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本章翻译：haissen 公民伯里克利 榴莲
原编者按
这一周巴别塔翻译组更新的是《阶级矩阵》第四章。这一章中奇伯试图论证如下一个命题：「强调阶级结构的客观性」不意味着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偶然性乃至于工人的能动性。
作者一方面指出，正是因为阶级结构对工人以及资本家的促进产生的制约，不同阶级结构上的群体是能动且有意识的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秩序；另一方面也认为，阶级结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发挥了制约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经济形态，比如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了阶级结构的制约；而更加文化与上层建筑的部分则更少，受到阶级构的制约，呈现出更为多样的结果。
不过这也是本书最为薄弱的一个部分。奇伯的论证思路其实存在两个潜在的问题。首先，奇伯对于阶级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处理可以说是非常僵化的：阶级结构对于能动性产生了制约作用，只一种单向的关系。这事实上延续了某种结构与反作用的传统命题，而忽视了吉登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解读——或者是更加吉登斯式社会学的观点。结构与能动很有可能是在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之下相互创造的。而当本书的作者只是单方面的强调积极结构，对于工人行动的制约作用时，他事实上走上了某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老路。因此，作者的观点难以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阶级斗争的策略行动怎样改造经济基础与实现社会革命。
而另一个问题则在于作者对于「相关于阶级结构的多样性」与「无关于阶级结构的多样性」两者之间过于简化的二分。作者笔下的前者是对应着自由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而后者则是多样化的文化、宗教、习俗等特征。作者师徒认为前者会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而后者则是阶级结构无法影响、完全自由的部分。这其实是不正确的，这两个部分在历史上一段是相互纠缠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虽然有的时候这种作用是间接发生的。比如说以作者喜欢举例子的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为例，客观的经济结构制约之下，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同盟创造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体制，而这当然会间接的影响教育体系、媒体制度等等，而这最终会对文化与社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种意义上，阶级结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但我们不必像作者那样做出僵化的区分，而是可以采用一种更加社会辩证法的观点——文化、阶级与经济等因素在一系列不对称的社会互动之中，不断再生产的自身，而在某些时刻发生革命性的突破。
本次更新为书中第四章“主体性，偶然性与其他”，以下为《阶级矩阵》已更新部分：
作者：维韦克·奇伯(Vivek Chibber)
原文：《阶级矩阵》(The Class Matrix)
第四章：主体性，偶然性与其他
前几章构建了一种相当严谨的资本主义及其阶级运动结构理论。在很多方面，这一理论与近年来社会理论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后者通常对结构性分析持怀疑态度。当然，我也试图在弱势群体所面临种种限制条件下，探讨政治能动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我们得到了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理论：一方面是结构性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者有意识的干预。更复杂的是，虽然我的论证始终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但我也努力承认文化在结构与能动维度中所起的作用。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这类理论如何应对文化转向所引发的一些元理论问题。正如引言中所述，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希望肯定社会中能动性的作用。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许多理论家认为，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不仅忽视了社会能动性，也无法给予其应有的重视。汤普森激烈而富有争议的论述方式对后续辩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有一种普遍看法：结构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实际的生活行为，因为这些理论将人简化为社会结构的承载者而已。既然人们像机器人一样遵从系统的指令行事，那么社会过程似乎就由不可抗拒的“规律”而非人类的自觉行动所支配。当然，由于这种方式将能动性降到最低，且强化了结构再生产的决定论色彩，这种理论似乎根本无法承认偶然性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更不用说解释了。而这又使得结构理论无法理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结构理论将社会景观简化为千篇一律的形态，而关注能动性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多样性。
对能动性的关注确实有其合理性。某些结构主义流派陷入了功能主义的误区，从而忽视了能动性问题。它们也确实淡化了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但这些更多是理论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非理论本身的缺陷。我认为，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的话，结构的阶级理论并不必然贬低意识选择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事实上，理解行动的结构定位是把握能动性内涵的关键前提。此外，我指出，只要调整得当，结构主义阶级理论能够区分那些受阶级结构强烈制约因而具有时间稳定性的社会现象，以及那些不受阶级结构影响的方面。换言之，结构主义理论的优点在于它能让我们认识到偶然性与多样性的存在之处，而非将其视为一切社会互动的固有特征。
4.1 重述
前几章的论述中，阶级结构展现出来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它表明，一旦这种结构确立起来——也就是当它取代了旧有的经济体系之后——就会给身处其中的行动者施加严格的约束。一方面，所有者为了在市场中生存下去，不得不采取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策略；另一方面，工人则被迫向这些机构提供劳动力，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工作。无论文化或地理环境如何，这些强制力及其带来的反应都是相近的。阶级结构并非受限于当地的价值观念，反而能将当地文化置于自身的支配之下。其中有两个重要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这一理论能够解释以下事实：资本主义无论在何处扎根都能产生大致相似的经济运行机制。微观层面的压力会引发种种反应，这些反应聚合起来形成系统层面的行为模式——马克思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而在现代术语中则被称为“宏观动态” (marco-dynamics)。该理论进而阐明：阶级结构正是形成资本主义独特的宏观动态——而非国家社会主义或更早的前资本主义的宏观动态——的根本原因。当然，关于这些宏观动态的具体内涵仍有争议。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与熊彼特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不同。