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为叁零柒编辑部“价值形式”系列读书会整理稿。读书会从今年四月开始持续到七月，共举办了六期，每期邀请一位主讲人，从《资本论》中最为困难的“价值形式问题”出发，从多种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探索。现将读书会内容整理为文章的形式，供大家通过文字身历现场，感受左翼思想的交锋与碰撞。
第一次读书会由Jazz担任主讲人，他从福格尔《资本的幽灵》出发，将理论与历史辩证结合，综合经济学史与资本主义史向大家介绍了经济模型与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勾画了一副宏观而不失关键细节的理论地图，为后续“价值形式”问题的切入提供了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与历史远景图。
这次读书会也在详实认真地介绍这本书籍的基础上，主讲人拓展了原创的思考：资本主义之后将会怎样，资本的”幽灵“是否仍然游荡？到底是像福山等人说的“历史终结”，还是尼克·兰德所谓的”未来已来”，还是第三条道路——左翼的出路何在？
《资本的幽灵》介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如同书名暗示的那样，一个资本的幽灵，或者说一个价值的幽灵，一直横亘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上空。正是这一抽象的幽灵，使资本成为自我实现的主体，并凌驾于物质交换过程，使资本主义真正成为抽象的统治。
福格尔主要梳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有两个线索，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控制。自然是贯穿所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的自然主义主题，而控制则是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如何控制市场中出现的偶然和风险。而每一理论都会遭遇各自的危机以及后续对其缺陷的重新反思。这两点就是本书的主要线索。
约瑟夫·福格尔(1957-)，德国金融资本、媒介理论研究者，也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在德国的主要引介者之一
01
第一模型：原始货殖理论
约瑟夫·福格尔开篇便提到塔勒布提出的概念——黑天鹅，其在经济学中指市场外部对经济金融市场有较大负面影响的、难以预测和偶然的事件。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有黑天鹅，直到18世纪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所以这一概念被用来形容经济学中稀少的事件。最近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如缅甸地震或新冠疫情，都对金融市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福格尔旋即提出，黑天鹅往往被之前的经济学家视为模型之外的偶然因素，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虽可能对市场造成重大影响，但不足以说明金融模型本身存在重大问题，需要被直接抛弃。但在随后的梳理过程中，他发现黑天鹅很可能是金融资本中的一个常见要素，所以贯穿整本书的问题便是：如果混乱是金融市场的常态，未来人们要如何面对金融市场以及如何构建相关的理论？
黑天鹅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概念，指对市场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难以预测的事件，如新冠疫情
1.1 经济/家政（Oikonomia）与货殖（Chrematistike）
接下来着重梳理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人们最早的西方金融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货殖理论，在货殖理论中已经出现了分裂。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金融和商业行为尚未普及，希腊社会也基本处于奴隶制，但后世商业行为的雏形，如债务等基本行为已经诞生，信贷的原型也已萌芽。亚里士多德希冀一种良好的、自然的商业行为，这种行为既与家庭生活、管理相关，也是城邦政治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这里存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城邦政治共同体规定了商业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相应的家庭管理和商业行为又是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希望的商业行为是仅以满足自身需要、弥补各自不足为目的的行为，也即真正符合自然的行为。
这种设想很快便遭遇了危机——放高利贷。在高利贷中，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货币的特殊性质——钱生钱，而这与他设想的符合自然的交易行为不同。在自然的交易行为中，交易的目的是获取所需商品物资以弥补自身不足，相应的手段则是使用货币去交换所需商品。商品完成交换后便消失在各自的使用中，不会再用于交换，因此自然的商业行为理应是消失在目的中的手段。但货币的特殊性质在于其自身的手段已经是交换，其目的是在交换之后仍能保持自身，也即保有继续进行交换的特性。在高利贷中，货币的手段变为目的，即获得更多的货币，这便是货币的增殖。在自然行为中，货币第一次展现出基于自然的反自然性，亚里士多德的货殖理论也在此处遭遇了分裂。
后世设想的良好商业行为，在城邦生活中实则难以得出。城邦中心生活要求良善、正义的行为，而放高利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则非常不正义。那么后续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应无法从城邦道德中得出。卡尔·波兰尼以及受世界体系论影响的柄谷行人，均认为商业行为不在城邦中心生发，而在城邦与城邦周围其他部落民及游牧民间的交流中产生。柄谷行人将产生于游牧民和定居民间的商业行为称为“定居后的游牧”，也既同真正的游牧相区别的德勒兹式的游牧（《附论：两种游动性》）。游牧民的行为，反而促进了商业的形成。
虽然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商业行为没有特别的发展，但亚里士多德及马克思对货币逻辑的批评已经可以从货币自身逻辑的展开中得出，不再需要额外引征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以逻辑形式展开的历史形式，这同样是理论遭遇分裂之处。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分裂。自然的行为是满足使用价值的行为，而仅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行为被亚里士多德视为非自然的行为。
