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一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史的发展与列宁的逻辑是统一的。然而，在战后的历史中能够继续证实列宁的理论的事实要比相反的事实少很多。历史的发展似乎脱离了列宁预言的轨迹，预言与现实似乎脱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回答历史，又不断地为历史所诘难，战后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向所有的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理论上讲，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列宁主义到底还灵不灵?

作者简介

房宁，男,1957年6月生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作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劳动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思考、探索时代新课题。作者本人近来还先后发表《政党政治与官僚政治》、《来自剥削的繁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社会功能》、《社会主义与人的需要》等数十篇论文。

第一章预言与现实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解释历史相当困难，预言未来更要冒极大风险。然而人类是有思想的物种，离开对历史的解释就无法认识现实;不去预测未来就会失去行动的方向。能够正确地解释历史并预言未来的便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把自古以来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科学。但是科学的真理又是相对的，它不断地回答历史，又不断地被历史所诘难。这就促使着人们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今世界是一个整体，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前途。80年代末期现实社会主义遭遇了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深深的低谷。在此情况下，科学地解释和预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然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依然发展而强大。这个理论与现实的“碰撞点”自然成为我们探索的逻辑起点。

一、马克思的历史性贡献

马克思是被公认的、19世纪以来世界最有影响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接受了历史的严格检验，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前进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

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曾经这样概括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历史价值，他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是因为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这一学说为人类提供了一张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地图”。对此前人一直未能做到，这正是马克思学说永久的价值所在。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的“两大发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总结马克思的生平，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继续指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这两项伟大的发现，前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后者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表现为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趋势。正是基于这两项科学发现，马克思发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伟大的预言。

规律性不等于现实性

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客观依据。从发展上看，只有合乎规律、合乎必然的事物才是现实的，或者说终将变为现实。但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并不等同于事物发展的现实性。现实性是事物发展的客观依据与具体条件的统一。具有客观依据，因而合乎必然性的潜在事物，只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变为现实。

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蕴藏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历史必然性会立即无条件地外化为社会的现实。事实上，革命导师马克思本人也未曾亲眼见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分析，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及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历史趋势所做的定性分析与描述，即论证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那里，我们知道了生产的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是“新社会的真实基础”。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达到什么程度就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或者说，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导致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临界点在哪里?马克思的学说并没有提供具体的答案，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也不可能解答这一问题。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现实性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时常困扰着历史的主体——实践中的人们，甚至也包括伟大的思想家们。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向全世界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马克思也一直期盼、等待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此不懈地努力奋斗。然而直到马克思的晚年，尽管其间发生过“六月事件”、“巴黎公社革命”，在当时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殊死的搏斗。马克思所瞩目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始终没有出现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高潮。

遗留的问题与方法

马克思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其中不仅包括他的思想成果，也包括他遗留的经过探索而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的生长点。进一步揭示生产社会化发展而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实现条件，就是马克思留给他的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的一项基本的理论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事实上马克思为后人解决这一问题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启示，尤其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是如此。马克思始终一贯地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辩证地分析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进程，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直到今天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与趋势时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首先，马克思认为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的决定力量，生产的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主义将要对资本主义实行的历史性替代确定为生产力发展的某种特定的水平之上，更不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指出：“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2]在这里大机器生产是生产社会化进程的一种标志，而且它只是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起点”，是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生产社会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的是可能性空间，至于到哪一点上实现社会主义，则还要取决于其它因素。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系统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两个思想，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生产方式的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是一个通过自身不断变革来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可以变化和调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变化和调节的极限是由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规定的，一旦超越了这个范围，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彻底消亡。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当中提出了上述思想，它为此后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可以认识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变动的。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再也无法进行，达到其极限时，资本主义才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何时被历史所淘汰，与其说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不如说更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其生产关系。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指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极限，但却从逻辑上揭示了这种极限的本质，为认识这种极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首先被列宁所发展，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二、列宁的探索和发展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他在理论上，初步解答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问题，创立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实践中他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从回答时代向马克思的学说发出的挑战，克服国际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危机”