但当前大多数经济框架都认同：无论系统的经济模式如何，其根源都在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以及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这一理论依然为真正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理论认为阶级结构本身是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相比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文化转向”理论，我的理论有所发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意识到阶级结构的稳定作用，但未能对其进行系统理论阐释。他们更关注阶级统治怎样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从而强化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自我毁灭的观点。新左派将这一结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错误地认为文化的力量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我认为，资本主义稳定的根本来源在于阶级结构本身。一旦劳动力成为无产者，不得不为生存而寻求工作，他们就会接受这一制度——这不出于意识形态的驱使，而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受“经济关系的强制力”所支配。这种强制力不仅使他们融入就业关系，还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个体化谈判策略而非集体行动。但选择个体策略的行为反而会强化雇主的支配地位，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一对一的对峙中，雇主总是占上风。只有当所有阻碍集体行动的障碍被消除后，工人阶级才能团结起来进行抵抗——而这只是例外，而非常态。因此，这种制度更倾向于政治稳定，而非革命。
4.2 行动者与自动机
这种论调必然会引发警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近来，理论家们对那些过分强调结构性力量的理论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威廉·休厄尔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
社会科学论述中，结构往往被描绘成不受人类能动性影响的实体，它们独立于那些构成社会生活表象的种种努力与有目的的行为而存在，又决定着这些行为的本质形态。陷入这种未经审视的结构隐喻的社会科学，往往会将行动者简化为被精心编程的自动机器(automaton)。
有几个例子可以印证休厄尔的担忧。最明显的当属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式的世界中，各种社会结构因其对整体系统的功能性而得以延续，而行动者则被社会化地纳入特定角色中，并或多或少自动接受这些角色。而与之一脉相承的是路易·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理论，他将经济行动者描述为“支撑者” (trager)——从字面上看，就是社会结构的承载者。需要为阿尔都塞辩护的是，他将经济行动者视为“支撑者”的描述，其实是为了契合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表述方式。某种程度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马克思常常使用黑格尔式的表达方式，让各种社会结构仿佛具有自主意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将资本描述为“自我增值”的实体，仿佛资本本身具有主观意图。不过，虽然马克思的表述如此，但这种结构本身的逻辑其实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即便马克思本人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在阿尔都塞的体系中，这一缺陷却被刻意夸大为一种“优点”，马克思论证中的修辞瑕疵也被转化为解释原则。因此，不论人们对E.P.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所提出的激烈批评有何看法，他对阿尔都塞理论框架的愤慨都是可以理解的。对这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各种社会结构似乎确实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以，有充分的理由指责结构性理论会忽视人的能动性。但问题在于：它们真的一定会如此吗?
“能动性”(agency)是一个用来描述人类干预周围世界方式的概念。其特点在于这种干预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而非出于动物本能或单纯的习惯。将能动性视为社会结果的成因，意味着该结果不仅是人类干预的产物，而且是出于特定目标而实施的干预的结果。不过，实际产生的结果可能与预期不符——非预期后果完全符合对能动性的合理理解。这种情况下，分析者应探讨由能动性干预引发的事件链为何会偏离预期方向。但无论是否出于初衷，承认能动性本质上要求我们将“行为者的行动”与“其背后的动机”联系起来。
既然如此，结构理论不必压制社会能动性的作用。而挑战在于阐明结构是如何为相关行为提供动因的。换言之，结构之所以具有因果关联性，并非因为它们将行动者变成机械傀儡，而是因为它们影响着行动者关于如何干预世界的思考方式。结构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它们构成了行动者在与外界互动时必须考虑的一部分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会因其对结构中个体的影响而使某种行动方式比另一种更具吸引力。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行动者的选择源于结构的影响——由此证明结构因其对行动者思维的制约作用而重要——那就并非压制了他们的能动性。相反，这正是对能动性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一种更完整的阐释。
请看我在论述阶级结构时的论述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我认为，一旦阶级结构形成，它就会趋向稳定而非崩溃。阶级结构会自我复制。这听起来似乎又回到了帕森斯所描述的“系统自我维持”的世界。但我的论证逻辑截然不同：这种结构的自我复制并非因为其将行动者变成机械傀儡，而是因为它为行动者提供了遵循其规则的合理理由。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为工人提供了多种与经济福利相关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服从劳动力市场规则，也可以选择拒绝。但这些选择都伴随着后果。工人之所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接受雇主的支配，是因为他们认为另选方案并不明智。帕森斯的理论体系中，行动者的行为要么源于社会化的驱使，要么因为系统的功能要求取代了他们的自主决策。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我所阐述的论点中，即便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求行动者拒绝某种策略，其仍会选择实施该策略，因为他们正在主动权衡各种可行选项。
若人们之所以屈从于结构的支配是因为缺乏能动性，这种制度其实很容易崩溃。假设工人接受雇主的权威，是因为他们如同“自动机”一般被“程序”所驱使。他们遵守规则、按指示行事，是因为天真地相信统治群体对世界的描述。若真是如此，只需向他们阐明真相即可——说明他们如何因现有结构而受到损害，组建集体行动组织会对他们有何益处，以及在另一种制度下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等等。当然，这需要时间，因为工人接受了半生的宣传影响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起初他们可能会怀疑甚至排斥这些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工人清楚了现状、意识到自身所受的伤害后，就能重新建立起有效的能动性。到那时，他们便有能力考虑反抗结构要求的选项了。既然假设他们服从现有结构的原因是出于对所扮演角色的内化，而非经过权衡后的选择，那么一旦他们了解到真相，就很有可能拒绝再履行以往被期望的角色。他们极有可能发起有组织的抵抗，从而显著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事实上，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员工绝不会只因为有人向他们解释了雇主权力的危害就同意采取集体行动。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是机械执行命令的机器人，而是因为他们对自身的经济弱势状况有相当准确的认知。这使他们倾向于谨慎行事。比起集体策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个人主义策略：因为尽管成功的集体行动可能带来的好处多于个人行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集体行动所涉及的风险与成本过高。换句话说，他们遵守规则是因为阶级结构为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合理理由”。