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果计划能够在沃尔玛这种规模的企业取得成功，那么，为何在国家层面，苏联的实践却走向了崩溃?这是否意味着全社会层面的经济计划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说，苏联的失败另有其根源?
本章从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切入，那是一段被西方记忆所遗忘的苏联黄金时期：人造卫星升空、加加林进入太空、经济增长率仅次于日本、社会发展也取得长足进步。然而，这样的繁荣实际上掩盖了潜在的问题：短缺反复出现，随着消费品取代重工业成为经济重心，需要计划的产品数量由上千种暴增到上千万种，计划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被推到了极限。
面对信息过载与计算瓶颈的危机，苏联内部出现了两条回应路径：一是引入利润动机、恢复部分市场关系;二是以数学方法优化计划本身。后一路径的代表人物是康托罗维奇——苏联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在1939年提出的线性规划方法，本意是通过数学计算解决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但由于政治压制和计算能力的匮乏，这套方法直到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才得以重见天日，且始终未能真正应用于全经济范围的计划。另一位诺奖得主列昂惕夫的成果——投入产出分析，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这一方法的雏形在苏联1925年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中便已出现，列昂惕夫本人年轻时曾关注并评述过这项工作，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统治将其尘封;列昂惕夫流亡美国后将这一方法标准化为线性代数形式，投入产出表由此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工具，却又在冷战期间因被指控研发“共产主义技术”而先后失去政府和军方资助，在麦卡锡主义浪潮中被彻底抛弃，最终反而是西屋电气等美国私人企业出于纯粹的利润动机接手了他的研究。颇为讽刺的是，线性规划与投入产出分析这些最早由苏联经济学家开创的工具，最终被美国军方和大型企业大量采用，用于内部协调与利润最大化。
南斯拉夫的案例则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相同的结构性缺陷。其推行的工人自治与市场社会主义试图在公有制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以此规避苏联体制的僵化。然而一旦工人合作社被置于市场之中，利润动机便迅速复活。国家通过再分配来调节区域间不平等的努力也遭到了工人的反抗，加强中央集权的行动则被视为塞尔维亚霸权的回归。改善市场地位和偿还债务的动机使得管理层级体制被重建，工人自治日益萎缩，而失业问题也重新在这片土地出现。南斯拉夫证明：仅仅是“消灭资本家”和“让工人拥有企业”，并不足以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的竞争逻辑一旦启动，即便没有私有产权，也会重新制造出分化和不平等。
这两个案例看似方向相反——一个因计划过度集中而僵化，一个因市场过度分散而瓦解——但本章的深刻之处在于指出它们分享着同一个结构性缺陷：缺乏民主。苏联的威权体制切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向计划系统反馈真实信息的通道，也阻碍了先进技术在计划中的应用，使计划沦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而非动态且有效的协商过程;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则将民主限定在单个企业围墙之内，却将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交给了市场的盲目力量，使社会整体失去了对发展方向的集体控制。在两种情况下，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力都不在全体社会成员手中——前者归属于官僚体制，后者归属于市场法则。而两者都不是民主。
正是在这个诊断的延长线上，本章引入了当代的计算可行性论证。科克肖特等人的实验已经证明，在今天的计算能力下，求解一个瑞典规模经济体的优化方程仅需数分钟。技术的障碍正在消退，真正的瓶颈回到了政治层面：计划需要回答的不是“能不能算”，而是“算什么、为谁算、谁来参与算”。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之所以能有效运用计划技术，是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单一且不须商榷的目标函数——利润最大化。而一个致力于共同福祉的社会主义计划，其目标函数必然是多重的、动态的、需要社会协商的：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权衡、劳动生产率与休闲时间的关系、地区平衡与整体效率的张力——这些价值排序无法由数学方程自动给出，它们需要民主程序的审议、博弈与裁决。
民主并不是附加在技术上的道德装饰，而是计划得以有效运作的政治前提。没有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日常参与，计划系统便无从获取那些分散在数百万经济主体手中的局部知识与实时反馈——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偏好，而是信息处理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计算机辅助的、去中心化的民主计划不会是一套可以由技术官僚自上而下强加的改革方案。它首先要求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根本性变革，需要广大民众在斗争中争取、在实践中建设、在制度中维护。在今天，我们是否仍然有勇气去构想并争取一种将技术能力与民主参与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形态?那不是苏联模式的复活，也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而是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由联合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决定他们生活的条件。这是本章留下的问题，也是全书指向的未竟之路。
第三章：几乎没有自动化的太空共产主义
如果苏联在最初几十年的计划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糟糕，几乎都称不上是作了计划。那么，这个国家是如何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呢?苏联又是如何从马克思所说的“乡村愚昧”状态，一路发展到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福利国家，并同时拥有斯普特尼克号和尤里·加加林所代表的先进科学社会的呢?