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确立了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一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并且严重泛滥。当时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组织——第二国际的主要领袖和著名理论家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纷纷背离马克思的学说，鼓吹社会民主主义并企图用它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一场深刻的理论危机。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从根本上讲是来自于现实。自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发展和经济进步并未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到底还灵不灵?能不能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人阶级完成自己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使命?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的问题。但是，当时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并没有能从理论上正确解答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他们不能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继续探索解决马克思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只会重复马克思讲过的基本公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发生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未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水平，社会主义还不具备物质上的先决条件。[3]从而完全陷入了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之中。第二国际的领袖，如伯恩施坦等人依据这种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指导工人运动，提出了他的那个“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的公式——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4]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是所谓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实际上这种“运动”，淡化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实践中放弃工人阶级的原则立场。它是在发展生产、促进社会进步幌子下，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各国资产阶级合作，把各国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的道路。最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中的不少人公开站到了交战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官方立场上，与本国资产阶级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工人运动所唾弃，在道义上、政治上遭到了全面的破产。

从认识的角度看，第二国际的在政治上的破产根源于理论上的失落，而理论上的失落就在于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联系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列宁曾指出：“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他还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激烈的变化。”[5]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被用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它就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被教条化、庸俗化了，变成毫无生命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19世纪末那样一场“马克思主义危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教条化、庸俗化而产生的危机，是第二国际庸人们的危机。

只有发展才能坚持

从第二国际的失落与破产当中可以引出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如果只接受和重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命题，而并不了解怎样去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途径是什么，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接受就不牢靠，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和背离。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看，只有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列宁当年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经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6]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列宁才有可能解决时代的课题，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他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是列宁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在列宁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最具价值的成果。

帝国主义理论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孕育、形成的过程，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希法亭、卢森堡在内的许多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家、理论家都对此作出过贡献，然而科学的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是由列宁提出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直接的实践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迫使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考：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带来深重灾难的世界性战争?战争的性质是什么?这场战争对工人阶级的事业的意义是什么?列宁高度重视分析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一贯以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认识作为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关键。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指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估计到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7]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列宁集中研究了帝国主义问题，1916年6月列宁终于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写作，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研究和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运用大量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指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必然引起生产的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垄断。当垄断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时，资本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阶段，他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8]列宁认为：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一方面，金融资本主义是与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溶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区扩张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9]列宁还根据这两个基本的方面，描述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10]在此基础上，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在于，垄断组织生产的目的就是获得“垄断的高额利润”。

根据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和特征的研究，列宁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已有一些阐述，列宁结合帝国主义阶段经济运动的新特点，说明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列宁认为，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在帝国主义阶段上，由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和对垄断高额利润的追求，使发达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垄断资本能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和外国资本，迅速赶上和超过原来先进的国家，出现跳跃式的不平衡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列宁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放在了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并深刻揭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命运的关系。在帝国主义阶段，世界领土已经被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资本主义的跳跃性不平衡发展必然引发和激化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进而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会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工人阶级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最后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1]的结论。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理论是资本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它在两个方面加深了对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的认识，在这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

首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丰富了对生产社会化进程的认识，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放到世界经济范围内加以考察。马克思的学说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论证了生产社会化是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物质基础。列宁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说明“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12]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1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本质，即资本价值的增殖，分析了资本循环的全部过程。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抽象的经济过程进行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曾经准备对《资本论》尚未解决的经济理论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他在谈到这个研究计划时说：“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5)世界市场和危机。”[14]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他未能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来研究和描述资本的价值增殖问题。这个任务终于由列宁完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形成了。列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加注重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规律。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概括地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15]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由于国际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已经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周转和循环是通过世界市场体系来实现的。这样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就扩展到了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其次，列宁的理论指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极限，揭示了生产社会化发展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年—1858年)》中曾分析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限制，马克思讲了四个方面：其一，必要劳动时间为劳动力价值设置了界限;其二，剩余价值范围为剩余劳动时间设置了界限;其三，商品实现的必要性，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是资本价值生产的界限;其四，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资本应当按照自身规定的界限进行生产，但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绝对致富欲”和市场经济中极其激烈竞争，却驱使着资本不顾价值的限制而推动生产趋于无限发展。然而占居民多数的劳动者的支付能力要受到必要劳动的限制;生产出的产品要受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是资本价值生产的界限，这就必然要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普遍的价值丧失”——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破坏了资本增殖的条件，打断了资本循环的过程，表明了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对容纳它的生产关系的冲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反应，进行调节以修复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进行调整，包括销毁一部分过剩产品等等方法;当国内市场上进行的调整仍然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及带来的严重影响时，就转向世界市场，通过世界市场来克服国内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曾指出过：“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16]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越来越多地利用世界市场来进行调整。列宁充分地认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关系进行调节的新变化，以资本输出来说，列宁认为：资本输出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过度了”，国内已经没有“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了。而到了“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物，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17]