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的处境所带来的弊端，但又担心挑战雇主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劳工组织化的工作如此艰难——因为员工并非盲目服从规则。正因如此，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营造出反抗、信任、奉献的精神风貌，以及挑战雇主权力所需的坚强决心，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劳动者有充分的理由去遵守他们赖以生活的规则。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首先，我们的选择并非仅在结构理论与自愿主义理论之间进行，而是要在两种结构理论之间做出抉择——“功能主义结构理论”与“因果结构理论”。当休厄尔指责结构理论压制了人的能动性时，他实际上错误地将目光局限在了某种特定的结构分析方式上。只有在我们假定所有结构理论都必须采用功能主义形式时，他的反对意见才有道理。而如果真是如此，他对这种分析方式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但一旦我们认识到结构理论也可以用因果逻辑来表述，这些担忧就显得毫无根据了。事实上，当行为主体确实受到结构性约束而不得不制定策略来应对这些约束时，结构理论非但不会抹杀人的能动性，反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能动性。
其次，这一分析使我们能够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重新审视决定论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是因为行动主体是清醒地接受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而非像自动机器般被动行事。但换言之，这种看似完全由决定论支配的过程——即社会关系在时间推移中持续、可预测的再生产——实际上是充分发挥了的能动性的结果。每天，劳动者起床上班、主动寻找工作或谋求职业晋升，而雇主则致力于调配劳动力、推销产品、同竞争对手竞争等等。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自身所处约束与需求之下，这样做才是合理的。而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强烈的动力、创造力、想象力和决心——这些都是能动性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寻找工作、在竞争环境中保住职位，还是推销产品并在战场一般的产品市场中取胜，都绝非自动或被动的行为。这意味着，一个结果具有高度确定性的结构性过程，实际上是由社会能动性的主动介入下生成的。
一旦承认了结构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就不必再担心在尊重能动性的前提下就必须对决定论观点保持怀疑。结构性理论与决定论完全可以与人类的自主选择相兼容。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摒弃那种将能动性与偶然性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前的讨论中几乎成了正统看法。能动性既存在于决定性进程中，也存在于偶然性进程中；二者的区别在于人的主观行为与背景条件之间的关联方式。在决定论解释中，背景条件本身就是行为产生的原因，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行为人采取某种行动。而当这些条件对行为没有因果影响时，我们可以认为该行为是相对于这些条件而言的偶然事件——因为这些条件与行为人的行为并无因果关联，所以行为才显得具有偶然性。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能动性的体现：一种情况下，行为主体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受结构制约的行动方式；另一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动机与结构因素无关。因此，我们不应轻易否定决定论，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可实证的问题——即考察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是否确实具有决定性特征，因为许多社会过程确实如此。如果我们确认其具有决定性，便可进一步分析结构是如何通过形成促使行为主体选择预期行动方式的动机，从而产生这些决定性结果的。
4.3偶然性太少？
在这一小节我们会更加审慎地阐释一个结构性社会理论是如何容纳社会偶然性。我们往往会听到前者不可能容纳后者之类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声音因理论传统而异，然而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近期最常用的做法采用一些习语来批评这一观点。因此，我们发现会有一些关于“宏大叙事”是否恶意同化了社会景观的争议。正如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所讲，他们总是忽略了社会生活中“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其主要观点认为这些宏大叙事声称社会结构的无孔不入，以至于这些叙事根本没有空间去探讨谈论社会上的差异、本地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不同文化间差异等等。一切事物都必须经过这个结构，而不可能脱离结构逻辑，整个结构的因果力量会使社会景观逐渐趋同；即便确实存在一些变化，也是暂时性的。即便是社会发生了变化，一些行为在一定时间内脱离社会结构的运行轨道。但只要时间足够长，这些顽强抵抗的社会行动最终还是会回到整体结构的掌控之中。
有关多元性的批评往往呼吁人们要学会欣赏社会生活中的偶然性，同时这也是一则警告：任何将各类社会制度归因于单一或少数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理论，都不太可能经得起严格的审视，因此这些批评反对诸如“整体化叙事”也无可厚非。虽然资本主义很明显已经蔓延至全球每个角落，但尚未溶解民族文化；尽管理论家们从各种维度聚焦社会实践的趋同现象，但各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在经济和整体文化组织方式上仍存在显著差异。那么这样就产生了以下问题：笔者所为之辩护的结构性阶级理论能否接受持续存在的社会异质性?或者说，这个理论是否必须坚持这种总体化叙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如同洪水猛兽般吞噬并同化整体区域与文化?
外部异质性
回望结构性阶级理论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比较普遍的解释是：经济关系处于基础位置，而其他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经济性事物决定其他一切非经济性事物，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社会偶然性则毫无意义。经济基础正是那令批评者深感忧虑的洪水猛兽——它碾压所有其他社会关系，并将其纳入自身的逻辑体系之中。不出意外，大多数对这个理论的阐释都逐渐缩小其概括性，因为其基本主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一个结构性阶级理论的主张从不需要做到绝对的合情合理，它不需要承诺一个“整体化”的理论。回到我们第一章的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社会结构通过文化来运行，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一旦阶级结构形成，其再生产就不会因某些人可能“未能理解其要求”而受到威胁。这些人当然需要理解什么是工薪阶层或成为资本家，只是，他们需要去做的理解性工作太少了，而且几乎可以确保成功。所有工薪阶层都知道，自己要找到工作且确保自己不被开除需要做什么；所有资本家都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才能维持运营。若他们的社会化无法满足自身所需，则只要他们还处在社会结构当中，就有充分的理由去调整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以适应实践活动。无法在劳动力市场站稳脚跟的工薪阶层也必须调整立场，除非他们找到了别的赚钱方法——只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工薪阶层了。因此，只要一个人事实上还是工薪阶层，不管他们接受的规范准则是什么，他们即使不愿意也得去满足成为工薪阶层的需求。当然，他们会找到各种方式来抵制雇佣关系的条款。但那只是结构内部的冲突；这预设了他们对该结构的参与，因而也预设了对其基本规则的默许，即使他们努力在其中改善自己的处境。资本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看起来似乎是在支持后殖民批评家的指控，即资本主义同质化了周围的文化。我的主张似乎在说，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会遇到无数多样的文化，但随后将它们置于自身的逻辑之下。