如果我们摒弃“为了在苏联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就必须全盘捍卫这个体制”这种观念，这些矛盾就能迎刃而解。西方最大的公司绝不会被指责同情共产主义;恰恰相反。然而，这些资本主义的“喜鹊”却乐于采用部分由苏联经济学家设计的线性规划方法来协调自身的内部运作。今天，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看看我们能从中汲取哪些教训，并找出问题所在。
……起飞
尼基塔·赫鲁晓夫1953年至1964年执政的特点是：大规模释放政治犯、清除斯大林主义者、大幅削减警察权力、放松审查制度、开放对外联系、文化转型、坦诚评估统计偏差、相对下放决策权，最重要的是显著的经济增长。
将苏联描述为不再是专制国家是不准确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仅仅几个月后，苏联坦克就入侵了匈牙利。他们被派去镇压一场工人起义，这场起义受到波兰类似事件的启发：一场叛乱，甚至可能是一场革命，与1917年10月发生在俄国的起义颇为相似，政府垮台，工人委员会成立，数千名民众组建民兵，与国家安全警察和入侵的苏联军队作战。有人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被迫采取如此镇压手段，正是为了保住国内的“春天”，抵御那些原本会推翻他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而他们最终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赫鲁晓夫与之前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存在诸多不同，但他既是斯大林主义残酷专制体制的产物，也是其缔造者。
然而，大约十年间，一场不可否认的自由化浪潮席卷而来。这场被称为“赫鲁晓夫解冻”的变革赋予了各加盟共和国对其经济的自主权。专家会议相继召开，旨在借鉴国外最佳实践;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地方官员和工会领导人也被召集参与五年计划草案的磋商讨论。至关重要的是，赫鲁晓夫通过免除债务、削减配额、增加农业机械投资、推进电气化以及实施化肥供应等多项措施，重新平衡了城乡之间的价值流动。集体农庄现在实际上是向中央汇报生产计划，而不是反过来。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职责是协调这些“自下而上的计划草案”，使其相互协调并与整个经济目标相一致。
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迅速。大规模的住房建设与农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同时发生，因为农业技术的变革大幅降低了劳动力需求。教育和培训的进步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医疗保健的显著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也同样令人瞩目。许多女性成为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法官，这比其他国家取得类似突破早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是苏联的黄金时代。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1961年，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1963年，瓦伦蒂娜·捷列什科娃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美国直到1983年才实现这一成就，当时已经是第三位进入太空的女性);根据冷战结束后，历史学家们在开放苏联档案后进行的分析，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日本。
今天，当我们想到苏联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20世纪30年代古拉格集中营的恐怖以及80年代空荡荡的超市货架上单调乏味的景象。但正如弗朗西斯·斯普福德(Francis Spufford)在他2010年出版的小说兼历史著作《红色富足》(Red Plenty)中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似乎并非某个具体人物，而是经济计划本身——在那个时期，正值欧美战后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苏联的经济成就以及科技实力令西方报纸的社论撰稿人、智库专家和总统顾问们忧心忡忡，甚至确信他们迟早会被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超越。
正如斯普福德在《卫报》上发表的小说概要中所写：
“人们想象中的苏联并非是那个到处飘扬红旗、激情澎湃的革命国家，并非是爱森斯坦电影中描绘的那种形象;并非斯大林式的苏联，那个充斥着大规模动员、恐怖统治和严酷极权主义狂热的苏联。突然之间，这里变成了一个略显严肃但管理严谨的地方，一个文明而科技发达的地方，到处都是实验室和摩天大楼，它做着与西方相似的事情，但在短暂的繁荣时期，它似乎做得更好……那个曾经充满自信、富有挑战性、蓬勃发展的成熟时代，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赫鲁晓夫对苏联日益增长的繁荣充满信心，他预言苏联经济将在1970年超越美国，并在1980年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完全平等、后稀缺社会的部分目标——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届时社会将实现物质丰裕与劳动需求持续减少。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预言从未实现。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专制主义。斯普福德对苏联历史上的这一时期比诺夫更抱有同情，他的观点也更为细致入微，但他的结论，与诺夫以及许多其他作者一样，仍然是：苏联经济的失败源于试图在不利用市场价格信号的情况下协调经济。
斯普福德的书中一个核心章节描述了一台用于生产粘胶纤维(一种半合成纤维)的机器发生故障，以及寻找替代机器的种种困难。这一意外情况迫使生产粘胶纤维机器的工厂修改其生产计划和进度安排，进而导致所有生产机器零部件的工厂，以及生产这些零部件的原材料工厂，都不得不调整其生产计划和进度安排。冲击波如同涟漪般扩散到整个经济，一位评论家称之为“噩梦般的组合爆炸”。而这一情节仅仅是为了说明，经济中数十亿种商品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在每一刻引发连锁反应。万物皆有联系。我们该如何收集所有这些变量?即便我们能够利用21世纪初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处理速度追踪所有这些变量，又该如何计算出所有这些信息，并每天甚至每时每刻地进行重新评估呢?
