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文献。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并说明了对同盟进行改组的必要性。

他们从德国当时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强调必须建立和保持独立的工人政党并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策略，工人政党在某些场合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但必须保持自己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

他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后只愿意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有限改革，根本不愿意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变革整个社会，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 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他们还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始终保持独立的武装，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都应予以回击;必须维护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这份文件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最初曾印成传单在同盟盟员中秘密散发。1851年这份文件被普鲁士警察查获，曾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隆日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上，后来又被警官卡·维尔穆特和威·施梯伯收入他们编写的《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1885年，这份文件经恩格斯校订，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这篇告同盟书的中译文曾发表在北京《政治生活》1924年第14期，译者署名葵;1939年延安解放社又发表了王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中译文。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兄弟们!

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 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下旬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

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编者注]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在各地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可以阅读共产党宣言 | 精选好文。——编者注]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当前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可是在同一个时候，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甚至渐渐地中止了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当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中央委员会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因此 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改组同盟。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 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编者注]使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穆尔格河战斗中阵亡。他的牺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资历最深、最积极和最可靠的成员，他参加过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6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重聚在伦敦，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再次精神焕发地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立即动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

兄弟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掌握统治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转过来对付工人。你们已经看到，这个预言已成为事实。1848年三月运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编者注]之后，资产者果然立即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同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最后甚至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它终究为自己保住了一些条件，假如革命运动现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在政府陷入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就可能使统治权逐渐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不会采取这种和平进程。相反，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 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以及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神圣同盟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编者注]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同国王协商”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把协商议会中的自由派称为协商派、妥协派等。1848年11月，在反革命势力进攻下，该派曾作出拒绝纳税的决议，但由于他们仅限于消极抵抗，最终国民议会于1848年12月5日被解散。——编者注]，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在迄今为止的运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点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即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编者注]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幻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这一派的代表是历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到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正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凡是在他们还能找到机会用立宪的办法追求自己目标的地方，如在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坚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此外，很明显，改变这个党派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派现在不得不反对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且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 。

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主要税负。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公共信用机构，颁布反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再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了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的乡镇制度。

此外，他们还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些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点。总之，他们希望用或多或少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所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做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做自身要求去争取的就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应当考虑，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

1.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2.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3.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大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了所向往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新沦为正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谋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边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同无产者缔结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采取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雷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猖狂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联合。一旦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正如历来的情况一样，将来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尽可能拖延行动，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种下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发生冲突期间和斗争刚结束时，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可恨的人物或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他们不仅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引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之外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在正式的新政府旁边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而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必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吞共同胜利的果实的党。

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以俱乐部的形式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中央委员会一有可能就迁往德国，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出旨在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一个设在运动中心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建立各个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联系，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部分工人摒除于选举之外。

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计算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本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听信民主派的空话，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这些空话，归根到底是为了蒙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种独立行动所必然取得的进展，同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相比，其重要性不知要大多少。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预先就会被消除掉。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就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会像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 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次，民主派或者将直接力争建立联邦共和国，或者，如果他们无法回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至少也将设法赋予各乡镇和各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他们不应当被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任何一个像德国这样还需要铲除那么多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那么多地方性和省区性痼习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和每个省设置新的障碍去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 ——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重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德国人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不得不为同一个前进步骤而独自去搏斗。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比现代私有制还要落后，并且到处都必然陷于解体而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使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裕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争执， 以及与国家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刁难工人的规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脚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器是由大革命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器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和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不可少的和 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的机关组成的，这些机关可以在共同的国家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的和地方的自治，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拿破仑在雾月 十八日政变刚刚结束以后，就急忙取消这种自治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可见，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正如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不同政治的和全国的中央集权相抵触一样，它也并不一定同自治州或乡镇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南德意志的所有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企图在德国把它奉为准则。”——编者注]。

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呢?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行，使它自己丧失威信，并把尽可能多的生产力、运输工具、工厂、铁路等等集中在国家手里。

2. 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提升，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税率逐级大幅度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可以确信，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与他们本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同步上演，因而第一幕的进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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