这似乎是在复活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非经济制度内容的论断。但我提出的主张没那么雄心勃勃——阶级结构独立于文化，但并不决定文化。这确实要求它具有颠覆周围文化某些方面的力量——但不是全部。它仅要求阶级结构改造并支配那些阻碍或干扰行动者参与其中的意义指向的组成部分。再次考虑一个最近无产阶级化的工资劳动者的例子。他生于特定的世界观，遵守某些宗教实践，有自己的烹饪偏好，遵循与同伴交往的特定规范，等等。这些将反映他生于其中的更广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因地区而异。现在假设他被投入劳动力市场，被迫寻找工作以维持生计。在我提供的理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要求他的整个世界观和符号宇宙都被重写成与曼彻斯特或底特律工人相同的代码——这种想法隐含在阶级结构完全决定文化、从而趋向于同质化各种文化的观点之中。该理论所预测的仅仅是，他会调整那些妨碍他保住工作的文化成分：也许是他宗教信仰的某些部分、社会惯例、睡眠习惯，等等。而他其余的习惯、规范和期望则可以保持不变。资本家也是如此。他的符号宇宙中唯一感受到压力的组成部分，是那些与他管理劳动和获利的能力相关的部分。当我们放大尺度，考虑对整个区域的影响时，这意味着其更广泛文化的许多部分可能根本感受不到改变的压力，并可能照旧延续下去。
请注意，这种对结构与偶然性关系的阐释，完全符合我在前一节最后一段中的论证。我在那里提出，如果概念得当，决定论与偶然性都是社会能动性的实例。它们的区别在于：在一种情况下，结构为行动者提供了遵循规律性、重复性行动的理由，这些行动汇聚成社会模式；在另一种情况下，结构并未提供类似的行动理由，因此难以预测行动者会采取何种行动，从而使该行动相对于结构而言具有偶然性。因此，作为一个工人，会使处于该位置的行动者以高度可预测和规律的方式做出某些选择——比如寻找工作并努力保住它——但不会在其他领域产生同样具有强制力的理由，比如他在找工作时应该坚持哪种宗教信仰。阶级结构与前者具有决定论关系，而与后者则具有相当偶然的关系。但这两种选择都是能动性的体现。
这反过来又表明，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加，可以留下相当大范围的当地文化不变。当地宗教的许多方面会照旧延续；与经济再生产无涉的社会风俗将继续存在；只要不妨碍经济再生产，涉及无数实践的法律原则也会照旧不变。由此可以推出，即便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它也能够支撑起巨大的社会多样性。我们可以坚持一种涵盖广泛的资本主义扩张及其内在趋势的“宏大叙事”——其宏观动态及其释放的社会对抗——而无需赋予其总体化的驱动力。不同国家可以完全资本主义化，但仍然保有实质性的文化差异。如果国家形成是在一个极其异质的社会图景上进行的，那么一国内部也可能存在巨大的区域多样性。一个民族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吸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同时，仍维持着众多的地方文化、仪式、政治制度等等，正如这些差异跨越国界而持续存在一样。如今，政治和文化矩阵中究竟有多少必须改变，变成了一个更加偶然的问题，这取决于这些制度如何与阶级结构的要求互动并对其产生影响。一些地区可能会经历其继承下来的文化实践的彻底革命，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只需做出微小的调整。
这种对阶级结构与其他非经济制度之间关系的阐释，其野心远小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结构变革力量的这种更为受限的主张，其开创性工作来自柯恩G. A. 在其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中。柯恩对比了两种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雄心勃勃的那种，声称经济基础具有广泛的因果支配地位；以及一种更为谨慎的版本，它只假定基础会改造那些妨碍它的周围制度。后一种版本他称之为受限的历史唯物主义。我所辩护的阶级结构观，可以视为对该理论的阐述。它仅在两点上有所不同。
首先，它阐明了该理论的微观基础。科恩虽然主张阶级的经济逻辑会淘汰那些顽固的制度，但他对选择机制并不完全清楚。他预测，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观念会被淘汰，而那些与持续发展相一致的观念则会得到维持。但他没有解释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的。这与科恩对功能解释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便它没有解释两个现象之间的某种功能关系是如何维持的，功能解释仍然是一种可行的解释策略。对机制的阐述有助于充实解释，但对于解释的可行性并非必不可少。我所提供的论证确实提供了一种机制——它是由结构所规定的、试图维持自身经济生存能力的阶级行动者。当然，这与科恩的论证完全一致，因为他明确假定行动者不仅在最低限度的形式意义上是理性的，而且在实质意义上也是理性的，因为他们寻求改善自己的福祉。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我的阐述对选择过程的宏观经济效果持不可知态度。在科恩看来，被淘汰的文化成分是那些阻碍增长的部分。这是关于观念对经济生产率影响的论断。在他的阐述中，那些通过选择过程而存留下来的文化成分，应被假定为有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被过滤掉的则是那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成分。我的论证将观念的存续基础不是放在它们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影响上，而是放在个体阶级行动者的经济生存能力上。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行动者可以在不对社会总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的情况下，维护自身的个体经济地位。事实上，他们可以以牺牲后者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例如，在封建阶级结构中，领主们能够在生产力连续数十年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仍然维持其个体经济地位。因此，选择并不是针对那些妨碍社会经济福利的观念，而是针对那些妨碍个体阶级行动者福利的观念。而个体阶级行动者常常能在没有产生正外部性的情况下，长期维持其地位。
内部异质性
到目前为止，上述论证将社会异质性的来源置于非经济制度之中。不同资本主义区域之间的差异，源于那些超出阶级结构经济逻辑影响范围的观念和实践的持续存在。换言之，多样性来自于因果上独立于阶级的现象。表达这一观点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外生性的概念。科学家们常将超出某一因果动态影响范围的现象描述为对该动态而言是外生的；反之，那些以某种方式受到这些原因约束或影响的现象，则被描述为对该动态而言是内生的。因此，沿用这一术语，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一个来源在于，塑造许多社会现象的力量对阶级结构的动态而言是外生的。它们超出了其影响范围，因此，它们的演化故事相对于阶级结构自身的演变而言是偶然的。
这不是说，阶级结构影响之外的制度就没有自身的因果历史。这些现象——规范、政治制度、审美偏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只是阶级不在其中而已。经济结构的影响范围因此是有限的，阶级分析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去探究这种影响的实际边界。它延伸到政治或意识形态制度的哪个层面?哪些组成部分被纳入其逻辑之下?那些仍在其范围之外的部分，将拥有自身的因果历史。它们并非不确定——它们只是不由阶级结构决定。或者换种说法，它们并非纯粹偶然，而只是相对于阶级结构而言是偶然的。因此，将会有其他的研究议程，试图通过追溯这些制度自身的因果历史(其中大部分将独立于经济力量)来解释它们是如何演化的。
这似乎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多样性程度取决于有多少因素相对于阶级结构而外生地运作。而这又暗示，对于阶级结构而言是内生的东西相对而言是同质的——社会经济基础内部存在高度的制度与文化趋同。所有与经济实践相关的事物都会趋向于相同的形式，而那些超出其影响范围的事物则会以其纷繁多样之态持续存在。因此，我们会预期，在每个区域，经济制度以及那些围绕经济运行的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会相当相似，而当我们向外延伸到那些对经济系统而言是外生的制度时，我们会发现大量遵循不同逻辑运作的社会实践。
但这种提议可能会误导我们。将所有多样性都归于经济领域之外的地带，会极大地低估经济内部的多样性空间。当经济行动者(无论是作为劳动力服务的出卖者，还是作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提供者)面临着同样的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结构性压力时，多样性又如何可能呢?