既然，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依赖世界市场来调整其生产关系以维持它的生存和发展。那么，世界市场，抑或更明确地说，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就对资本主义有了比起其原始积累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更加重要的意义。列宁曾指出，“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18]殖民地体系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调节其生产关系以适应和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得到控制而不至于从内部“炸毁”资本主义，日益取决于帝国主义宗主国以外的殖民地体系的状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扩大到全世界范围，以减弱自身的矛盾压力。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线”——殖民地体系的“减压”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殖民地体系在领土面积上是不能无限扩大的，当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殖民主义已经扩展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和利用世界市场进行自身的生产关系的调整的潜力也就到了尽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要在全世界的更广大的范围内展开对抗。它的最高形式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帝国主义各国为了争夺世界市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达到了自我调节其生产关系的极限，这样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经济条件就已经具备了，这里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临界线。由此，列宁非常明确地断言：“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19]

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极限，揭示了生产社会化发展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马克思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规范性的定性描述，转而开始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经验性的定量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水平之上。由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在理论上被克服了。而没有这种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危机”就不可能克服。列宁通过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在实践上，列宁的理论直接地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指导和依据。尽管在列宁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理解和接受，当时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在内的不少人都怀疑或反对列宁的理论，不相信列宁的预言能变为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列宁的理论与预言。在列宁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二年——1917年，当时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在俄国这个集合点上激化、爆发了，俄国出现了革命形势。列宁根据自己的理论，果断地抓住历史机遇，毅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列宁预言了历史，历史证实了预言。

三、新的历史课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使列宁主义取得到了初步的印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在欧、亚大陆凯歌行进，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初期形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列宁主义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和信仰，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与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比，战后初期的西方则是一派风雨飘摇，弥散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然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西方逐渐稳住了阵脚，恢复了生机，转而迅速发展;而东方的社会主义在全球进军的步伐却逐渐停顿下来，转攻为守，终于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对峙的僵持局面。从这时起，列宁主义遇上了新的历史课题。战后东、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冷战”、斗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遭受了重大挫折，陷入了空前的低潮之中。现实再一次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出了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还灵不灵?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按照列宁理论的预言走向全面崩溃、反而进一步发展?未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是什么?这是当代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必须回答的新的历史课题。

“东风压倒西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依然按照列宁理论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经过战争的浩劫帝国主义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又重新积累起来。1929年西方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这次为害甚烈的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矛盾再次激化起来，促使一部分西方国家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酝酿着新的一次更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后，西方列强企图将社会主义扼杀于摇篮之中，先后纠集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当时刚刚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人民奋起抗击帝国主义干涉，很快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巩固了红色政权之后，苏联迅速地治愈了战争的创伤，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俄国原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过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到十月革命胜利十年之后的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已在欧洲居第四位，列德、英、法之后，在世界上居第五位。再一个十年之后的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把德、英、法抛在后面。当时苏联工业生产在全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占13.7%，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皇俄国仅占2.6%。[20]从此苏联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随着帝国主义矛盾的积累和加剧，1939年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出现及其结果都再一次更有力地证实了列宁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局部灭亡，使得一大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9年10月，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德国东部，陆续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在亚洲，原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朝鲜、越南相继摆脱了长期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又迅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亚洲落后国家的胜利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用事实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新认识，使列宁主义取得了更为广泛地应用并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到1949年10月，在地球上出现了13个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国家，从易北河和亚德里亚海到太平洋西岸，从西伯利亚到南中国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到处飘扬。