尽管人造卫星的发射取得了巨大成功，耐用消费品销量也大幅增长，但仍然存在反复出现的严重短缺，产品产量经常无法满足用户需求。随着经济增长，对信息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计划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同时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制定计划并不断核对计划与实际结果。更糟糕的是，斯大林时期优先发展的产品是产品种类有限的重工业。在很大程度上，计划经济体系对于采矿、钢铁生产、重工业和电力生产等基础产业所需的粗放、大规模决策是有效的。但一旦消费品成为重点，商品种类自然而然地呈爆炸式增长，跟踪、评估和协调所有生产要素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出错的概率也随之上升。
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书中，诺夫评估认为，从棕色皮鞋到滚珠轴承，再到各种布料，大约有1200万种不同的产品由近5万家不同的工厂生产，这还不包括各种农场、运输设施以及批发和零售店。所有这些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根据一系列变量进行优化，这些变量包括维修、更换、技术创新、口味变化、国家预算支出、成本降低、生产率，当然还有时间。他引用了当时苏联的一个笑话：“数学家计算过，仅仅为了制定一个精确且完全综合的乌克兰一年物资供应计划，就需要全世界人口劳动1000万年。”
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领导层不断尝试重组计划和行政机构，但收效甚微。这种持续不断的改革本身也开始扰乱计划的正常运作。然而，赫鲁晓夫解冻也带来了突然的讨论和批评自由，从而促成了经济辩论的复兴。许多计划者和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数据严重不足、质量低下，而且他们也无法有效处理现有数据。
由此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应对措施。第一种是试图增强利润动机的作用，并赋予不同企业之间自由签订合同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关系，即便企业仍由国家所有。
第二种应对措施的代表人物是数学家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他是唯一一位获得瑞典国家银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苏联公民。康托罗维奇与他在莫斯科数理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认为，利用新兴的电子计算机来提高优化效率，就能找到解决方案。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想象计算机能够处理数百万种产品的庞大信息流，因此必须将这种方案与企业层面的灵活性相结合。在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氛围中，这一挑战吸引了苏联历史上最杰出的数学家们。
但要考察他们对危机的应对措施，并评估诺夫等人关于全经济范围计划根本不可能的结论是否正确——即回答“除了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解体之外，是否还能得出其他结论”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跨越大西洋，回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回顾一下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的一些论点。
投入什么，产出什么
“投入产出分析”一词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它诞生于二战期间，用来描述出生于俄罗斯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及其领导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工作。列昂惕夫后来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投入产出表以简化的方式展现了各行业之间以及最终消费者之间的投入和产出流动。实际上，它是一张电子表格：每一行横线代表某个特定行业的产出如何被其他行业和消费者用作投入，而每一列纵线则代表任何一个行业所使用的所有投入。该表格以量化的方式展示了每个行业对其他所有行业的依赖性。例如，乐高积木产量的增加需要塑料投入的增加，因此也需要塑料产量的增加。
公司及其内部各部门利用这类表格来规划生产，以达到产量目标，并分析各种投入要素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反之亦然)。该表格可以计算生产一单位商品B所需的特定商品A的数量。列昂惕夫曾这样描述他的工作：“做面包需要鸡蛋、面粉和牛奶。如果想要更多面包，就必须使用更多鸡蛋。经济中的所有行业都有相应的‘烹饪配方’。”
尽管列昂惕夫在1936年的一篇论文中发表了第一张投入产出表，但他本人也指出，早在19世纪，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就已绘制出更为简略的投入产出表;甚至在18世纪，弗朗索瓦·魁奈(他的《经济表》)也曾绘制过类似的表格;马克思也绘制过。列昂惕夫的一项重大突破是将瓦尔拉斯的方程式转化为线性代数形式。正是这一进步推动了二战后美国以及随后国际社会对投入产出分析的采用。
就像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关于微积分发明者之争(答案是：两人共同发明)一样，在整个冷战期间及之后，人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评估投入产出分析的起源，以确定它究竟是美国的创新还是苏联的创新(甚至在苏联内部，还要争论它是布尔什维克的创新还是孟什维克的创新!)。然而，有趣的是——而且近期的后冷战时期学术研究表明这一点毋庸置疑——苏联早期“在黑暗中摸索”(用米塞斯的话来说)的努力，给年轻的列昂惕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在波波夫(P. I. Popov)的指导下，大约20位苏联经济学家制定了一个相当粗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重点关注经济的六大主要部门和若干子部门——类似于簿记员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方式。这里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巨大的单一企业，这种思维方式实现了飞跃。同年，列昂惕夫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述了波波夫及其同事关于对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研究。更早之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博格丹诺夫就提出了一种迭代方法，逐步提高国民经济表的精细程度。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的尼古拉·布哈林，借鉴了博格丹诺夫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表进行了数学形式化，这反过来又为波波夫及其团队奠定了基础。