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向其成员施加了追求绩效的压力。以企业为例，它要求企业采取成本最小化的策略以在市场中有效竞争。但企业如何做到这一点，并非由市场单方面决定。市场的组织以及那些直接影响市场的制度，可以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职业结构可以是多样化的——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是农业主导或工业主导；可以是服务业主导或制造业主导；制造业可以像十九世纪英国那样由小企业主导，也可以像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那样由重工业主导。劳动力市场可以在多个维度上变化。在全球南方国家，我们可以看到非正规就业的巨大体量，而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更持久、更正规的雇佣合同仍然占主导地位；在发达世界内部，正规雇佣的组织形式也千差万别，从高度工会化和高度监管的北欧国家，到私营部门90%以上没有工会的美国，形成了两个极端。
这就是经济结构内部的异质性。而且这种异质性非常明显，这种异质性表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沿着非常不同的路线组织起来，具有高度可变的职业和生产模式组合。这些组织上的变化，反过来又为其成员的社会和经济再生产创造了高度差异化的条件。一个以小企业、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极低劳工组织水平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同一个拥有大型高生产率企业和高度工会密度的资本主义相比，对改善普遍福利所构成的挑战将截然不同。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预期会看到工资上限更低、管理层自由裁量权更大、劳工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更少；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预期会在这些维度上看到相反的景象——工资上涨空间更大、对雇主权威的约束更强、劳工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更大。
因此，资本主义中持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有两个来源：一是那些对阶级结构而言保持外生的现象范围；二是那些尽管内生于阶级结构但仍存在变异的现象。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因果上独立于阶级，而后者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受到阶级的约束。这意味着，后一种变异与前一种不同，它发生在阶级结构自身所设定的界限之内。这是一个功能兼容性的界限。那些直接影响阶级结构经济动态的现象，会被迫符合其要求。正如我在前一节中所论证的，这种压力来自阶级行动者自身的个体经济策略。但行动者所需要的仅仅是制度与他们的经济目标相容；只要一系列制度能够服务于这一目的，它们的内容就有变异的空间。我将在第4.5节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那么综合考虑这两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出，那种主要来自后结构主义理论但也来自其他阵营的陈词滥调——即结构性阶级理论(一种“宏大叙事”)无法解释多样性——是多么具有误导性。实际上，更令人信服的担忧来自另一方面。在过去二十年里，一些理论家开始怀疑，鉴于与资本主义兼容的制度配置具有巨大的多样性，阶级概念是否还有多少分析上的解释力。例如，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要求与劳工运动的平等主义目标之间存在深刻的张力。但战后几十年的经验似乎表明，平等主义制度——例如西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是相当兼容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不仅允许制度变异，而且其允许程度之大以至于其约束力仅仅停留在名义上的系统。正如弗雷德·布洛克所追问的那样，保留这个概念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4.4 偶然性太多？
不是所有的多样性实例都会对结构性阶级理论构成挑战。我试图表明，如果理解得当，该理论具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因果决定区域。它不仅能够容纳许多现象超出其影响范围这一事实，而且坚持这一点。构成潜在问题的多样性类型，是那些似乎直接违背了据该理论所言驱动系统的那些命令的类型。正因如此，平等主义制度构成了潜在的反常现象。所谓平等主义，我指的是两件事——减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安排，以及减少权力不平等的安排。因此，这是一种非常宽泛意义上的平等化。一个以这两个轴向上的深度不平等为前提的系统，并且应当对其内部的制度能够偏离其核心命令的程度施加严格限制，那么它理应过滤掉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重大冲动，即使它在那些中性方向上乐见其成。
正因如此，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制度的出现，对结构性阶级理论构成了某种挑战。首先，在其庇护下构建的制度确实显著缓解了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物质不平等。例如，北欧国家似乎在多个维度上与美国的状况截然不同，后者在所有先进工业国家中再分配动力最为疲弱。在各种各样的维度上，北欧的社会民主制度不仅逆转了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而且在减少与之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不安全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极大地削弱了工作场所中雇主的单方面权力。雇主被迫与工会就一系列他们曾拥有完全决定权的问题进行谈判——工资、养老金、工作时间、招聘和解雇，甚至投资决策。这些变化并非资本家在寻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偶然发现的权宜之计。它们并非由资本家为了促进自身经济利益而推动的创新。事实上，它们是系统经济逻辑的剧烈断裂。它们的出现需要引导资本主义市场朝着它们原本绝不会采取的方向发展。
其次，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最终对资本家来说也是高度有利可图的。在大多数衡量资本主义增长的指标上，社会民主制度的表现与更为自由市场的美国制度一样好，甚至更好。如果我们看生产率、人均收入、总利润率、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在所有这些领域以及更多领域，北欧和西欧的经济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尽管近期有所放缓，但它们的经济表现仍然与美国不相上下。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成功，至少是其能够长期存续的部分原因。倘若社会民主制度是一场经济灾难，它不可能持续那么久。尽管其再分配机制受到压缩，但其基本制度仍然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大量支持。
如果社会民主制度仅仅是一个短命的现象，也许就像美国高度控制的战时体制那样(战后迅速瓦解)，或者像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苏维埃式指令经济那样，那么它就不会对结构性阶级理论构成理论问题。事实上，它的短命反倒会证实资本主义会选择那些与其基本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体。但问题在于，它在欧洲某些地方的持续时间已接近一百年，对雇主来说仍然相当有利可图，并且其消亡似乎并不迫在眉睫——尽管它的弱化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挑战。当制度变异如此广泛，以至于包含了似乎与该系统某些最深层次趋势相矛盾的形式时，说阶级结构限制了制度变异的范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种回应方式是干脆否认变异范围非常显著这一前提。这种策略将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制度变异，无论社会民主制度多么平等主义，它仍然不及“社会主义”。其基本观点是，在阻止社会民主制度实现我们可能合理期望的经济再分配水平这方面，阶级结构所施加的约束实际上是显著的。既然如此，该理论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因为该理论只预测阶级结构会过滤掉那些破坏其基本逻辑的制度。既然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制度是高度有利可图的，因而并未威胁到资本家的利益，并且也看到其平等主义推力存在真正的限度，我们就可以安全地断言，该理论在其基本面上得到了证实：社会民主制度得到了雇主阶级的支持(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必须如此)，并且它限制了劳工可能提出的要求(正如每个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那样)。
