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对此，笔者并不认同。
1991年，年届91岁的张学良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椅上讲到当年的红军长征时说：“除了毛泽东，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
笔者认为，这不是客套话，也不是临时发挥，而是实话实说。
很多人只知道“红军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但只要把过程摊开来看，就会发现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至少有四次走到绝境，每一次都是在悬崖边上急刹车，硬生生拐了个弯。
张学良那句“除了毛泽东，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其实就是指这四次生死存亡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通道转兵。
1934年，中央红军从江西根据地突围的时候还有八万多人，这支队伍在李德和博古的指挥下，准备经广西、湖南一线向西走，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看上去是想和友军会师，实际情况却是：蒋介石早就算好了这条路线，在红军必经之路上提前布好了口袋阵。
最致命的一战，是湘江战役。
湘江是条大河，防线好布置，退路不好找。红军在湘江一线被国民党军团团包围，战斗极其惨烈，最后虽然勉强过了江，但将近一半以上的兵力连人带装备被消耗掉了。
从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很多是一路打过来的老兵，是红军骨干。一役损失这么多，等于把整支队伍的“脊梁”打断了一大截。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还在坚持原来的作战计划——继续向湘西走，去找贺龙会师。
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看清了问题的本质：继续向湘西走，等于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无异于去送死。
他在通道、黎平、猴场连续几次会议上据理力争，核心意思就一句话：不能去湘西，必须改走贵州。
为什么不能去湘西?因为蒋介石早就在那里布置了重兵，再打一两次硬仗，红军的损失会更加惨重。
为什么是贵州?因为蒋介石的防守重点不在那边，那里是相对薄弱的地带。
毛主席的据理力争让周恩来、朱德等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站在了毛主席这一边，支持改向贵州行军。
如果不是通道转兵，湘江战役之后再来一两次类似战役，中央红军基本上消失在地图上了。
张学良说“除了毛泽东都会全军覆没”，第一层意思就是指这一段——谁在关键时刻敢否定原有路线，谁就有资格做真正的统帅。
第二次转折，苟坝会议。
1935年3月，红军在遵义附近打了一个漂亮仗，重创了蒋介石的两个中央军师和黔军的八个团，重新占领了遵义。
这一仗打得风生水起，整个中革军委都很振奋，开始提出要“连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在这样的氛围下，红一军团提出了一个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周浑元纵队。
这在当时听起来非常合情合理：敌人就在眼前，我们刚刚打赢了一仗，趁热打铁再来一场，顺带把身边这个纵队敲掉，既能鼓舞士气，又能扩大战果。
于是，军委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这次行动。参会的20多人里，大部分表示赞成进攻打鼓新场，还当场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朱德同志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政委，负责统一指挥这次围歼战。
会议气氛很“热”，大家都有一种“这次一定要再赢一仗”的情绪。
轮到毛主席发言，他明确提出反对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
第一，打鼓新场的主力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训练和装备远胜黔军，其战斗力不容小觑;
第二，敌人提前修好了堡垒工事，红军本身缺乏重武器，要强攻一个防御坚固的据点，消耗极大，没有胜算的把握;
第三，打鼓新场四面都有敌人，周浑元的部队随时可以得到增援，红军一旦陷入胶着，容易被周围的敌人反包围。
然而，毛主席的分析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会议上的多数人还是坚持原来的计划。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看大家意见统一不了，提出投票表决，结果绝大多数举手赞成进攻，连毛主席的政委职务也在表决中被拿掉了。
散会之时，已是深夜。很多人都睡了，觉得事情已经定了，就等着第二天发命令让部队出发。
毛主席没睡。他把敌情和自己的估计又重新疏理了一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打鼓新场不是一场可以“试一试”的仗，而是极有可能直接把红军拖进陷阱的仗。
想到这里，毛主席再也坐不住了，他提着马灯走了好几里路去找周恩来详细分析，如果强攻打鼓新场，红军在兵力、地形、敌情上的劣势，说明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彻底葬身之地。
周恩来听完毛主席的分析觉得确实有问题，就提出第二天一早再开一次会，把命令先按下不发。
第二天，20多人又坐在一起重新讨论。经过一轮新的争论，毛主席终于把大家说服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被取消。
后来，红军截获了敌人的情报，才知道当时敌人在干什么：他们正在往打鼓新场方向调兵，准备集中力量围歼红军。
拿到这份情报的时候，很多人禁不住打冷颤：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到底，那天晚上再出一个命令，部队一动，很可能上的是一条单程路。
周恩来后来回忆这一段说得很直接：“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这一段细节，说明了两层意思：
一是毛主席的判断不是拍桌子，而是多次反复推敲的结论。他在自己的主张被大家表决否决后，还愿意为整个队伍的生死再跑一趟，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二是这支队伍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站在悬崖边上了，
方向错一次，可能就是全军覆没，而不是“损失一点”那么简单了。
张学良当过军事主官，对这种生死节点非常敏感，他说“除了毛泽东，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第二层意思其实在这：在多次多数意见已经形成、气氛已经决定的时刻，还能硬生生把方向改过来的，这个人一定有过硬的眼光和魄力。
第三次转折是大渡河，毛主席飞夺泸定桥的决策避免了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第四次转折是懋功会师之后南下与北上的路线之争，毛主席当机立断带领红一方面军北上，避免了中央红军再次伤亡。
由于篇幅问题，这两次转折就不细说了。
总之，从四次生死存亡的转折足以看出，毛主席对整体局势的判断，对敌我的清醒认识，对时机和方向的把握，和在必要时刻顶住压力改变既定安排的能力，是任何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张学良不是中共的人，并不需要讨好谁。他当年率东北军和陕北的红军真打过仗，对红军的顽强，对毛主席的指挥风格，他是有直接感受的。
1991年，身在美国的张学良已经经历了他本人的跌宕人生——从少帅到“西安事变”关键人物，再到长期幽禁，最后晚年旅居海外。这时候，他回看当年的这段历史，不是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不是站在权力中心的位置，而是作为一个老军人，一个亲历者，说出了自己的判断：“除了毛泽东，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
这话听起来绝对，放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同样绝对——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面临的生死瞬间，本身就是“几乎覆没”的临界点。
所以，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就不是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走出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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