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 编 对若干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著作的评述(2)
5295.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8页。)
5296.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5297.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页。)
5298.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7页。)
5299.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1页。)
5300.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4页。)
5301.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5302.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4页。)
5303.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5304.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8页。)
5305.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5页。)
5306.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9页。)
5307.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1页。)
5308.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5309.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5310.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5311.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5312.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3页。)
5313.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5314.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页。)
5315.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5316.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9页。)
5317.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8页。)
5318.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9～210页。)
5319.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3页。)
5320.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它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5～226页。)
5321.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9页。)
5322.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7页。)
5323.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9~150页。)
5324.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页。)
5325.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6~357页。)
5326.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页。)
5327.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5328.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0页。)
5329.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612页。)
5330.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5331.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9页。)
533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5页。)
5333.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9页。)
5334.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6页。)
5335.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6～1037页。)
5336.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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