这种回应有一定的道理。的确，社会民主制度过滤掉了那些将是非常可取的、更符合广泛持有的正义观念、并且很可能在民众中获得大量支持的经济和政治结果。但是，尽管这是事实，它却不足以消解理论上的挑战。坚持认为只要一个再分配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那么关于系统具有约束力的论证就得到了证实，这似乎有些独断。挑战的全部意义在于解释：在一个企业的微观逻辑驱使所有者进行工资压制的系统中，如何能够实现如此显著水平的再分配?批评者可能会回应这种轻率的否定，坚持认为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又为什么要反对它呢?它确实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作为对照案例呢?为什么不把它与自由市场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的野蛮，或者与不受监管的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所有掠夺行为相比较呢?如果说与成熟的社会主义相比，社会民主制度显得像稀粥，那么与自由市场的替代方案相比，它看起来就是一项了不起的进步。
此外，有些批评者可能会继续指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非真实情况都纯粹是想象出来的。虽然我们可以自由地将再分配资本主义与之比较，但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更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否可实现。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它的实例。苏维埃式经济确实实现了不平等的显著减少，但也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总体生活水平。它们在平等主义方面取得的成果，在经济活力方面丧失了。这使得该制度倾向于将生活水平向下拉平，而不是向上提升。因此——批评者会继续说——远非资本主义未能达到更可欲的目标，我们在社会民主制度鼎盛时期所见证的，也许实际上已接近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关注它排除了什么是有趣的，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此，资本主义的可变性确实对结构性阶级理论构成了挑战。我们需要解释，当我们发现这个系统很明显如此可塑时，坚持阶级结构所施加的限制究竟有何。
4.5 限度内的偶然性
答案是这样的：阶级结构的约束效应不仅体现在它们如何筛除“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上；它们在决定资本主义内部如何以及何时进行改革方面也至关重要。正如前两章所述，阶级结构的一个核心结果是，在向社会行动者分配经济资源时，它也分配了政治能力——因此，它决定了阶级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以及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条件。这意味着，即使没有打破资本主义的意图，推动系统朝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的尝试也会面临由阶级结构本身植入的一套非常具体的条件——最值得注意的是，雇主抵制任何此类尝试的强烈冲动，以及劳工方面需要依靠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来克服这种抵制。此外，即使劳工成功建立了一个更平等的政权，其稳定性也与劳工支撑该政权的能力极其密切相关。而在劳工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力量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预料到社会民主政权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因此，阶级结构在两个方面限制了制度性变化(institutional variation)——其一，它决定了各群体对改革的立场；其二，即便各方都致力于推行有限的改革，也难以避免形成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设定了建立和维持社会民主的条件。换句话说，它不仅解释了什么是被筛除的，而且还解释了系统内部的变化范围。
社会民主崛起阶段的阶级
为结构理论辩护的最低主张是，如果理论正确，它预测任何朝着平等方向的重大转变都将引起雇主的抵抗。这是因为平等的再分配往往会产生两种影响。首先，它减少了工人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因为他们作为公民权利被赋予了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途径。因此，在最发达的社会民主国家中，医疗、住房、教育、儿童保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被视为工人的基本权利。无论其就业状况如何，他们都被保证能获得这些生活资料。这间接增加了他们对抗雇主的议价能力，因为工人的身体健康不再完全依赖于拥有稳定的工作。由于工人在被解雇报复时面临的生存威胁更小了，所以他们在向老板提出要求时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
雇主抵抗的第二个动机是，所有社会民主国家都试图——尽管程度不同——削弱雇主对经济决策的单边权威。在这方面，有两个领域至关重要：工资决策和投资决策。在这些领域削弱雇主权力的手段各不相同，成效也不同。因此，在一些国家——最典型的是北欧国家，但也包括其他西欧国家，甚至美国——工资必须在行业层面，通过雇主协会和工会之间的高层谈判(peak bargaining)来决定。在其他国家，这些措施更加本土化，但有法律规定将商定的工资标准(agreed-upon wages)在行业层面进行推广——法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同样的，投资方面的机制可能大相径庭。在某些情况下，如法国，投资自主权主要受到国家计划的约束，私有企业必须对此进行调整；在其他国家，如西德，这种约束主要在企业层面：通过设立工厂委员会——这是一种经理必须在其中与工人代表分享企业部分经济决策权力的法定机构。尽管在不同的案例中，程度和手段可能有所不同，原则仍然相同——社会民主意味着对管理自主权的直接干预。
因此，该理论预测雇主将抵制向社会民主的转变。由此推论，社会民主制度的确立将取决于能否有效动员劳工形成制衡力量以克服这种抵制。现实情况如何呢?我们发现在几乎在所有已被研究的案例中，向社会民主的转变都需要克服来自雇主阶级的抵制，这与理论是一致的。重要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动性(agency)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它总是由劳动阶级的组织发起，并且通常(尽管并非总是)与左翼政党协同进行。当然，北欧国家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但在所有案例中劳工和左翼政党的中心地位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且局部的例外是美国——那里理所当然地从未出现过引导社会民主制度化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政党。但劳工动员的关键作用在美国也许更加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国缺乏左翼政党作为运动的额外资源。在其他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平等主义的政策，而在美国，劳工运动必须积聚力量，以引导最初持观望态度的(由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站到自己一边。