与今天趾高气扬的西方不同，40多年前的西方一派凋蔽、处境十分困难。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战后初期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除美国以外，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受打击最为严重。联邦德国，也称西德是战后在原德国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约占战前德国领土的69.7%，人口的78.2%)。1946年，西德的工业生产只及战前1938年的22.9%，煤产量、钢产量和发电量分别下降到27.8%，11.3%和39.8%。战前的1938年，德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为10.3%，1947年这一比重竟下降到了0.5%。当时西德的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其艰苦。当年有人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1只盘子;每12年有1双鞋子;每50年有1套衣服;每5个孩子中间只有1个能用上自己的尿布;每3个德国人只有1个能有机会躺在棺材里埋葬。”[21]

另一个战败国日本情况也很悲惨。日本在战争中丧失了45%的国民财富，40%的城市建筑遭到破坏，近一半的工业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46年日本工矿业生产仅及战前1935年的26.4%。日本在战争中有646万人伤亡，其中120万人被夺去生命，并在美国轰炸下有2200万人失掉了家园。由于战争直接破坏，经济衰落、物资匮乏，日本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写道：“战后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国民衣衫褴褛，勒紧裤带，忍受着当时的艰苦生活，……。”[22]

欧洲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国和法国日子也不好过。英国在战争中也受了严重损失，战争结束时工业总产值比1938年减少了20%，战时英国死伤军民76万人，耗费了250亿英镑。战争还使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减少了四分之一，国外收入减少了30多亿英镑，外债却增加了23亿英镑，英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一去不复返了。法国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战时经济损失高达48930亿旧法郎(按1945年价格计算)，战争结束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大大下降，工业生产指数仅相当于战前1938年的50%。

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仅在物质上、经济上造成破坏，它也从精神上、道义上严重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使西方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资本主义自问世以来，一直用它那只“看不见的手”构筑其物质文明的大厦;同时它也用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建设其精神文明的大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而资产阶级国家正是实现人的个性的理想的政治形式。这种意识形态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在格林对于“共同善”的探索中，在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被庄严地论证和重复了多次。但是，资本主义世界残酷的现实打碎了卢梭、格林们编织起来的玫瑰色的梦幻。刚刚跨入20世纪门槛的资本主义在短短30年中就给人类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给人类以普遍的自由，反而让无数人丧失了生命;不仅没有实现“人性”，反而把人们变成互相残杀的野兽。在事实面前，西方知识界、思想界中流行着对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极度失望和厌恶的情绪，一些理论家、学者甚至打出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帜。当代美国政治学界的巨擘戴维·伊斯顿在战后著文《现代政治理论的衰落》，严厉指责西方的政治思想靠的是“一个世纪之交的思想寄生”，如今业已日趋衰落。著名学者贝尔在战后也愤愤写下《意识形态的终结》，断言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死路一条。

“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面对陷入物质、精神双重危机的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乐观。

西方的复苏和东、西对峙

在经历了战后最初的混乱和衰退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稳定住了下滑的经济，保持住了社会的基本安定。从战争结束的1945年到1950年是西方国家战后重建时期，到1950年大部分西方国家已经使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1974年，西方进入了战后经济快速增加的“黄金时期”。

带领战后西方经济复苏的“带头羊”是美国。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没有受到多少直接的军事打击，反而大发了战争之财。在战争刺激下，美国经济实力空前膨胀，发展成高踞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西方超级大国。战后初期，美国为了自身及整个西方的战略利益需要开始了大规模支持西欧、日本经济重建的计划。1947年美国提出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方案”(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大规模援助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同时提出一系列条件，加强对欧洲的经济介入和控制，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共向西欧支付了125亿美元。此外美国还向日本等国提供了援助，促进其战后重建。由于美国支援，西方战后重建获得了强大动力。见表1。

表1 美国非军事赠予和政府长期资本接受额，1946—1950年 (每年100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收支平衡》，表46。