但正如我们所见，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意味着，除了这些国民物质平衡表之外，国家计划委员会几乎没有其他发展。事实上，正如当代经济史学家阿玛娜·阿哈巴尔所论证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直到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才重新获得关注，他们的著作要么无人问津，要么无人在大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末，在“解冻”时期，投入产出分析法被经济学家们视为一种严谨的统计技术，其预测精度远超他们此前依赖的粗略经济估算。苏联经济学家兼数学家瓦西里·涅姆奇诺夫将这种方法从美国企业界“引进”回苏联。涅姆奇诺夫强调(或许有些夸大)了这些方法的苏联渊源，他被认为是将数学方法引入中央计划经济的先驱，并于1958年创建了国家数学经济学研究所，该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
相反，列昂惕夫在美国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坚持他的研究并非真正依赖于苏联经济学。作为早期逃离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苏联难民，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二战后，列昂惕夫因被指控挪用联邦资金研发“共产主义技术”而迅速失去了政府和美国陆军的资助，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他又因同样的原因再次失去资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一些私人公司——尤其是西屋电气公司——的关注，他们看到了列昂惕夫技术的实用性，他才得以继续研究。
这种冷战时期的表演——将美国经济学披上苏联的外衣，反之亦然，甚至到了需要一家庞大而声名显赫的美国企业集团出于纯粹的自利来挽救一种苏联经济技术的地步——是我们将反复看到的一种惯用套路。
线性规划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如今任何专业的本科生只要修读过几年数学就能掌握。它的最初发展深受投入产出分析的影响。简而言之，线性规划探索在给定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找到最佳结果的方法。它随后被西方微观经济学和企业广泛采用，用于规划生产、运输、技术，以及任何涉及多个变量且旨在最大化利润、最小化成本和资源的任务。
企业经常使用线性规划工具来解决供应链物流、生产调度、运输或任何形式的资源分配中涉及的复杂决策问题。线性规划由苏联的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开发，并发表于1939年的小册子《组织和规划生产的数学方法》中。它的发现源于一家胶合板厂希望优化生产的请求。该技术通过输入产出矩阵的数据，为解决一类类似的难题提供了一种途径。
这种方法最初在二战期间用于解决军事物资供应问题，但随后被遗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遭到压制。诸多问题中，主要在于康托罗维奇将“数理经济学”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反对者嗅到了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在康托罗维奇的学生A.M·维尔希克(A. M. Vershik)于2007年撰写的一篇关于康托罗维奇的数学传记中，他谈到了一种“内部否决权”——一种不仅针对经济问题，甚至针对支撑经济问题的数学方面的自我审查——这种审查一直持续到1956年。随着赫鲁晓夫“解冻”带来的新希望，这一课题才得以“解密”。
与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基本独立，荷兰裔美国数学家兼经济学家佳林·科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设计了一种类似的资源最优配置分析方法。他们二人因这项共同发现于1975年再次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位贡献者，美国数学家乔治·丹齐格，虽然与前两位独立，但稍晚一些，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也发展出了一种线性规划方法，用于解决美国空军的规划问题。1947年，他在线性规划框架内设计了“单纯形法”，或称单纯形算法。该方法很快被各行各业应用于内部规划，至今仍在使用。《新科学家》杂志最近称这种美国人对苏联优化方法的改进是“统治世界的算法”。
与拯救列昂惕夫著作的美国资本家们如出一辙，在苏联，率先深入研究线性规划的却是军事专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接触到相关领域的外国文献，这些文献已被翻译成俄语，但尚未在国内出版。他们感兴趣的并非更广泛的经济计划问题，而是系统控制，而系统控制本身又是资源分配这一主题的一个子集，而资源分配最终当然是经济学的核心所在。没有一位上校，甚至没有一位将军听说过康托罗维奇。维尔希克回忆起1957年访问莫斯科国防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时，向他们介绍了他的导师康托罗维奇的研究成果。“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醍醐灌顶，因为他们当时才刚刚开始研究美国关于线性规划的文献。”
与此同时，控制论正经历着一场更广泛的复兴，将计算机引入军队的紧迫性也日益凸显。康托罗维奇受邀就他钟爱的研究领域发表公开讲座。这些军事专家此前一直只使用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美国情报来源，如今他们欣喜地发现，这一领域的先驱竟然是他们自己人。康托罗维奇写道：