资本家的一贯反对，以及动员劳工应对这种顽抗的必要性，都是阶级结构的结果。雇主抵制平等主义诉求，是因为这些诉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些利益正是由雇主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structural location)带来的。这正是阶级结构为实现社会民主转型设置障碍的一个例证。它还排除了实现社会民主的其他更具共识的路径，因为它总会使某一社会群体有理由反对朝这些方向迈出哪怕一步。阶级结构排除了，或者至少极大地降低了国家主动走上平等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它促使雇主反对平等主义政策并驱使他们在政策进程中占据特权地位。正是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并控制了生产性投资，每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雇主在影响社会政策方面，都处于比他们的雇员更为有利的地位。因此，在任何显著的规模上实现这些要求都需要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代劳工运动兴起之后，福利国家才得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形成。
总之，在二十世纪可能最重要的政治进步(即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的崛起)中，阶级结构催生了一种非常具体的利益一致性(alignment of interests)，以及追求这些利益的能力(capacities)。但是，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阶级结构的因果性(及其解释力)，但它本身并不能证明其背后的理论是正确的。可能的情况是，虽然在走向社会民主的道路上雇主的敌意是普遍存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在经历过社会民主之后的敌意可能会大大减少，甚至消融。假设雇主发现他们对平等主义政策的疑虑被夸大了——事实上，这些政策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基本利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以前的制度安排更为成功。我们有理由认为雇主发现这一点之后会调整他们的偏好。他们最终还可能会支持这种平等主义的制度，甚至在平等制度弱化时试图加以维持。
这种雇主偏好的变化将对我们的理论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围绕平等主义政权产生的结构性冲突，实际上是由雇主对这一制度的特性缺乏充分了解而引起的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时间推移，当他们发现这一制度的优点时，当初负责监督其建立的社会和政治联盟也将逐渐瓦解。那些曾经反对社会民主的雇主现在可能会变得非常支持它。因此，社会民主的生命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所谓的“史前阶段”，在此阶段需要通过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来将其扎根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其次是“成熟阶段”，在此期间，原有的基于阶级的对抗关系逐渐消解。这意味着，未来，阶级将不再是制约系统内部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民主的影响力与野心仍然可能时强时弱，但其发展将不再由阶级冲突驱使。其演变将由其他因素驱动——例如不同行业间的阵营对立(某些公司在一方，另一些在另一方)；或纯粹的政治因素(如政党实力或选民联盟)；或人口结构限制(如人口老龄化对财政资源造成的压力)。该体系可能呈现出多种配置——它们都是现代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变体，但现在已经脱离了旧的、原始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的冲突和限度。该体系的许多变体相对于阶级结构而言将变成真正具有偶然性(contingent)的。
这种反事实的假设并非纯粹是想象的。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社会民主在经济上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民主似乎至少得到了国家资本家的默许支持——因为并没有出现公开的、有组织的破坏它的企图。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美国这种相对不平等、再分配程度较低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资本家的敌意最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美国商界发起了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旨在废除(roll back)罗斯福新政(New Deal)，并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推上总统宝座以推进这一议程。但在欧洲(英国除外)，局势依然相对平静。即使到了1990年代，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很少出现出像它们的英美同行那样崩溃或遭到攻击的迹象。这种分歧导致许多学者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中是否偶然出现了一种新颖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创新形式——一种平等的、协调的资本主义，以区别于美国那种不平等的、自由的资本主义。正是因为这种创新形式同样极为高效，雇主们便没有理由去破坏它。这是一种新型资本主义——既保证了平等，又在政治上足够稳定。在下一节中，我将探讨这些论点的有效性。
社会民主衰落阶段的阶级
如果历史止步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资本主义确已发展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稳定的形式。甚至有理由认为欧洲大陆的资本家已经妥协并接受了这种更为平等的、受监管的资本主义。然而此后的历史发展并不支持这类主张。毫无疑问，到了2000年代初，欧洲大陆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平等主义理念不仅已被削弱，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反转的趋势。这一变化体现在该理论的两个核心维度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差异和权力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些改变是在来自商界的强大施压下发生的，这一现实至今依然存在。这些国家非但没有欣然接受自身的特色资本主义(variety of capitalism)，反而似乎在努力——就像他们的美国同行在二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摆脱其束缚，重新建立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
明确我的论点至关重要。诚然，如果对当今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模式与美国模式进行静态比较，我们会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现已经持续存在的差别。两种制度形态并未趋同演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制度变革的方向已明显偏离了战后几十年来的平等主义理念，并转向了一个再分配更少的体系，劳动者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萎缩。对后一现象最广泛且最有说服力的分析来自于克里斯·豪威尔(Chris Howell)和卢西奥·巴卡罗(Lucio Bacarro)。通过分析过去四十多年来劳资关系的变化，豪威尔和巴卡罗发现在五个关键的社会民主国家中，无论该国实行何种制度安排，工会都在面对雇主时节节败退。
新自由主义转型(neoliberal turn)的基本前提是劳工组织力量的衰退。众所周知，自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密度(工会成员资格人数占劳动力数量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美国率先走上了这条道路，紧随其后的是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家对日益衰退的工人力量的应对方式：要么继续沿着原方向推进，进一步削弱工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要么是迅速采取行动，利用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策略，从而瓦解工人阶级建立的广泛的社会民主制度。因此近期的学术研究证实，虽然欧洲大陆的雇主们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抵制了效仿里根-撒切尔计划的冲动，因而在表面上接受了社会民主，但自1990年代起局势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所有社会民主国家中，雇主们原本对再分配资本主义的似乎是支持的态度，迅速演变成为不同程度的敌意。