1.2 西方中世纪的商品讨论及理论转向
货殖理论的分裂一直延续至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有关商品的讨论。而在中世纪后，随着原始积累的进一步进行，原始的货殖理论以及崇尚良善正义行为的金融观念显然已无法继续。这一时期人们提出的第二个模型便是经济人假设，其集大成者则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学上扭转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扭转欲望和放纵原先的堕落特征。将其视为积极的活动，以取代禁欲主义及经院哲学对市场的歧视。挥金如土、放高利贷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损害了道德的和谐秩序的行为，现在被重新解释为活力和创造的自然天性，这一过程可以说与原始积累同步发生。新产生的商人大量前往殖民地攫取资源，他们贪婪的性格为欧洲世界带去众多财富，所以原先的贪婪行为被扭转。
其次，在扭转贪婪天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和谐秩序。后来的经济学家将此描述为：新的市场秩序之所以能和谐运转，恰恰是因为人类具有缺陷。这些有缺陷的人类互相竞争，互相制衡，一个新的秩序便能从众人盲目的集体行动中重新涌现。目光短浅且贪婪的个人，若处于集体中，便能互相牵制，整个社会就朝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对于这新产生的秩序，经济学家也需要相应做出更严谨的解释和构造，而理论构造反过来又强化了人类混乱堕落的非理性行为的正当性。此时非理性行为和理性行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正因人类有缺陷，所以他们更适合通过一种自发的秩序被联系起来进行共同管理。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严格管控不再必要，市场秩序可以主导人们的社会活动。这一阶段经济学家思想的重点是任何人为的决策都没有市场自身的秩序高明。
02
第二模型：经济人假设
2.1 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容
经济人假设首先设想每个经济人都孤立且原子化。每个经济人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使自己受益，而不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即是经济人假设中经济人被设想的天性。所以经济人必定目光短浅，只能考虑眼前利益。这同无节制的放纵和不一定理性的行动方式相契合，也与对人类堕落天性的逆转刚好契合。经济人之间相互竞争，把孤立且原子化的个人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社会。经济人在此过程中攫取财富，但因为他们存在缺陷，便无法占有获取的全部资源，剩下的资源就分给了周遭。经济人攫取的过多利益，反而为社会带来了整体的福利，如此整个社会便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人的形象首先源自小说，而每一历史阶段的小说或多或少存在与金融市场的联系。
经济人最初的理想形象源自《鲁滨逊漂流记》。生活在岛屿上与世隔绝的鲁滨逊是经济人的最佳形象，岛屿本身也是市场的良好隐喻。设想A岛生产葡萄酒，B岛生产小麦，C岛生产衣服，岛屿间存在明确分工，且能互相满足不同的需要。岛屿间的交换达到了一种经济上的平衡，而在岛屿间流通的货币，也像汇聚于一个货币所处的小岛，在这个货币所处的器皿中，货币可以随意进出，维持经济市场的流通。
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但在亚当·斯密之前，经济人假设首先得到了重农学派的重视。重农学派将经济人假设和自身的自然主义倾向结合。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同样强调经济人假设中的若干特点，如经济人的缺陷使他们易于管理。
经济人遵循自然天性行动，而亚当·斯密为自然概念添加了科学特征。亚当·斯密除了是一名经济学家，同样对天文学抱有很大兴趣，也写过天文学相关的文章，所以他为经济学中的均衡加上了物理式的想象。当时，天文学范式认为不同行星环绕太阳在椭圆形轨道上稳定运行，这一类比契合了经济学的均衡。也正在此，自然科学首次被引入了经济学范式。科学还为经济学带来了另一好处——如果借助科学理论描述市场运行，那么市场将有机会被证明为可以预测。经济人的行动被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背后的秩序和规划所引导，整个社会朝和谐平稳的方向发展。
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人厌恶政府和外界干预，从他们自身的行为中就可以涌现出和谐法则，市场天然的自由秩序直接体现在商品本身的内在自然价格上。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的设想中，每个商品本身具有一个自然价格。在市场交换中，每个商品按内在的自然价格间的差异进行交换，市场价格虽然时有波动，但最终都会趋向自然价格。那么经济学中重要的“均衡”思想，从这时起正式诞生。
但好景不长，亚当·斯密设想的理想市场的田园时代马上就要迎来终结（虽然斯密本人没有看到）。田园时代仍然延续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自然和控制的线索。其一是对自然的想象。这一时期，自然主义和自然神并未被抛弃。原来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神是调控人们行动的道德和理想的正义行为，这一时期自然神变成了人类的经济行为，所以自然的概念发生了反转，原来不被视为自然主义之物，现在被视为自然。亚当·斯密还仿照神正论及科学成果，深化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思想中的自然概念。自然现在成为了“看不见的手”，而在过去，由神调控整体人类行为，所有行为的理由都应归结于神或上帝。神正论中不允许出现例外，也即不可能出现对神的亵渎或质疑。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理论中，相当于将神的位置让给了“看不见的手”，这一做法本身也十分自然，“看不见的手”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意外与上帝的形象契合。
其二是控制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过去被视为引发了城邦骚乱的堕落行为，以及经济人无意识的行为和自身缺陷，现在不被看作阻碍经济运行的因素，反而是经济赖以运转的基础。如此新的理论便实现了对之前脉络的继承。