“我发现，与生产科学组织相关的各种各样问题(关于机器和机构工作的最佳分配、废料最小化、原材料和当地材料的最佳利用、燃料、运输等等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组数学问题(极值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完全无法使用，因为它需要求解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方程组才能完成。”
康托罗维奇的想法是让计划者评估最优定价，这是一种方案，其中客观确定的估值或“影子价格”——一种代替实际价格分配给商品的虚拟数值——将根据机会成本计算得出，而无需像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所说的那样，需要“完全的信息掌握”才能使计划有效运作。与米塞斯和兰格一样，康托罗维奇证明了在市场机制之外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请记住，经济计划对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经济体都适用。从内部来看，这些企业都是计划经济，与苏联并无二致：当然，它们是等级森严、不民主的计划经济体，但本质上仍然是计划经济。区别在于它们的目标函数(目的)及其确定方式。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这项技术服务于利润最大化，以造福所有者，事实上，大多数线性规划教科书和软件手册都将利润作为目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目标函数可能仍然是财富的增长，但增长的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说，从数学角度来看，它类似于利润最大化，但其目标由社会因素决定。休闲时间的持续增长可能是另一个目标函数，最大化生态系统服务并最小化对其的破坏也可能是另一个目标函数。由此可见，虽然以经济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可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它必须与民主相结合。
南斯拉夫离心机
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化圆为方”的问题。资本主义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因此，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主义。但是，没有资本主义也可以有市场。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将社会民主主义描述为一种哲学，它承认市场不可战胜，同时承认其不可避免的不平等，从而追求一种混合经济，在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平衡市场和非市场资源的配置，并促进强有力的劳动者权利。在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中，公共部门负责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例如医疗保健、教育和紧急服务;自然垄断产业，例如发电、水资源管理和铁路;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例如钢铁制造、林业、石油和采矿业。 (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服务很少——除了警察，这是公正保护市场赖以存在的财产权所必需的，以及武装部队，这是维护国家完整所必需的——仍然是非商品化的，大多数公用事业已经私有化，而且几乎没有工业的公共所有权。)
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则完全不同。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工业私有制，但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仍然通过市场进行。工人以合作社的形式拥有自己的企业，这些企业相互竞争，销售产品，并根据市场需求生存、扩张或倒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在社会民主制度下一样，一些关键部门，例如医疗保健，可能仍然由公共部门掌控，但它仍然是一个市场社会。这种制度受益于市场所谓的有效配置，避免了官僚主义的僵化，同时消除了“资产阶级”。此外，没有老板，工作场所实行民主管理。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也仍然只能是那些能够盈利的。而且，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有益的事物与有利可图的事物之间只有部分重叠。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还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下，如果没有对市场进行重大且有计划的干预，新型抗生素、农村高速互联网和载人航天等项目的实现都将同样困难。与此同时，那些利润丰厚但危害巨大的产品，例如化石燃料，仍然可能被生产出来。
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也必然导致重复生产和生产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正如资本主义市场依靠利润运行——即生产成本(包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与产品售价之间的差额——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信号的运用也会为效率更高的企业(即使转型为工人合作社)带来超额收益，而让那些效率较低的企业蒙受损失。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者必须解释，这套体系如何才能在民众中公平地重新分配“利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如何确保利润动机——这种动机会压榨工人，并刺激过度生产——不会再次出现?市场和利润动机一旦扩大规模，就会造成经济范围内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损害民众利益，浪费资源。市场本质上就会产生不平等——只要市场存在，这些不平等就只能得到缓解，而无法根除。纵观历史，不平等一直是引发额外经济冲突的根源。
这并非抽象的讨论。二战后，铁托元帅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奉行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的决裂，迫使这个年轻的多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寻求一条不同于官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开始尝试他们所谓的“工人自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工厂名义上仍属于国家所有，但工人们在工作场所指导生产(当然，并非完全控制)，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然后特定企业的工人将盈余收入据为己有。