精英们选择的具体策略因具体情况而异。在英国和法国，瓦解社会民主制度的任务似乎由各政党承担：雇主们先是观望局势是否安全，一旦劳工力量暴露出弱势，便迅速投身其中。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英国，这是由保守党领导的；而在法国，密特朗实验(Mitterrand experiment)彻底失败后不久，瓦解社会民主制度便成为了两党的共同行动。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雇主都构成了支持右转运动的关键基础，并且一旦这一趋势形成，他们的目标就变得愈发野心勃勃。
在德国和瑞典，资本家在发起攻击时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瑞典的雇主似乎在1970年代末就因被激怒而采取了行动：当时社会民主党推出了梅德纳计划(Meidner Plan)，这是一项提议逐步将对资本的控制权移交给瑞典工会的倡议。在成功动员阻止该计划通过之后，雇主逐渐扩大了他们的政治攻势。他们带头瓦解了瑞典著名的法团主义制度(其核心是行业集体谈判机制)，并于199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德国也走了一条类似的由雇主主导的重组道路。与东德重新统一后，新并入的地区带来了庞大的非工会劳动力(nonunionized labor)，这对工资水平造成了下行压力。雇主们因此毫不犹豫地开始要求制造业核心领域的工人做出让步。由于东西部之间工资差距巨大，行业工资谈判难以为继，雇主们得以从全国性协议(national agreements)中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权。到了2000年代初，德国工会虽然竭尽全力维持现状，但也无力抵挡雇主日益升级的攻势——这些攻击不仅针对谈判机制，也剑指福利国家制度本身。
现在，对于每个案例的具体细节有充分的争论空间。但资本家参与瓦解再分配制度这一基本事实是无可争议的。雇主的这种反应非常重要，因为它破坏了这样一种预测：即一旦社会民主建立起来并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雇主就会学着去接受它。倘若他们确实认识了到这一点，人们可能会合理地期望——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劳工力量衰退的反应将是干预并巩固社会民主制度。因此，在劳工力量衰退的地方，他们会去补救其效率的降低。然而，我们发现资本家们的反应呈现出一种一贯的模式——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对再分配制度表现出抱有强烈的敌意。只要他们认为能够在不引发劳资冲突和经济动荡的前提下动摇社会民主的制度基础，便会立刻采取行动。这极大地支持了“社会民主的阶级基础从未改变”的观点。它的命运始终与劳工运动的有组织力量紧密相连。雇主们会在“不得不”时参与社会民主制度，但他们从未真正接纳过它。
毫不意外的是，随着劳工在经济制度中地位的下降，收入不平等也日益加剧。在瑞典这个长期作为劳工平等主义诉求风向标的国家，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指出，2013年瑞典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自1930年代——即社会民主初创的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更普遍地说，正如阶级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乔纳斯·蓬图松(Jonas Pontusson)发现“在所有经合组织(OCED)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和再分配水平确实与工会化水平密切相关”。随着工会化水平的下降，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在可能是迄今为止针对这一关系的最全面的研究中，伊芙琳·胡贝尔(Evelyn Huber)、霍静静(Jingjing Huo)和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试图解释经合组织国家中前1%人群收入飙升的原因时，他们发现最准确的预测指标是工会在政治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我们发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前1%人群的崛起，是由劳工在政治经济中的相对权力和资源下降——具体表现为工会密度的下降、工会数量和谈判集中度的下降，以及世俗中间派和右翼政党长期执政——所驱动的。
因此，平等主义的两个维度——议价能力的平等化和收入的平等化——是紧密相连的。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埃马纽埃尔·塞斯(Emmanuel Saez)等人的著名论断所指出的，二十世纪中叶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减少，正是得益于此前劳工议价能力的提高。然而，随着工会本身及其影响收入分配的权力式微，不平等程度又回到了前社会民主时代的水平。或者说，回到眼前的问题：随着劳工组织力量的衰退，资本的结构性权力再次主导了分配的基本格局。
所有这一切甚至是在欧洲政治经济的制度结构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发生的。豪威尔和巴卡罗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雇主权力的复辟并非是通过任何特定的制度变革得以实现的。或者换句话说，无论采取何种法律或制度形式——不管是工厂委员会、行业集体谈判、工厂层面谈判、国家监管的劳资关系或任何其他形式——雇主们都主导着劳资关系。因此，将制度多样性的持续性(persistence)与社会民主制度的耐久度(durability)联系起来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许多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并未完全向美国模式趋同。但豪威尔和巴卡罗指出，尽管欧美之间存在制度差异，雇主的主导地位也正在通过彻底改变劳资关系所采取的具体形态而逐渐复辟。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正是阶级权力平衡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因此，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在形式上存在诸多差异，实质上却日益趋同。
因此，阶级结构及其产生的利益关系对于理解社会民主的兴衰都至关重要。这完善了本节的核心论点：即使资本主义能够兼容多种社会制度，其底线也并非宽泛到可以忽略不计。阶级主体对文化和制度的诸多变革往往漠不关心：仅限于这些文化和制度内部的变化，通常不会引发阶级主体的系统性回应——因此它们对于阶级结构而言是具有偶然性的。然而，任何对阶级主体的直接利益产生影响的变化或变革往往都会引发回应，因此更有可能受到阶级结构的限制。这些限制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将取决于行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力量——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力量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那些影响资本家盈利活动的变革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障碍，因为资本家是最有力量捍卫自身利益诉求的主体；而对劳工产生负面影响的变革，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引起集体反应；并且如果缺少这些条件，则只能引发更为个体化的反应。这种阶级力量的不对称，将转化为我们所看到的制度变革的种类以及这些变革的可持续性的不对称。
我的核心观点在于，偶然性和能动性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对阶级结构分析构成困难。实际上，如果我在本章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严谨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对于还原社会能动性的范围和效能的这一研究目标本身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下一章将探讨我们该如何朝这一方向努力。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