在美国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经济开始复苏，其中以西德和日本两个战败国的复苏最为迅猛，被视“奇迹”。西德到1950年工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1936年的水平，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的2%。1950年以后，西德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按不变价格计算，在50年代，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9.2%，超过美、英、法，仅次于日本。见表2。

表2 5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不包括萨尔和西柏林。

资料来源：〔西德〕《1949—1963年阿登纳政府》威斯巴登弗兰茨·施泰纳出版有限公司1963年版第396页。
[日]《世界周报》1972年5月23日第79页。

50年代以后西德经济仍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50年西德国民生产总值绝对额为981亿马克，到1973年已增至9262亿马克，[23]即增长了8.4倍。1950年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为5.4%，1970年上升为7.5%，次于美国和日本，居西方第三位。

日本战后初期的恢复阶段要比西欧国家长一些，大约花了10年时间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整个工业以战时产量最高的1944年为100，1951年为62.1，1955年为98.8。1954—1955年日本又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和萧条，从1956年起日本开始了所谓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称：“我们正在面临着新的局势。以恢复为杠杆的成长已告结束。今后的成长将由现代化来支撑。”在这以后的近20年间，日本的工业迅速实现了现代化并维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55—1970年，日本的总投资增长了11.8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2倍，总消费增长了5.6倍。其中工业生产增长率常年保持了13%左右的高水平，长期在西方国家中居领先地位。7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经济大国。

除西德、日本以外，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战后的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英国在战后初期经济恢复较快，1947年底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45—1955年，英国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4.5%，1950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为322.3亿美元，在西方世界中次于美国(2.868亿美元)，居第二位。但到60年代相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发展的速度较慢，逐渐为西德、日本、法国等超过。法国战后的恢复也很快，到40年代末期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51—197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按1970年固定价格折成美元计算，年平均增长率为4.8%。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按时价和现行汇率计算为3.807亿美元，居西方世界的第四位。

从总体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实力比起战前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比1950年提高了180%，几乎是当年的3倍。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生产的东西，比在这之前四分之三世纪所生产的还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可比的时期都多好几倍。见表3。

表3 1820—1973年的长翘增长(年均增长率%)

*各国数字的算术平均。

资料来源：A.麦迪逊：《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第91页。

战后西方在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获得了基本稳定。战后初期，西方国家中工潮迭起，社会动荡，更大的忧患是一些国家中共产党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战后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在西欧资本主义的腹地不仅拥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而且各自掌握着武装。法共在1946年11月全国议会选举中得票28.8%，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战争结束时，法共还掌握25万(一说12.5万)游击队，意大利共产党有17万游击队。如此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及武装是战后西方内部政治上最大的威胁。但是，由于美、英在欧洲的驻军，“雅尔塔体系”的制约，以及法共、意共领导集团当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等等因素的直接作用，法共、意共等共产党组织并没能在欧洲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的进程。当时，法共、意共领导集团提出谋求建立所谓的“新的人民民主制度”[24]，并向资产阶级政府交出了武装，很快欧洲的工人运动走向了低落，法共、意共也走了下坡路。

西方的复苏遏制了社会主义进军的步伐。1949年10月以后，除去50年代末古巴革命胜利之外，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停顿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战略家便把视线转向对抗社会主义国家。1946年3月，邱吉尔访美在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呼吁英美合作，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苏联。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是冷战开始的标志，标志着西方结成资本主义的“神圣同盟”对抗社会主义。西方结盟首先是经济上的，经济联盟是整个西方联盟的基础。1949年美、英、法、西德、日本等15国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禁运。1957年法、西德、意、比、荷、卢等西欧六国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此后又不断扩大，至今已有12个成员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贸集团之一。1961年9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立了西方最大的国际经济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现有24个成员国。我们所说的“西方”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即是指这24个国家。西方国家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来组织和控制国际经济活动和世界市场，同社会主义展开全球经济竞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西方在经济联盟的基础上也建立了政治、军事联盟，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协调西方的战略利益。1949年4月，西方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共16个国家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成了西方最大的军事集团，长期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进行军事对峙。

