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到主流话语推崇的“新大众文艺”虽然在形式上开启了大众创作的时代，却普遍呈现出批判武器缺失的困境与阶级意识普遍模糊的趋向。要突破这种困境，就必须厘清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形象”?刘继明老师的《黑与白》给出的回答，恰恰提供了一个鲜活而深刻的范例——它塑造的，是真正的“人民”，而非被资本规训的“大众”。
首先看黑与白中的人民形象之一——顾致真，他是东钢工人顾小乐的父亲，他身上凝聚着毛泽东时代伟大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文中最先展现顾老身份的，是外孙女顾筝看到的一块显眼的钢制奖牌：“授予顾致真同志1970年全省劳动模范称号。东江省总工会，1973年5月1日。”这块被精心装在玻璃罩里的奖牌，不仅是一位工人的个人荣耀，更是那个年代“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缩影。书中集中体现顾老无产阶级本色的，是他在东钢工人抗议斗争中召开的现场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这次发言，顾老道出三个核心层面的真相：第一，工人阶级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被官资集团明目张胆地窃取;第二，工人阶级不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连政治话语权也被彻底剥夺;第三，企业管理者们“混淆是非，回避真正的原因”，将工人的正义诉求污名化。顾老的发言，不仅是情节的高潮，更是整部小说阶级立场的宣言。它让工人阶级的愤怒与反抗，通过这位老工人的呐喊，变得振聋发聩、感人至深。——这正是《黑与白》所塑造的“真正的人民形象”：他不是抽象的符号，不是被同情的苦难者，而是一个清醒的、敢于呐喊的、有历史记忆的阶级战士。
说完顾致真这位老工人，就不得不谈之与顾致真同时代的革命者 骆正。骆正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是敢于揭露现实的记者 ，更是继续革命的战士 。骆正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地下联络员，在毛泽东时代时是坚持真理的记者，干部，在改开后，是敢于和资本做斗争的战士。无畏地上访和保卫凤凰岛的烈士墓园是骆正继续革命的典型事例。在生命最后的不多时间里，骆正还寄语王晟要永不投降，坚决与黑暗势力做斗争。
王胜利是骆正的战友。骆正评价他的战友道：“王胜利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骆正在解放大江市的过程中接应尖刀连突袭敌城防司令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敌人，和王胜利一起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大江城防司令部的楼顶。王胜利像一个钢铁战士，成为了解放大江市的英雄。在50年代，王胜利是公社副社长兼人武部部长，在文革时期，王胜利作为新建砖厂的厂革委会主任，许下军令状，并且“保证五年之内，全公社十几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都住上砖瓦房”。改开后，王胜利坚决地继续革命，奋勇斗争，横眉怒怼巴光明这个夺取工人剩余价值，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他说：“毛主席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当时骆正就给王胜利的举报信中就对他的斗争精神很赞扬。
在王胜利因癌症去世后，以前砖厂的老工人都评价道：“老厂长，你当厂长时操碎了心，现在砖瓦厂被毁掉了，坏人逍遥法外，苍天不公啊啊……”
“老厂长，你一生为咱工人谋福利，跟贪官斗争，不计个人名利，现在你走了，我给你磕三个头吧!”
除了骆正，王胜利这样的革命者，顾致真老工人的后代也继承了工人阶级的的志气。当顾小乐最终成长为敢于和资本斗争的战士时，他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人’——他意识到，一个工人就是一座堡垒，无数战士汇成的洪流，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从顾致真老工人到革命知识分子骆正，再到继续革命的战士王胜利，以及继承革命遗志的工人后代顾小乐。可以看到黑与白中塑造了具有坚定立场的人民的形象。他们的特点各有不同，但他们的革命目的和革命实践是真实的，感人的。他们是大公无私的阶级典型，他们的形象在毛泽东时代是英雄形象。他们的形象是无产阶级人性的体现，这样的人性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而是无产阶级的性格。他们的形象是敢于和资本做斗争的形象，敢于发出人民的呐喊。这不是单一的描写，是真实的刻画被压迫者。这不是生存重压下还会歌颂苦难的形象，而是站起来揭露黑暗势力的形象。
反过来，看“新大众文艺”所刻画的“人民形象”：“王计兵跳出传统劳动文学单一化书写，笔下外卖员不是单纯受苦符号，兼具生存重压、底层善意、精神审美多重维度，人性复杂立体，不单向悲情、不刻意拔高 。”——这是主流文坛所评价的外卖员形象。可是将“无产文学”给予这样好的评价，而且还跳出了“劳动文学单一化书写”，这等高论所说的“人民形象”是真正的人民形象吗?恐怕不是。尽管他所展现的“人民形象”是真实的，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因为这样的“人民”的阶级意识还未觉醒，这样的“人民”并不会去看穿现实，找到真正的出路。这里我并非形而上学的看待人民形象，而是觉得这样的形象可以照照镜子，对比一下骆正，王胜利等真正的人民形象，进而可以使其不被幻想迷惑，使大众文艺有改革的“可能”。例如外卖员王计兵写：“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得每个人流离失所。”
这固然是真实的感受，但他没有追问：“谁在操控这个筛子?为什么有些人永远被筛掉?”
而顾致真直接质问：“谁把东钢卖给了美国人?谁让下岗工人‘几十年的血汗换几千块买断’?”
这，就是“人民”与“大众”的根本区别：一个是揭露制度根源的斗争者，一个是接受命运摆布的叹息者。
拿新大众文艺典型作品和新人民文艺典型作品所塑造的人民形象来对比，是为了揭示新大众文艺塑造的人民形象实质上没有正确的阶级立场，没有批判现实本质的能力，没有写出真正的人民形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黑与白》给我们的启示，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份完美的答案，而在于它发出了一个响亮的追问：我们的文艺，究竟是要塑造被资本驯化的‘大众’，还是要塑造敢于斗争、创造历史的‘人民’?这个追问，值得每一个握笔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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