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论文集）》第九章

接上文——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论文集）》第八章

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即目标和随之而来的基本方法问题。

我以为，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方向。一个方向是从中国哲学史上拣现成的拿来使用的好东西;一个方向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对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哲学斗争进行解剖和批判，以总结规律性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后一个方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前一个方向，实质上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向厚古薄今、颂古非今和新国粹主义的方向。

一般地说中国哲学史上有好东西(可以说很多、很丰富)，当然是对的;这里所说的“好东西”，主要地就是指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形而上学进行斗争的经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正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武器，对这一些作出科学的总结。然而，从中国哲学史上拣现成拿来使用的好东西的方向，却不是这样。主张这个方向和实际上照这个方向工作的人，是这样理解、这样做的：(一)中国哲学史上有若干可以原封不动的、现成拿来使用的好东西，这样的好东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等好用，甚至比它还好用;(二)因此，所谓研究中国哲学史就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去分析、解剖批评、总结，而是去拣现成的东西，把它搬过来，就象到水果店去称苹果一样。从表面看来，这种做法好象也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而其实际，则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当作标签，硬贴在历史上的哲学家的身上。在理论上提倡这个方向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先生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见《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显然，他说的“否定”是形而上学的，是和继承绝对排斥的，即“否定”中没有继承，亦即废弃、一笔勾销;而继承则是不经过否定，全盘接收、原封不动的拿来。上边所引的冯先生的话，并不是他的偶然失语，而是他对中国哲学史工作的根本观点。他的“抽象继承法”就是从这个根本观点提出来的。这里我们不来全面批判他的“抽象继承法”，只说明和本文论题直接有关的一点。

他主张分析历史上的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把有继承价值的命题的一般意义“继承”过来。我们要问：这些“一般意义”是历史上那些哲学命题原有的呢?还是冯先生附加上去的呢?冯先生当然要回答是原有的(就他举的若干例子看，却是他附加上去的);人们是难以明明白白地把左手放下它、然后再用右手把它拿回来这种做法叫作糍承的。我们再问：这些“一般意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有没有呢?如果混有，而且是更高级更科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发现了历史上也有初级的东西，还要把它拿来，而把这叫作继承呢?冯先生的意见的实质是这样：(一)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今天可以无批判地现成地拿来使用;(二)这些“一般意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三)如果有，那也证明了：马列主义哲学中国古已有之。冯先生就是这样叫我们从孔子到王船山那里，去拣现成的好东西的。

我认为“拣现成的拿来使用的好东西”这个方向，实质上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根据是什么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真正尊重哲学遗产的。但是，却认为哲学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可以现成拿过来使用的好东西(指哲学观点、原则)，这不仅指的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而且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辩证法家，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是，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初级的东西。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幼年的时代，所以不能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它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科学、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历史上的一切科学、哲学的优秀成果，从本质上说来都被它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因为“扬弃”了以前的哲学，才可能创造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作为现成的哲学原则，历史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今天无产阶级可以现成拿来使用的好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拣现成的拿来使用的好东西”这个方向，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首先它是厚古薄今的。因此，采取拣现成东西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哲学史，就不能不引出极荒谬的见解。

我们看看，在这个方向下(有些人可能是不自觉的)做出了一些什么来呢?这里，我们只举几个典型例子就够了。有人断定：庄子“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接触到自由和必然关系的哲学家，关于这一方面的巨大成就，只有斯宾诺莎和他可以相比。”——其实，庄子这方面的“巨大成就”还不就是他的“人问世”，他的滑头主义、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吗?有人断定孔子基本上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有人断定“中庸”有“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作用于客观”的思想，并接触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个真理。有人说，王充是“自然主义的实践论”者。又有人说，《白虎通义》的唯物主义比王充的唯物主义更深刻。有人把玄奘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比附，设它绝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跋所说的神秘姿态的辩证法(其实，马克思指的就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而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合理形态上的辩证法，它也“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阻碍它。”有人说：“先秦的哲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并说“儒道合流是中国秦汉以来素朴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简直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唯心主义了。不仅如此，而且有人对封建道德的修养境界和修养方法大加颂扬，就什么“看看封建时代的先哲，我们是有逊色了”，主张从封建道德中汲取精华“哺育我们”以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的修养。……够了，例子不必再举，我们可以看出在“拣现成的拿来使用的好东西”这个方向下，做出来的是些什么货色了：

(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附加在古代哲学的身上，左手放下、右手拿来——这叫作继承哲学遗产!(在这个方向下“拣好东西”，必然如此)(二)厚古薄今、以至颂古非今，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古已有之。这是一种“新国粹主义”倾向，它和老国粹派不同的地方，不过是给“国粹”身上贴的是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标签罢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和上边所说的方向根本相反。它不是要人们去找马列主义哲学中没有的或相同的、可以现成拿来使用的好东西，而是要人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总结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同志早就给我们明确地指出了对待文化遗产(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于中国哲学遗产说来也是完全适用的，换句话说，它也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简要说来：就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就是推陈出新。怎样做“剔除”和“吸收”的工作呢?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道：“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78页。着重处是引者加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就是教导我们：要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对历史上的文化(当然包括哲学，下面我们单就哲学来说)去进行分析、解剖和批判，从而吸取营养，化成自己的血肉。而不经过批制的“生吞活剥”则不可能吸取营养。我们不能设想：古人会给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预备下现成的哲学，给我们预备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的哲学。只有生活在19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给我们创立这样的哲学，而且要求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它。再好的“食物”(例如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不能直接注射到血液里边去。然而“拣现成的好东西”的人们却不愿做“分解”、消化的工作，而要囫囵吞枣(而且还可能是毒草)，或者只会把它劈成两半(例如什么“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之类)，把一生存下去。在吞的时候，给它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的标签，就自以为继承了哲学遗产，甚至钻到敦煌石窟里去欣赏自己的伟大发现：“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古已有之!”“唉!今人那如古人!”