2.2 经济人假设的崩溃与现代纸币
公民社会以及它依赖的市场田园想象即将被两场危机击碎。这便是1797年发生在法国和英国的两场危机。此时亚当斯密去世不久，英格兰银行便发生了暂停兑换黄金的危机。英格兰银行的形成也跟原始积累密不可分。17世纪后期起，英国与法国一直处于断续的战争中，争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英政府和王室，为应付连年战争，需筹措资金。1694年的军费开支十分庞大，为解燃眉之急，王室大肆查抄教堂及居民的金银珠宝、收集货币以筹措资源。股东出资加上查抄，在12天内便募集了一百二十万英镑。（威廉·佩特森(1745~1806)，筹措英镑建议的提出者）
显然120万英镑不能白白交予王室，为避免王室权力重新激起民众不满，威廉·佩特森（后来前往美国并为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英王室谋划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之一是成立英格兰银行，将120万英镑以贷款形式发放。银行和王室间存在两层关系，王室首先向银行借取120万英镑，银行再向市民借取120万英镑。王室承诺除许诺英格兰银行以特权外，还要每年付给英格兰银行8%的利息，直到还完120万英镑及连带利息为止。作为查抄的保值实物的替代品，英格兰银行发行了银行券，这就是后世银行发行的各种债券的雏形。
1797年，法国战舰对英国港口实现了封锁，传闻法国将攻入英国本土，同时伴有少许法国人登陆（虽然很快被击退），在市民中造成了极大恐慌。民众涌入英格兰银行挤兑黄金，而银行已发行了非常多银行券，过去的债务水涨船高，如果把所有的银行券全部换成黄金，英格兰银行必定无能为力。加之这一时期英格兰银行储备的黄金部分向法国政府外流，情况雪上加霜。这也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文化中。
这幅《针线街的老太太》的讽刺画，描述了当时王室及银行遭到的严重怀疑。左边的老太太象征英格兰王室及当时的公共信贷政策；右边的人物则是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老太太喊的是谋杀和强奸，表示小威廉·皮特的政策对英王室的重大打击。
《针线街的老太太》，该图仍可在英格兰银行的官网上查询
这场挤兑危机的化解同样依赖小威廉·皮特，他当时通过了英格兰银行的管制法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便是暂停银行券兑换黄金，同时宣布银行券和纸币不必再兑换为实体等价物，也即既不必兑换为黄金，也不必兑换为金属货币，只要持有银行券即可继续进行交易。这一举措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两天之内便化解了危机，同时使英国的证券市场小幅上涨。这项举措缓解了当时资金无法流通、商业行为无法进行的危机，纸币作为一个流动性较强的新货币被重新投入市场，使整个市场再次流动起来。
这一事件被视为金融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标志，首次标志着金融活动可以通过虚拟符号（在这里作为没有任何价值的纸币）进行，而不再需要与贵金属等具有实体价格的货币或金银珠宝联系在一起。而另一边的法国，情况则不容乐观。法国发行的“指券”是对法国大革命后发行的债券的称呼，也具有一定的纸币效用。同样在1797年，指券贬值非常严重，贬值95%，已与废纸无异。历任法国政府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最后直接宣布破产，把欠下的钱赖掉了。总之，法国政府只勉强还了三分之一的钱，这件事便翻了篇。
指券项目最初的发起人约翰·劳并非1790年代人，而是17世纪晚期人，但他的履历也不光彩。他于18世纪早期在法国发行纸币后，马上引起了通胀，但纸币政策却一直延续到了1797年的危机，这与英国的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奠定了后世金融经济中纸币的基础地位。
约翰·劳认为纸币发行者必须拥有与纸币对应的财产，也即指券或纸币必须和一定比例的实物财产挂钩，发行者拥有多少贵金属或金属货币，才能发行对应比例的指券，没有货币，便不允许发行指券。这与小威廉·皮特的措施非常不同，也正是约翰·劳的这一措施最终导致了法国的危机无法得到缓解。
此处有必要比较英法之间的货币措施有什么不同。相同之处在于，英国和法国均引入了虚拟化和货币化的商品，也即引入了没有任何价值的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象征符号，纸币可以执行等同于金属货币的即时支付功能，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功能。虽然在支付过程中纸币仍要以金属货币作为价值参照，但实际已基本绕开了金属货币，不再需要最后转换成金属货币以完成交易。这使得纸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原先的金属货币受到金属矿物价以及每年金属开采量的影响，这对铸币是限制条件，纸币则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条件。
其次，纸币自身毫无价值，如果纸币脱离了政府的担保，就完全是废纸。这就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商品从相对价值形式到一般等价物形式的最终转换。这也是货币现代化的特征，使得纸币具有与原先即时支付使用的货币不一样的特性。英法当时发行的纸币、债券及指券在今天都被称为信用货币，其他常见的信用货币包括如今的纸币、虚拟货币等，电子银行中的数字也归入信用货币的范畴。信用货币的流通必须要以机构或者国家银行的信用作为担保。
信用货币将买卖双方从物物交换中的买方和卖方的关系转化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借贷方卖出的商品便是其债券，同时拿到信用货币作为补偿，这些货币日后可以去银行兑换贵金属或金属货币，但也可能不换。
不同之处在于，法国的指券自始至终与金属货币强关联，而英国的纸币经过小威廉·皮特的操作已经基本脱钩。这使得英国当时的金融市场可以继续运转，而法国则难以为继。另外，法国政府当时的信用已摇摇欲坠，即使维持发行指券的信用也很困难，且指券并未与公共债务挂钩，不是一个面向全民的项目，因此指券在法国的接受程度不高。所以，英国的银行和王室虽遭受了质疑，但在法国舰队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是迅速恢复了信用。英国的纸币巩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而在法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动摇了社会。从小威廉·皮特和拿破仑各自对贵金属的态度中也可见一斑，他们都从对方的操作中看到了对方的失败。拿破仑是积极的贵金属储备者，小威廉·皮特则不是，结果是法国政府宣布破产，英国政府继续延续。
03
第三模型：信贷理论
3.1 信贷的特征