在铁托统治时期，随着市场力量的作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取消中央工资决定机制以及个人收入与特定企业成败挂钩之后，企业间的竞争加剧，工人、技能类别、工作场所、行业乃至最令人担忧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加剧。不可避免地，一些工厂在商品生产方面会优于其他工厂，或者幸运地位于教育水平更高、交通基础设施更完善或其他方面更具优势的发达地区。国家试图通过再分配来平衡这种不平等：例如，对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征税，以资助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或扶持农业地区，从而实施区域性优惠政策。但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基于区域层面的政策和投资决策之争。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乌恩科夫斯基-科里卡认为，特定工作场所往往更认同其企业管理层或地方政府的利益，而非整个政治体系。这个年轻国家的第一次劳工罢工早在1958年就发生了，地点是富裕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一座老矿井。罢工的起因是工人们对政府将他们视为自身财富的资金用于改善地区不平等感到不满。但这不仅仅是富裕工人对高税收的抱怨;任何旨在平衡不平等的努力，必然是一项中央集权式的行动，都可能被视为塞尔维亚霸权的回归。
南斯拉夫不仅要应对被视为塞尔维亚沙文主义的平等主义中央集权和复兴的地区民族主义这两大危险，还要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以及高达三分之一的外商投资依赖外国援助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虽然最初这些援助是以赠款的形式提供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些赠款已经变成了贷款。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更加注重出口，但这反过来又使一些工厂和地区比其他工厂和地区受益更多。1963年，在地区主义的压力下，联邦投资基金被解散，资金被分配给地方银行，全国一体化发展战略最终被放弃。这不仅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权力分散，还破坏了规模经济和合理的、符合区域需求的劳动分工。企业间竞争的市场逻辑不出所料地推动了工作场所等级制度的重建，以及对财务手段和营销技巧的日益重视，而忽视了生产——后者在历史上一直被社会主义者视为浪费资源的毒瘤，是资本主义非理性的典型体现。为了改善市场地位，业绩不佳的企业纷纷进行浪费性投资和不可持续的贷款。为了偿还这些沉重的债务，重建的管理层级在萎缩的自我管理机制的协助下，采取了所有资本主义管理者都会采取的手段：压低工资和降低工作条件。失业问题重返这片土地。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和石油危机之前。
这是否意味着在任何公正社会的构想中，市场社会主义或合作社都无容身之地?这取决于我们所考虑的时间框架。让我们摒弃将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计划视为对立的观点。相反，我们应该将合作社和市场社会主义(或其某些要素)视为通往非商品化和计划经济的桥梁机制，它们能够增强普通民众对自身管理没有老板的工作场所乃至最终管理整个经济的能力的信心。
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或铁托主义等的历史中，我们得到的关键教训之一，是我们需要对哪些方法有效保持开放的心态，尝试不同的经济形式，同时要能灵活转向，一旦新证据出现，就要敢于抛弃旧有假设。
实践中的计划（再论）
那么，苏联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弗朗西斯·斯普福德的小说《红色富足》至少部分讲述了康托罗维奇如何未能成功推行他的方案，但他仍然坚信这一战略，正如斯普福德所指出的，直到1986年去世，他仍在给政治局写信力推这一方案。挑战在于如何超越“原则”，走向“实践”。
康托罗维奇在他1960年关于此主题的著作的附录中提出的实用算法可以用纸笔求解，但它只适用于规模有限的问题。当需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时，康托罗维奇建议采用一种近似方法，即将类似的生产过程聚合起来，并将它们视为一个单一的过程。当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美国，这类计算工作主要由人工“计算机”完成(2016年的电影《隐藏人物》就讲述了那些使NASA早期太空任务成为可能的女性“计算机”的故事)。尽管康托罗维奇的理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欢迎，但当时的计算能力有限，无法将这项技术应用于详细的全经济规划，因此它只能用于制定特定企业或至多某些行业的计划。
控制论领域曾是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官方将其谴责为美国削弱工人控制权的手段。在赫鲁晓夫时期，情况发生了逆转：科学院开始出版《为共产主义服务的控制论》期刊，莫斯科也下令兴建计算机工厂。苏联控制论的创始人维克托·格卢什科夫甚至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批准，得以开发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机网络——苏联互联网——但最终未能建成。一切都为时已晚。到1964年，随着政变推翻赫鲁晓夫、斯大林主义复辟，苏联的计算机技术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当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计算机和外围设备也经常不兼容。该国有限的计算能力是其载人登月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决定放弃发展国内计算机产业，转而盗版西方计算机。
