在专门讲到法国时作了如下论述：)[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所写。——编者注]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尔豪森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了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7300万法郎(1492万英镑)。1849年11月2日，银行券流通额是48200万法郎，或1928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英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9600万法郎，或1984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以致到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 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2300万法郎，或500万英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论断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就免除了该行为银行券兑换现金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1848年5月2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 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5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蜕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蒲鲁东关于所谓“人民银行”的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提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 的《人民之声》报上，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编者注]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专门的银行限制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并且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 黄金的法令。实际上这种兑换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编者注]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拉芒什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低得多，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多。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多，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温度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 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促成了4月28日的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省也当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省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勾销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否定了为六月起义恢复名誉的做法；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次提名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来。由于对手的政策不坚决而壮起胆来的秩序党，为了同这种善意的提名相对抗，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个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亚·勒克莱尔是巴黎商人，他因以国民自卫军的身份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而获得荣誉勋章。恩格斯在《法国来信》一文中曾讽刺地称他为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编者注]，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刊 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使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得意忘形。山岳党心花怒放，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掀起一场再度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靠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宝座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17个卫戍 官[《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为卫戍官。——编者注]。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重冷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刊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必定会消灭所谓的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保全自己。所谓的革命报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这个临时性问题提交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 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作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

5月22日，人们以462票对227票的表决结果解决了这个临时性问题。有些人曾经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稳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突发奇想，要全国行动起来，并且是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而他们自己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决定的无限期推迟，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者的庄重冷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消耗了更多的能量。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危害深重的灾难。山岳党的演说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他们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却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后者不久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严厉得多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刊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规定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本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出票人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和特征。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时事评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廉价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讷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自诩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

在讨论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堕落到如此道德败坏的地步，竟然只是给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彩。

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指两份文件：一份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第6号的《山岳党告人民书》,另一份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该报第7号的《告人民书》。——编者注]，即两份赤贫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不得已的共和派[套用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编者注]这出喜剧，即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 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无休止的摩擦；秩序党经常面临分裂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经常重新结合；每一个集团都企图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相互的忌妒、仇恨、倾轧，常常剑拔弩张，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亲吻[拉摩勒特式的亲吻(Baiser Lamourette)指发生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议会议员安·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亲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于是，各敌对党派的代表彼此热情拥抱。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种虚伪的“兄弟般的亲吻”第二天就被遗忘了。——编者注]——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像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做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政府放弃了政权吗？波拿巴能同国民议会抗衡，不正是倚仗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这个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300万法郎作为酬劳。国民议会在剥夺绝大多数法国人选举权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胁的姿态，抬出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在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之后，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增加300万法郎，而只同意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国民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对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以后，它才作出这种让步。可见，这200多万实际上不是拨给波拿巴的，而是拨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掷给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而在讨论新闻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发行人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加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政府的报复行动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坏宪法的罪名追究几家正统派报纸的责任。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国民议会阻碍，希望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各个集团能够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议员能够谋求个人利益，也希望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给信任投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总统的印记。在议会休会期间由28名共和国道德卫士组成常设委员会[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须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25名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39人组成：常务局11人，庶务3人以及选举产生的委员25人。——编者注]，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立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几个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看来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两个王室的融合，而它们在斗争时打的旗号就是王室。报纸上登满了在圣伦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讨论的和解计划；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像他们的竞争者到圣伦纳兹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宫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共和国道德卫士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指所谓的《威斯巴登宣言》，是由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泰勒米受 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1850年8月30日在威斯巴登草拟的。宣言规定了正统派执政后将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 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由于以议员昂·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这一宜言在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论战。——编者注]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了会。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没有明确规定的君主制复辟；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乎宪法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派别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在各个集团之间以暴力一决胜负。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行政权一加强，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加强其共同的权力时，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手段，增加了他在决胜关头以暴力阻挠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反对秩序党时将不会与宪法的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正像秩序党在选举法问题上反对人民时不会与宪法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一样。他甚至有可能诉诸普选权来反对议会。总之，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会危及整个政治现状，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像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买卖、票据、婚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恶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质的原因，也理解错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来对抗前往圣伦纳兹和威斯巴登的拜谒。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这个人有什么魔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驿递马车大批装载十二月十日会[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于1850年11月表面上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编者注]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彩。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演说，或者宜称总统施政的座右铭是坚持共和主义的随和温顺的态度，或者宣称这一座右铭是坚持刚毅倔强的精神。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像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已经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了起来，于是他着手争取军队。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士兵。如果说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艰苦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么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urst”, “小丑”的原文是“Han swurst” 。—— 编者注]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与尚加尔涅之间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况且，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已经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成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这个亚历山大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可笑，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监视总统。他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份炫耀自己——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以越来越高傲的态度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的颁布会引发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到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办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招摇撞骗和不可思议的妄自尊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通过幻想产生的怪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的人，就足以把这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退休的将军 。

波拿巴很早就对尚加尔涅进行过报复，唆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在议会即将开会对这个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之前抢先采取行动，便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尔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主的得力助手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正是诺马耶在上次阅兵式上使全体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过。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将在不祥的征兆之下复会。但是，这将是杯水风波。从根本上说，旧戏必定还会继续演下去。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维护原则的勇士们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将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同样，尽管波拿巴提出了种种临时性的抗议，他也仍然会把这种延长任期当做国民议会的简单授权从它手里接受下来，因为仅仅由于缺钱，他就已经感到沮丧。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丢丑；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经济关系本身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使得所有这些互相抱怨的派别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钱财都落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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