以上历史诞生了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代模型——信贷理论，其重心即是信用货币的二重性。信用货币是介于实体货币和虚拟符号之间的一种货币，可以说同时拥有实体货币的即时支付功能和虚拟符号的信贷功能，所以也同样具有支付手段和债券两种不同交易方式，是立即兑现和延迟兑现甚至不兑现的结合。纸币本身虽不具有自然价值，但由于其二重性，纸币的自然价值可通过纸币可兑换的金属货币的自然价值反映出来，所以其自身也是自然价值和无价值二重性的矛盾结合。
主讲人Jazz总结的信用货币的二重性与矛盾
最后，实体货币符合当时的自然法，而纸币不符合，所以纸币最初的推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但是很快纸币被认定为符合民法。具有二重性的信用货币，也属于马克思所描述的货币，具有使用价值的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具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也具备相对价值形式和一般等价形式的二重性。
信用货币在三重矛盾下展开：第一，纸币作为一种金融符号，具有怎样的象征力量，其象征货币、债券还是其他经济对象，如作为象征力量的金融衍生品？第二，如何确定纸币符号与实物等价物、保值物间的平衡，这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也即约翰·劳所称的“纸币与金属货币间的兑换比例是什么”？第三，信用是信用货币的重要特征之一，如何为其寻找一种法律上的担保？实体货币对于担保的要求实际上并不强，随着交易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币的交割也随之完成。但纸币如果缺乏担保，便会沦为真正的废纸。
信贷理论具有的特点，首当其冲的是不均衡的二重性。一方面纸币取代了金属货币，且在随后的演变中，两者逐渐无法区分；另一方面，与金属货币不同，纸币作为存单诞生，是对债务所有权的担保。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保持纸币的高流动性和交易的持续运转，那么纸币最好永远不要兑现。信用货币对金属货币的代表只有在放弃兑现的承诺下才能实现。虽然信用货币这一特性并不代表其真的不能兑换为金属货币或贵金属，但是这一过程最好永远不要发生。
信贷的另一特点便是对时间的预支，也即缺失保值实物下的兑换。这使得纸币的循环建立在信贷的无限延期上。买卖过程中，纸币间的交易相当于信贷交易。一个信贷产生了更多的信贷，每一支付行为都是对之前承诺的支付行为的支付。那么交易中最终的所有纸币兑换为黄金或金属货币的危机也就被推至无穷远的未来。在信贷理论支持者的理想设想中，只要信贷的循环能继续延伸，最终的挤兑危机理应永不发生。
这使整个经济系统从原先的负反馈系统转变为正反馈系统。原先的负反馈系统根据供需关系间的均衡进行调整，如商品价格上涨引起顾客购买行为的减少，进而引起商品堆积，反馈至卖家和市场后引起商品价格的下降，又导致顾客购买行为的增加。而正反馈则相反，如商品价格的上升被顾客群体判断为商品质量好的体现，进而引发抢购，反馈至卖家和市场后，伴随着商品数量的减少，商品的价格也随之上升，而这又引发了更多的购买行为。正反馈将在金融资本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信用货币在整个资本流通环节中产生了一种抽象的生产性。试想经济交易的历史，在信用货币中，钱生钱是被允许的且非常普遍的行为。债务或放贷逻辑上也与之相同。用债务偿还债务，每个债务都产生更多利息，产生的货币也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钱生钱行为。现实中可设想的最简单的钱生钱过程是把钱存入银行吃利息，相当于向银行放贷。金融通过相关的钱生钱过程变为正反馈系统。
同时资本的流通不断被加速，实际资本交易过程中所需的时间也被无限压缩。福格尔认为，从信贷开始，出现了生产与流通的分离，流通中的交换，现在等于对债务的出售。在这种交换中，可能不必涉及实物商品的交换，也不涉及最终的与金属货币或贵金属的通兑，甚至只凭承诺即可确立交易。资本的无限增值不需要完全依赖实物商品间的交换。以上种种在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限制中可见一斑。
马克思所说的“W-G-W”的循环，也即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在这里得到了终极发展。W-G-W的循环指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卖家售卖商品的同时买家使用货币交换商品，卖家利用售卖商品所得的货币购买所需的其他商品。而相反的G-W-G’的循环，等于使用当下买卖中用于交易的信用货币购买一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实物商品，以交换在未来可能交割的货币。信用货币本身的信贷特质变成了增殖的循环，原先作为中介形式的货币，现在将其中介形式转移至商品，而商品自身的存在可能在抽象中被抹去。
3.2 布雷顿森林插曲
伴随信贷理论，第二田园时代的曙光出现在市场的地平线上。虽然第一田园时代对于均衡的理想想象被1797年的危机粉碎，但是信贷又使经济学家重拾信心。在危机中发展的信贷理论依然延续了上一阶段的线索。首先，自然主义得以延续，但自然发生了转移。信用货币现在以自身、以之前存在的债务为担保，作为信贷理论的基础。所以原先对市场运行规则进行担保的自然神的先验形象转移至货币自身，也即货币占据了自然神之位，具有自然神和自然主义之属性。
其次，对不稳定因素的处理方法变为无限期推迟。虽然正反馈系统中风险和危机始终存在，但有办法推迟危机，只要信用货币继续交易流通，危机就不会到来，哪怕整个系统愈发失控。总之信贷理论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控制不稳定因素的新方法，这就是第二田园时代赖以建立的基础特征。十八世纪至20世纪后半叶，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第二田园时代的繁荣到来前，世界经济经历了一番波折。在小威廉·皮特宣布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后约十年，英格兰银行又重新开放了现金兑换和支付，当时的人们尚且不能完全信任信贷。而金本位的地位此后被不断拔高，最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得到了终极体现。