除了放弃计算之外，威权主义并未消失，反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死灰复燃，再次削弱了规划所需的信息质量。而一旦西伯利亚发现了巨大的石油资源，那些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的控制论专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经济改革者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的经济改革者更加市场化，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理念。
苏联解体后，这场辩论自然而然地从一场激烈的争论转变为一场学术探讨，对于那些投身于日常社会正义斗争的人来说，这场讨论更是被忽略了。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两位进步的计算机科学家——格拉斯哥大学的保罗·科克肖特和他的合作者、维克森林大学的经济学家艾伦·科特雷尔，开始在一系列学术论文中论证，算法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个问题再次值得探讨。
在他们1993年出版的《走向新社会主义》一书中，科克肖特和科特雷尔运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新知识，反驳了计划经济注定失败的观点。这本书某些地方读起来与其说是左翼论战，不如说更像是一本大学编程教材：“信息技术的现代发展为建立一种计划系统提供了可能，这种系统在效率(满足人类需求)和公平性方面都能超越市场。”
计算机比市场更胜一筹——这就是他们的论点。米塞斯和帕累托的所有担忧——尽管理论上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市场计算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却不切实际——都因技术变革而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他们认为，尽管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使计划更容易实施，但真正构成主要制约的并非超高速中央计算机的可用性。一个由相当普通的个人计算机组成的分布式计划网络，通过覆盖整个经济的电信系统连接起来，并采用标准化的产品识别和计算机数据库系统，就足以满足需求。但这将需要普及计算机和信息自由流动。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这场辩论焕发了新的生机，并延续到了21世纪。2002年，华沙大学的波兰逻辑学家维托尔德·马尔西谢夫斯基(Witold Marciszewski)对科克肖特-科特雷尔(Cockshott Cottrell)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需要所谓的超级图灵机，或者说超计算机——一种超越标准计算机计算能力的理论计算机，有人声称这种计算机不仅在物理上不可能制造，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可能设计出来。2006年，加州自由市场智库太平洋研究所的年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伯特·墨菲运用集合论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的对角线论证，声称任何计划委员会的价格矩阵中的价格清单不仅需要包含数十亿或数万亿个价格，而且——就像所有实数或所有整数子集的集合一样——需要包含不可数无穷多个价格。因此，从原则上讲，而非仅仅在实践中，全经济范围的社会主义计算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价格的完整清单永远无法列出。不妨这样想：无论整数集合有多大，延伸到无穷大(0, 1, 2, 3…∞)，只要给予无限的时间，你就可以逐个列举它们。但是，仅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集合的无穷大更大，它包含着无穷多个这样的无穷整数串!因此，即使给予无限的时间，也永远无法将其全部列举出来。墨菲说，正是这第二种——不可数的无穷——描述了进行规划所需的全部价格。
本质上，科克肖特、科特雷尔、马尔西泽夫斯基、墨菲和其他少数几位学者重新开启了长期沉寂的计算之争，并将其重新定义为计算复杂性理论领域的问题。计算复杂性理论是理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旨在对不同类型问题的固有难度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进行分类。正如神经科学家在近几十年里从哲学家手中夺走了关于心智理论的辩论一样，复杂性理论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也正在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手中夺走这场辩论。
然而，这场讨论仍然主要局限于科学期刊的范畴——即使在期刊中，对许多人来说，它也变成了一种数学游戏。除了极少数的学者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活跃的受众。这再次体现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当然，非市场经济是荒谬的，吉姆，但这只是为了给我的学生做个练习……”
弗朗西斯·斯普福德的小说《红色富足》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仅仅两年后出版，这部关于经济计划的作品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尤其是在网络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统计学家科斯马·沙利齐(Cosma Shalizi)的一篇长文。这位自称“模糊左派”的统计学家表示，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线性规划”。在文中，他反驳了斯普福德关于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计划经济理念能够复兴的希望。他指出，由于经济体中所有可能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规划者计算最优价格列表的复杂程度，实际上与计算最优方案本身一样高。粗略地说，他的论点与墨菲和马尔西泽夫斯基的观点类似，尽管他至少承认，如果摩尔定律(该定律指出计算能力大约每两年翻一番)在一个世纪后仍然有效，那么这个问题并非完全不可能解决，而是在技术上变得可控。
但这使得最优规划沦为科幻小说的范畴，而非当今可以认真考虑的选项。我们最终只能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观点：市场价格只不过是处理所有必要信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更佳机制。既然市场交换本身就蕴含着这种机制，为何还要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构建它呢?