毛泽东同志又说道：“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79页。着重处是引者加的。）一单就哲学方面来说，就是教导人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去科学地总结.....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总结它的“辩证法的发展”。所谓继承哲学遗产，也就体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中。

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是谈不到真正的继承哲学遗产的(那样，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

马克思说过：“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们何以仍能给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3页）贺麟先生曾经引这段话来比附哲学，比附继承哲学遗产(见《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这是完全错误的;实质上他也是在提倡“拣现成拿来使用的好东西”的方向，而且他还要我们到唯心主义哲学原则中去拣。马克思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在同一页书上就作了回答。他写道：“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他就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难道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更高的程度上使儿童的纯朴的本质再现吗?……人类最美丽地发展着的人类史之童年为什么不该作为一去不复返的阶段而永远发生吸引力呢?”很清楚，马克思说的是文学作品、艺术作品，而不是哲学原则。如果把“艺术”换成“哲学”就出现了下列命题：“古代哲学，仍能给我们以哲学的(即作为认识工具的)满足”;“古代哲学，就某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这难道不是十分错误的吗?难道原始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还能作为认识工具给我们以认识当代事物的满足?还是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高不可及的规范和模本?它们的一些有价值的哲学原则，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有了高得难以相比的科学的概括吗?敦煌壁画可以而且应该原封不动地拿来保存、欣赏，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今天创作的模本，以求在“更高的程度”上再现美丽的“纯朴的本质”;可是把孔子哲学、老子哲学(或它的“一般意义”)原封不动地拿来，却是没有用的。

哲学史研究工作，要象一个成熟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人类哲学思想的成熟)反省自己从幼以来的思想发展过程那样去做。这种反省，乃是以现在达到的思想水平，对这个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总结。其根本目的不在于从幼年的想事方法中找寻现在没有的现成拿来使用的“好东西”，而在于科学地总结这个过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进行这种反省，当然要再次考虑过去什么事想对了，什么事想错了，那是比较正确的思想方法，那是错误的思想方法。但是，更重要的却是探讨：两种思想、两种思想方法矛盾斗争发展的规律;比较正确的思想、思想方法还有哪些缺陷，那些缺陷是怎样产生的(受什么条件的限制?那些条件怎样限制了认识?)错误的思想、思想方法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怎样失足的，怎样把真理变成了谬误……如是等等，对其作出科学的总结，发现其规律性，对于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向前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个思想家反省自己从幼以来的思想过程，是以现在所达到的思想水平进行自我批判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进行批判的过程。这里，不仅指的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而且对旧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也要进行批判。这当然不是我要超越历史条件去责备古人，而是要探讨他们的失足所在、失足原因，例如旧唯物主义者是怎样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经由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终于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的，例如老子的辩证法是怎样由于强调了矛盾的统一性、否定了矛盾的斗争性而趋向形而上学、相对主义在庄子那里终于完成了向相对主义转化的……。就是对他们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也不是单纯的欣赏和惊叹，而是探讨他们是怎样越过了前人未曾越过的陷阱而作出新的贡献的。总之，批判的目的，在于总结哲学斗争发展的规律，总结规律性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我想试着提出以下的四个要求：(一)解剖、批判历史上的各个哲学体系(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二)解剖一个时代的哲学斗争，总结哲学斗争发展的规律，总结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形而上学斗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三)解剖哲学斗争发展的历史长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及其规律;(四)总结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联系的规律，总结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和经济基础以及它和其他上层建筑成份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规律。——当然，我们不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发现这些规律，而要重新去发现;而是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表述这些一般规律的基本原理，去具体地解剖、分析、批判、总结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从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上所提四点未必是全面的。但我以为，这个方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下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才有希望，它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人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对于发展辩证逻辑作出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当前的斗争服务。

上述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两个方向的对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我们国家正处在彻底摧毁一切旧，上层建筑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面对着历史上的一切文化，坏的要干干净净地消灭它，好的(比较而言)要彻底消化它(亦即否定、扬弃)。旧的东西是不能没有抵抗的。“拣现成的好东西”——新国粹主义，便是这种抵抗，企图在新形式下(贴马列主义术语的标签)保存起来的一种表现。(从前边我们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些人就是把唯物主义的标签贴在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身上，以保护它“过关”。)我们必须和它坚决地作斗争，坚定地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去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一切愿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下做工作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则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实践锻炼，彻底改造思想。因为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这里就不来多谈了。

(原载1958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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