在是否要将贵金属和银行储备与纸币挂钩，作为货币体系平衡保障的争论中，最终建立了与金本位紧密相连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此后，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通兑再一次停止，金本位也被彻底废除，各类期货交易的迅速发展随之而来。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首要特征是所有货币主要以某一固定汇率与主导货币美元挂钩。美国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提倡者，为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的价值需要以固定比例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牙买加体系实行各国货币间采取浮动汇率的制度，黄金也从金本位退下，不再作为信用货币的保值物（但各国仍继续将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黄金有望成为一种纯粹的商品，不再与纸币或虚拟货币通兑。金本位能保持货币和黄金之间的基本平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假设之一，如果货币间的供应出现了波动，黄金就可代为补偿以稳定国际支付往来。此后，随着黄金非货币化的提出，期货和期权等新型金融衍生品开始发展，以对冲转型阶段中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
1944年7月1日到22日，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
3.3 弗里德曼与期货交易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前两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重要纲领——《货币需要期货市场》。文章的发表并非偶然，此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捕捉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先兆，于是委托弗里德曼代为起草，弗里德曼欣然接受，还在欧洲规划马歇尔计划时，他已在考虑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提出利用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为市场提供保险，也即货币或市场承担风险，并制定相关的货币理论及风险投机政策。金融衍生品流动性强，所以弗里德曼瞄准了全球支付能力首屈一指的美国，理所当然地将其变为了新理论的最佳实验田。（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与奥地利学派关系密切且同样臭名昭著）
现在人们需要正视被反复提及的期货与期权。期货构成了后世投机交易中的神话。贸易商之间的约定合同规定了交易双方必须履行的责任和权利，交易双方在未来按约定价格买入或卖出商品或履行相应权利。买入或卖出某种商品的交易合约称为期货；买入或卖出商品的权利则称为期权。期货和期权交易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不必立即执行，可推迟到未来进行。
期货投机的原理并不复杂，期货的自身性质并不首先针对现货交易，而是针对未来的商品。所以买家可在验收付款前倒卖其合同以赚取差价，卖家则可在确定盈利的前提下才生产商品，或者以低价购买商品代替生产商品等方式赚取差价。商业投机中，不拥有商品、也不期待拥有它的卖家，将其出售给同样不期待也不想要商品的买家。
期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虚拟化（虽然期货作为投机商品已具备虚拟资本的特征，但有时区分虚拟资本与投机资本或许是必要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希姆·塞潘斯基将后者称为涉及实物的支付承诺，也即商品化的货币，而前者则是用于完成金融交易的金融工具，参见其《21世纪金融资本论》）。过去的金融观念为限制金融衍生品潜在的风险（因为金融衍生品交易已经构成一种潜在的投机行为），要求交易中必须涉及实物交换。早在中世纪，荷兰就要求期货交易必须保证实物最终在场，否则便判定为非法投机行为。而期货的自身性质已经模糊了交易中实物的在场，如此规定难以约束期货。此后，美国政府则要求期货交易者必须具有明确买入或卖出商品的意图，若不具备真实可察的意图，交易便会被判定为投机行为。但交易者的意图或商品实物明显是金融衍生品交易环节中最无关紧要的东西，真实和虚拟间的区别已经模糊。货币也由此彻底摆脱了与物质的联系，正是由于实物的缺席，货币的概念最终得以完成。哲学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
投机资本和期货将时间推迟至未来的特性，回避了短期汇率波动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如此保障了市场均衡（但也存在短期金融衍生品）。交易双方事前商定交易价格，若认为价格不合适，便可放弃进行交易，那么短期内市场的风险对长期期货交易的影响则有限。虽然期货仍受未来商品价格不确定风险的威胁，造成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不符，但期货的投机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风险，所以投机是回避、对冲风险及维持市场均衡的手段之一。
3.4 BSM方程原理粗解
期货确实很好用，但还是太吃入场时机了，有没有更加简单好用的模型？有的兄弟，有的，这么好用的模型当然不止一个了。同样在1973年，Black-Scholes-Merton方程横空出世，标志着金融衍生品进入了数理化的新阶段。费希尔·布莱克（Fisher Black）、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构建并阐释了一个偏微分方程，设想该方程理应能准确预测未来价格走向。这一成果为他们赢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讽刺的是，在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斯科尔斯和默顿合伙创办的融资公司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倒闭，同时引发了美国史上第一轮针对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补助。
BSM方程（左）及其解析解（右）
BSM方程短时间内便作为华尔街交易期权的基准被采纳，为市场带来了巨大收益，此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约每五年翻一番，在世纪初就达到了100万亿美元，是当时消费品销售总额的三倍。至于衍生品交易是否涉及实物，已无从查证。
BSM方程中的标准差σ，代表标的资产回报的波动率，也即未来衍生品市场走向的波动率。虽不能得到未来股票的准确价格，但可获知其波动范围。金融交易所会为顾客发放一张表格，记载了BSM方程计算出的结果，交易者可以根据表格判断下一步的行动和市场走向。
（本节剩余内容可酌情选择阅读）：
δ对冲是BSM方程的基础之一：
Π = V - ΔS
对冲组合Π以一定数量股票ΔS（价格变动程度Δ与原资产价格S的乘积）抵消期权V的变化。如果未来股票亏损（等式中的-ΔS），则可通过期权中获得的利润弥补，这便是均衡思想在δ对冲中的应用。从δ对冲出发，到最终的BSM方程，还需使用伊藤引理和几何布朗运动。布朗运动公式为：