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冷战”，社会主义国家也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加强了联系，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7年9月，在波兰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战后的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中指出：“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1949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了有苏联等6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促进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1955年以苏联为首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华沙条约》，建立了在欧洲对抗西方的军事联盟。虽然，战后的东西对峙中，社会主义国家也结成了一些政治、经济、军事的联盟，但无论从组织的范围、组织的紧密程度和活动的功效上，都相形见拙于西方。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没有形成稳固而持久的政治联盟，九国情报局成立两年后便再未召开过会议，到1956年终于解散。这种情况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对峙的斗争中最终遭受重大挫折有着必然的联系。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复苏和东西方两大经济、政治、军事集团的抗争以及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预示着战后世界历史走向的重大改变，这是对抗双方都始料未及的。

怎样认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实与理论的对照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差异。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25]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意味着这种历史性的过渡的临界点在于全面的垄断与殖民化，垄断资本主义将全世界瓜分完毕，将全世界都纳入资本的生产与循环的轨道中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导致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为维持和争取资本生产和流通的条件而进行的最高形式的斗争。而在现实性上，“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帝国主义战争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继续使用常规手段来调整其生产关系了;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的张力已达到了极限。所以，帝国主义才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本世纪上半叶，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爆发了两次世界性战争，都是西方各国为争夺势力范围、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的深刻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以昔日世界第一号殖民强国英国来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还拥有比其本土面积大150多倍的1300多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人口近4亿，相当于英国本国人口的9倍。这些殖民地几乎遍布世界，英国因而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然而英国的殖民大国的浮华荣耀早已烟消云散，除直布罗陀和香港及少数海外岛屿之外，英帝国过去的殖民地都已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已有80多个殖民地、保护国，取得了政治独立或彻底的解放，建立了民族国家。按照列宁理论的逻辑，世界的殖民化已经把资本主义送到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口，那么帝国主义世界殖民地体系彻底瓦解应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但是，现实并非如此。事实上丧失了绝大多数殖民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复苏、发展，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同社会主义全面对抗。经过40多年的斗争和较量，东西方对峙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原先已经占有全世界领土的四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一，工业品产量的三分之一的蒸蒸日上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社会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对峙中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有效的斗争，终于纷纷败下阵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和挫折。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巨大而强烈的反差是不容回避的，而如果我们正视它就必然首先从理论上作出解释和回答，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基本点上就无法立足，马列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因此，科学地探索与认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就成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关键性课题。

早在60年代，美国的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就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提出过中肯的批评，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过分满足于重复人所熟知的表述，仿佛自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或者最晚自从列宁的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新鲜的事情。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明重大的事态发展，有时甚至不能辨认它们的存在。30年代的大萧条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极端吻合的，这次大萧条的出现自然是大大加强了这种信念：同样的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大为惊奇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20年已经过去了，严重的萧条并未重新出现。对于我们了解所谓‘富裕社会’的某些主要特征——特别是它的造成私人的和公共的浪费的巨大能量，以及从这个制度的这种特点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曾作出重大的贡献。”[26]近30年过去了，他们的批评显得更加现实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有关的问题上毫无进取，但是毕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出现了理论上的停滞。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理论界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战后的发展问题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应该说目前在这一领域内的主要观点是由他们提出的，因此，当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时候必然要参考他们的观点，进而言之，应当把对他们的观点的分析与评价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1]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64页。

[3] 第二国际的著名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党的任务》一书中就系统地表述了这样的思想，详见该书第四章第一节“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先决条件”。

[4] 伯恩施坦在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个公式的。原文为“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5]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0页，第2卷第401页。

[6]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7][8][9][10][11] 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第808页，第737页。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40页。

[13] 《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14] 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9页。

[15]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734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5页。

[17][18][19] 《列宁选集》第2卷，第807页，第841页、第884页。

[20] 参见：《资本主义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43页。

[21] 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页。

[22] 参见：《世界经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册，第85页。

[23] 据《战后西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

[24] 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1946年11月18日对《泰晤士报》发表谈话中指出：“由于法国工人党可以立即建立一种‘新的人民民主制度’，法国可以避开俄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经历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

[2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41页。

[26]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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