“我们需要……某种系统性的方式，让公民能够对正在实施的计划提供反馈，”沙利兹写道。“市场体系有很多缺点，但它确实是一种机制，能够让用户向生产者提供反馈，并将这种反馈传播到整个经济体系中，而无需任何人刻意追踪这些信息。”与墨菲和马尔西泽夫斯基不同，沙利兹并非自由市场的狂热拥护者。他承认市场会产生一些后果，并对此感到震惊：“在极端情况下，市场实际上会让人饿死，因为养活穷人比让富人吃得更多更‘高效’。”
他认识到，在许多领域(至少在一些国家)——例如教育、医疗、警务、消防、搜救和灾害应对——采用计划而非市场来分配资源，效果远胜于市场。因此，他和诺维一样，提倡混合经济，即部分商品和服务不通过市场分配。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市场配置论是正确的，那么它也应该适用于这些领域。如果理论表明医疗、教育和消防部门的效率应该极其低下，那么它们为何运转得如此良好呢?(事实上，自由主义者正是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不仅医疗和教育应该实行市场化，警务、消防和军队也应该如此。)这恰恰颠覆了右翼老生常谈的“共产主义理论行得通，实践行不通”的谬论，共产主义似乎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理论上却行不通。
然而，在资源配置的严重低效和绝对完美无瑕的优化之间，存在着现实——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这里存在一系列概念混淆，这些混淆源于求解问题时寻求精确代数解的复杂性，而非仅需获得可接受的经济解决方案。科克肖特认为，如果你选取一个大型经济体，并采用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法——这种方法由俄裔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开发，用于表示相互关联的经济关系，如今常用于计算GDP——你可以将其表示为一个巨大的矩阵，其中每一列代表一个行业，每一行代表一个行业对其他行业各种产出的消耗量。例如，以钢铁行业为例，矩阵底部会显示钢铁的产量，而每一行则会分别表示该行业消耗了多少煤炭、铁矿石或石灰石。
现在，原则上，要通过矩阵计算得到某种最终输出组合，所需的步骤数将与矩阵大小的立方成正比;例如，如果一个矩阵包含1000万个元素，那么要得出答案，所需的步骤数似乎是1000万的三次方。但这仅限于你选择将其写成矩阵的情况——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发现矩阵中几乎所有元素都为零，例如，你不会在制作一本书时使用石灰石。大多数东西在其他过程中都不会被使用。因此，大多数产品只需要少量的投入。
科克肖特说，“认为万物皆相互影响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你可以将经济的许多方面分解开来。”通过实验，科克肖特和他的同事们表明，这种分解使得步骤数呈对数增长而不是指数增长，从而极大地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本质上，这意味着一开始步数会迅速增加，随后增长速度会放缓。但增长仍在继续，这与步数起初缓慢增加，然后随着进程迅速增长的情况截然不同。
科克肖特解释说：“你会说：‘我只需要三位有效数字的答案，因为有多少企业能真正把产量计划到超过三位呢?’因为你不需要一个精确的解，而只需要一个精确到特定有效数字位数的近似值。”这种对计算的粗略要求也限制了算法的迭代次数。“所以，当你真正从实际问题的角度，从数据的实际结构和现实世界的需求来看待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你处理的问题远比抽象代数所暗示的要简单得多。”这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虽然存在许多针对原理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设计的算法，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仍能利用它们来解决大量问题，因为它们只是在某些数字范围内难以处理。
科克肖特将这场辩论从理论领域推向了实验领域。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规划领域进行实际研究非常困难，但他声称，在用一台价值约5000英镑、性能尚可的系级计算机测试了自己的想法后，仅用了大约两分钟就解决了瑞典规模大致相当的经济体的此类优化方程。他预测，如果他使用大学物理系或任何气象预报中心使用的那种计算机，那么对于更大的经济体来说，这将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计算周期只需几个小时，而不是几个月、几年甚至数百万年。
“证明这些算法是可行的相对容易。它们是多项式或亚多项式的。它们属于最佳的可处理性类别。它们很容易应用于工业规模的经济体，而所需的处理能力仅为谷歌的一小部分。”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收集正确的信息。但随着产品越来越多地使用条形码进行追踪，采购商和供应商共享庞大的数据库，其中包含监控生产各个环节、零部件订购、成本计算等信息，收集正确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当然，所有这些都令人惊叹。科克肖特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结果需要其他研究人员进行检验和验证。但有些验证其实已经悄然发生。庞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内部规划，协调相隔各大洲的经济活动。科克肖特指出，航空运输业是第一个全面采用计算机化规划的行业，这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推出的博阿迪西亚(Boadicea)航空订票系统。而航运业务员这一职业也早已成为历史。
需要明确的是：非市场经济并非指不受问责的中央计划者，或同样不受问责的程序员及其算法替我们所有人做决定。如果没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民主参与，没有数百万经济参与者的日常经验，计划就无法运作。民主并非附加于这一切之上的抽象理想，而是这一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计算机辅助的、去中心化的、民主的经济决策不会是一套可以简单强加于现有体系的技术官僚式改革。首先，社会关系和结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包括构建新的相互依存网络，这些框架需要广大民众争取、建设并最终维护。虽然这样的系统可以而且必须从零开始构建，但为了达到构建公正经济和应对生态危机所需的实际规模，该系统必须是全球性的，并且在对人类解放和技术进步的要求上都必须是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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