dS = Sdt + Sdz
带漂移项μ和扩散项σ的几何布朗运动公式为：
dS = μSdt + σSdz
μ表示布朗运动的趋势方向，同时代表股票期望年收益率，σ表示运动本身的波动程度。
伊藤过程可视为布朗运动的推广，布朗运动则是伊藤过程的特定形式：
dXₜ = μ(t, Xₜ)dt + σ(t, Xₜ)dBₜ
其中dBₜ表示对布朗运动的微分，而伊藤引理表示了任意伊藤过程的函数gt变化的微分形式，在BSM方程中，则是函数随时间变化的形式：
dgt = (∂g/∂t)(dt) + (∂g/∂x)(dXt) + 1/2(∂2g/∂x2)(dXt)2
由此可得BSM方程（详细解释略）：
dΠ = dV − ΔdS
dV = (∂V/∂t)(dt) + (∂V/∂S)(dS) + 1/2(σ2S2)(∂2V/∂S2)(dt)
dΠ = (∂V/∂t)(dt) + (∂V/∂S)(dS) + 1/2(σ2S2)(∂2V/∂S2)(dt) - ΔdS
假设Π短期内保持不变：
Δ = ∂V/∂S
dΠ = [∂V/∂t + 1/2(σ2S2)(∂2V/∂S2)]dt
考虑资产价值随时间以固定利率r增长：
dΠ = rΠdt
∂V/∂t + rS(∂V/∂S) + 1/2(σ2S2)(∂2V/∂S2) = rV
BSM方程依赖的几何布朗运动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斯科尔斯等人在路易·巴舍利耶（Louis Jean-Baptiste Alphonse Bachelier）1900年的论文《投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BSM方程。巴舍利耶利用随机游走/漫步研究股市，基本思想基于公平的价格必须使买方和卖方的预期回报相等，否则不公平交易会在市场的自然竞争中被淘汰，最后市场竞争中剩下的皆为比较公平的交易。但是20世纪初的市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巴舍利耶的思想，直到60年代才被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重新发掘。
巴舍利耶、随机游走与马尔可夫过程
高尔顿板是对一维随机游走的直观展示。从顶端下落的小球与凸出立柱碰撞，向左侧或右侧下落的概率各为50%。单个小球的运动轨迹和落点无法预测，落点可视为一维路径上小球偏离原点随机游走的距离，大量小球的整体行为却具有一定规律，小球的落点可看作服从正态分布，下落小球堆积形成的图像近似于正态分布曲线。下落小球数量越多，堆成的图像越接近正态分布。
化学实验中的布朗运动/维纳过程，与高尔顿板实验类似，可视为一维布朗运动的高维拓展。置入墨水中的花粉团，在周围墨水颗粒热运动的碰撞下，向不同方向随机移动，这便是二维或三维布朗运动。巴舍利耶早于爱因斯坦研究了这一过程，此后诺伯特·维纳（Nobert Wiener）给出了布朗运动的一般公式，后来数学家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马尔可夫过程。维纳过程中每一实例的独立增量（如布朗运动中花粉每一次碰撞后移动的路程长度），服从高斯分布（其他马尔可夫过程的增量服从其他分布）。
现假设一个二元一阶马尔可夫过程，小球在状态A和状态B之间随机改变的概率相等，转移矩阵表示小球从当前状态向下一状态转变的概率：
若小球处于A，下一时刻仍处于A的概率为0.5，向B变动的概率也为0.5。小球下一时刻的状态转移只与当前状态有关，与当前状态之前的状态无关，这是马尔可夫过程的重要性质——无记忆性/无后效性。同时，不同事件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随机过程。
BSM方程的马尔可夫性，意味着未来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完全且仅包含在当下市场信息中。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已反映了所有的信息，无论是所有交易者所需的信息或是可能的信息。未来的获利已在当下的价格中被付清。
3.5 均衡模式的转变与BSM方程在金融市场中的运用
BSM方程的马尔可夫性同样决定市场上的信息被利用后便失去作用，其他人无法继续利用相同信息进行投机，所有人的投机反而对冲了投机行为本身蕴含的风险。
随机游走决定股票价格随新信息的出现不断随机变动，每个人的套利机会均等，这为市场带来了无摩擦假设，即每一交易者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不具有成本，也不受其他任何事件影响，如此高效的交易又促进了整个市场的快速变化，形成了良好的反馈。对BSM方程的支持者萨缪尔森来说，掷骰子和其他选股方法具有同样的可行性。许多精明的交易者想尽办法在市场上抢占先机，但因市场价格的随机性，在高效市场的均衡中，获取暴利的行为相互中和。（对被动投资者来说，掷骰子的方法其实同其他选股方法具有同样的可信度 ——保罗·萨缪尔森）
从亚当·斯密处继承的老式均衡理论，将整个经济体系视为大型负反馈调节系统。为消除其中的非均衡因素，经济学家也要对其进行改造，他们不再关注现实，反而更关注现实可被理论塑造成何种样貌。
均衡系统实际需要政府的强制推进。虽然亚当·斯密并不支持政府介入，但政府介入事实上水到渠成。既然“看不见的手”和市场能占据自然神的位置，政府没有理由不能占据这一位置，只要政府宣称自身不是市场和人类天性的束缚者，而是它们的积极鼓励者。
必要时政府甚至可强制要求人类服从所谓的天性来推进市场形成，释放竞争本身蕴含的潜力。哈耶克的竞争理论实际并不关心竞争中的强弱对比和输赢，也不关心竞争结果，只关心竞争过程本身可否进行预测和理论建构，也即竞争过程可通过预测进行。竞争的潜力在赢家对输家的垄断中被释放。对他来说，没有明确目标的竞争才能更好实现均衡。
经济学的数理化原先仿照经典力学的确定性原则制定，以维持理论与数学公式的一致性。均衡理论不仅是数学产出的结果，也是制定公式的前提或公认的假设。
04
第四模型：新自由主义的有效市场假说
4.1 有效市场假说与第二田园时代
有效市场假说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应运而生，其与BSM方程特性的良好契合使二者共同脱颖而出。尤金·法玛（Eugene Francis Fama）是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者，市场有效性首先假设，市场向每个人开放所有信息，不存在交易成本，所有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信息的看法或对价格的接受程度全部相同。对BSM方程来说，则是股市的所有信息已经反映了未来的信息。
其次假设随机性将会带来均衡。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前一假设，高效市场中的所有信息反映在股价走势中，投资者也就不可能通过分析历史数据获得超额利润（但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分析更长期的数据），这是有效市场均衡的方式之一。第一田园时代业已崩溃，第二田园时代在BSM方程的基础上重新蓬勃发展。（尤金·法玛，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第二田园时代迈入了信息社会。在BSM方程操控的市场上，信息时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谁越快出手、越先得到全局信息，谁就能抢占先机套利。市场参与者对高速获取信息的追求使高频交易与超高频交易应运而生。金融资本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计算机及相关信息技术结合，可以说信息社会及其对速度的追求是金融理论实践的结果。信息设施成为了当前社会的基础设施和人们依赖的交往基础，就连信息也变成了一种可与货币交换的重要商品。
新理论的诞生令经济学家信心大增，迫不及待地宣称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社会中，只要将所有事物定价且获悉所有事物的价格，就可像预测期货市场一样评估社会生活中可能的各种风险。经济理论现在可以完美指导社会生活，如同神正论，新自然神通过福格尔提出的“经济正论”把一切事物商品化，再次使自身浮现。
4.2 历史的终结与生命政治
20世纪末，弗朗西斯·福山及其他历史终结论的支持者频繁引用市场均衡作为论据，认为市场均衡能带来一种最终的社会形态。在BSM方程的辅助下，未来的历史可在现在进行预测，不仅平衡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使全部未来变成同质化的未来，相当于直接取消未来。在金融业看来，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至少无法从市场的各类数据指标上看出。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此时结成了最终的联盟。人道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没搞定民主化，金融经济学家已认为经济民主化可提前进行。同为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James Shiller）始终提倡金融市场的民主化，也即金融市场享受的福利，要同样使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的人享受。他自大地认为金融行业可以一举解决社会主义者没有解决的问题。
自BSM方程提出起的70年代至90年代，市场虽有波折，但第二田园时代总体形势大好。亚里士多德遥远的货殖理论，也迎来了终结。货币增殖使货币与生命力和繁衍相连，从钱生钱行为可轻易得出货币具有的神秘化生命力的特征，二者的结合使货币具有了王权特质。虽然货币的充分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完成，但货币与封建很早便实现了结合。通过早期生命政治，货币的经济控制形式与王权的控制形式相结合，货币及其产生的利息是对占有货币子嗣的隐喻，也标志着家庭及资本主义中父权制的起源。男性帝王及一家之主占有了货币使用权与管理权。资本不断产生吸纳货币的特征与封建时代的特征、前资本主义的特征结合，将社会中的所有其他活动尽数吸纳，变为产生抽象价值的抽象活动。
实质吸纳过程实则隐去了活动本身的特质，资本发展为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在吸纳活劳动的同时也将它们虚拟化。这使得资本主义不能仅被看作一种在市场中进行的经济活动，必须具有与其他社会形式的紧密联系。福格尔的德勒兹背景使他与德勒兹基本保持一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产生抽象价值的社会，同时也必须是压迫的社会（但福格尔不像德勒兹那般强调资本主义直接的暴力性）。抽象劳动产生抽象价值的过程依赖某种利益核算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了社会分层，成为社会中压迫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隐去社会生活的同时，市场不再是由米歇尔·福柯描述的处在社会边缘的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居住在隔离地区的麻风病人操持的活动。市场现在成为了部署在整个社会内部的控制论回路，每一过程都可看到市场的影子。福柯所称的企业精神是劳动者自我治理的方式，每个劳动者都成为了企业家。福柯将劳动力的再生产看作劳动者对自身的投资，劳动者接受的教育以及对健康身体的保养成为了投入市场的资金。这导致了非物质劳动和不稳定劳动的增加，社会开始向后福特制迈进。资本主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强调，以及对资本神秘化的生命流的管控，终结了货殖理论。货殖理论的疑点在于经济行为和符合人类目的的自然行为间存在分裂，而现在经济行为不仅符合人类自然本性，也指导并调控人类行为，那么货殖理论理应走向终结（然而自然主义因素仍未消除）。现代生命政治（准确来说是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所称的生物政治）就此成型。
4.3 范式转变
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领域出现了范式转变，涉及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质疑。分形几何之父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ît Mandelbrot）根据分形几何的研究结果研究市场，形成了分形市场假说的雏形。他认为证券的收益率呈分型分布，股价走势曲线的整体结构与局部结构具有自相似性（雪花、海岸线和罗马花椰菜的结构都是自然中常见的分形结构），且市场对初始条件敏感，预测时间越长，预测结果越不可靠（虽然曼德勃罗对市场能否维持稳定抱有一定怀疑，但不影响人们将分形应用于预测金融市场）。黑天鹅概念的提出者塔勒布就与曼德勃罗展开了紧密合作。分形市场假说真正认为市场是一个混沌的正反馈系统，而非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的均衡的负反馈系统（虽然有效市场已展现了许多正反馈系统的特征）。
K线图是分形在经济学中的典型应用之一。K线图是将各种股票某一时间单位内的最高价、最低价等数值通过绘图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图形，人们根据相似的特殊区域或形态预测行情，K线图具有结构上的自相似性。
一定时期内美国股市K线图
同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提出的耗散理论也被经济学吸收。耗散理论与原先的均衡思想相反，认为随机涨落在远离平衡态时，可能从微观混乱运动中涌现出一种有规律、有序的运动；而在稳定状态下，一点轻微的扰动则可能使整个稳定状态迅速向不稳定方向发展。
非线性动力学的运用使新理论范式与有效市场假说有所区别，至少市场中肯定存在某些不可预测、不可管控的风险。即便在某些时间段内风险可管控，风险本身也总是不可避免。持续存在的风险对整个社会产生了相应影响，比如小说创作。
4.4 小说：金融市场的隐喻
《资本的幽灵》的另一关注点，在于金融市场与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化领域的紧密联系。中世纪欧洲小说中金融的典型意象之一是一个可以从中凭空变出钱财的神奇钱袋子。进入20世纪后，小说也随之进入后现代阶段，典型体现在唐·德里罗或托马斯·品钦等人的小说中，如唐·德里罗的《大都会》。
《大都会》以一位美国金融家一天内的轨迹展开。这位金融家自早上出门起，遭遇了一系列混乱状况——堵车、暴动、罢工，将他的整个生活轨迹越搅越乱。而在金融家夜晚返回住处时，随着股票市场突然的下跌，他的生命也戛然而止。“熵增”的主题贯穿托马斯·品钦的一系列小说，如《万有引力之虹》或《慢慢学》中的《熵》。情况随文字的进行越来越混乱，是他主要描述的主题。这些作品多使用拼贴技法，情节发展逐渐失控。这与资本主义和金融市场有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分析现代主义小说时，指出这类小说中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天意”（《重绘台北》）。天意在情节设置上的作用类似自然神，在现代主义小说中，不论是作者的安排，或是读者的阅读体验，均指向小说情节的因果关系，小说角色的行动具有前因后果。但在后现代小说中，人物行为和场景像是被随意放置在一起，已经失去了互相的联系。社会已从原来的稳定田园社会，转向如今的风险社会。
4.5 次贷危机与第二田园时代的崩盘
进入21世纪，全球即将迎来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对BSM方程或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来说，几乎不可能发生，但危机仍然以正反馈的形式发生了。
自90年代起，美国房地产价格一路攀升，市场融资因此不断扩大，进而引发各类全新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全新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又导致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上升。
资产债券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趋势。在房贷中，原先存在贷款买房的买家无法还款的风险，而该风险由买家一人承担。为分摊风险，企业把短期内难以回收的客户欠款（如房贷）打包成资产包，进行风险评估后转化成证券分散卖出。资产债券化可提前促进资金回笼，同时大大提高了市场流动性，信用违约掉期应运而生。
信用违约掉期与资产证券化分摊风险的逻辑基本一致。债权人面临着债务人可能无法还款的风险，金融机构便看准机会向债权人推销保险。只要债权人按期向金融机构缴纳保险，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金融机构代为补偿损失，信用违约掉期即是这样的保险机制。保险催生了大量实际无力偿还贷款的交易，类似的风险交易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多。
市场计价也促进了次贷危机的爆发。市场计价指投资和贷款循环中的资产和负债都按其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的价格定价，人们可通过公司股价推断公司拥有的市值，也可根据股价评估下一步投资。但在2006年前后，发生了第一起房屋所有者无力偿还债务的事件，人们感觉市场中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放弃了原先的投资，投资停滞导致证券化的住房贷款停止发行，引发了房地产的崩溃，房产价格进一步下跌。原先促进房地产繁荣的正反馈过程在风险中成为了导致2008年次贷危机和全球市场崩溃的正反馈过程。至此市场的繁荣或崩溃基本摆脱了与负反馈的联系。
05
尾声：未来已来 或 历史的终结？
田园时代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彻底结束。即使不借助最新的数学工具，早在60年代，海曼·明斯基（Hyman Philip Minsky）也提出了金融不稳定的假说，他认为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均衡思想以及有关市场的一切美好田园想象再也不可能继续。衍生品交易中存在着将时间无限延长的趋势。对抽象时间的无限延长始终受制于最终的交割日期。在信贷理论中，未来战胜了当下，时间从未来向现在入侵，金融市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尼克·兰德的右翼超信提供了灵感，而他物色的实现资本自动递归增殖的最新形式是区块链。
历史终结的预感笼罩在美学上空，复古未来主义与阈限空间勾起了怀旧与抑郁，这是马克·费舍谈论的“未来的缓慢取消”的根本经济来源（《我生命中的幽灵》）。
虚拟化的资本仿佛远离一切物质进程，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实际指资本流通，那么事实上拜物教并不等同于宗教信仰，而是指资本流通必须进行且必须不断强制流通的过程。货币拜物教最忠诚的使者可能不会表现出对货币的异常迷恋，精明的商人都明白，必须将货币投入市场才能实现增殖，而不能把货币攥在手中。任何拜物教都在否认信仰的前提下运行。
不确定性和风险最终将整个世界抛入混沌，这就是约瑟夫·福格尔《资本的幽灵》的核心。在一场由福格尔主持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辩论中，福格尔、罗伯特·库尔茨（德国价值批判小组代表人物）与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发表了各自对危机的看法（《米夏埃尔·海因里希与罗伯特·库尔茨的辩论》）。库尔茨是资本主义崩溃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肯定会带来一场大崩溃，不仅是金融领域的崩溃，也是整个社会的大灾难。海因里希不同意，他认为资本主义现在有能力吸纳其产生的经济危机，并从中恢复。
福格尔的观点与海因里希类似，他从德勒兹出发（“没有什么东西死于矛盾”），认为资本主义不会简单崩溃的原因是金融资本现在已同物质生产领域有较大的分离，仅仅发生在金融领域中的危机对物质生产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同样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如果当今金融资本已成为占主导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物质生产的扩大，那么任何经济危机都不可能与实体业全然无关。但同样需要抛弃某种危机必然摧毁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观点，除了阶级斗争的偶然，没有什么能为考虑后资本主义提供依据。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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