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吉荷米洛夫、司徒卢威的文章中，列举许多实例，明确地指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发展，不是按照虚构的矛盾钝化的规律，而是按照矛盾揭露和斗争的规律进行的。
他从这种立场出发，说明了形而上学者——庸俗进化论的代表者的荒谬，他们否认矛盾、飞跃、变革，只看到发展的渐进性、调和、溶合。
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进化与革命密切统一，关于通过飞跃和革命变革而发展的学说，和现象只是“渐进”式变化的进化论概念相对立。例如，吉荷米洛夫就对“突然的奇灾大祸”和“暴力变革”“感到厌恶”，所以开始断言，自然界并没有飞跃，“在科学的意义上”只可以谈到渐进的“某一现象类型的变化”。可是自然界在飞跃着，并不听从吉荷米洛夫反对“突然性”的任何咒骂。普列汉诺夫在通俗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飞跃的学说时指出，自然界处都驳倒了形而上学者的观点，显示出渐进性的中断和飞跃以及自然现象的矛盾性;指出飞跃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中也是不可避免的。
普列汉诺夫反驳那个否认社会革命概念的司徒卢威时间道：“……历史上已经完成的社会革命是怎么回事呢?认为它们是没有完成呢，还是承认它们不是革命呢……”（《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41页）。
普列汉诺夫用辩证的发展观来对抗进化论者的发展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论点：革命和进化一样，同样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因素。
“我们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即关于消灭经济上人剥削人的问题，只有用实力来解决——正如以前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用实力来解决一样。诚然，实力还不就是暴力，因为暴力只是实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无产阶级对于那种不得不用以表现自己革命实力的形式的选择，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善良意志，而是取决于环境”(《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56页)。
由于这个缘故，他揭示出量的变化转变为根本的、质的变化这个辩证规律的内容。普列汉诺夫指出，当内容在量或质上变化到一定的形式已不能容纳变化了的内容，或不再适合其内容的时候，这种形式就变换了，它就被抛弃了。事物的量的渐变，积累到一定的界限时，就转变为新的质，这时，新的事物，即新的能够全面发展的进步内容就形成了。
普列汉诺夫也研究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敌人是在歪曲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和意义的幌子下，来攻讦辩证法的。普列汉诺夫在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时，特别引证了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自然界与社会向前发展的观点，坚定地宣传这些观点而反对民粹派，因为民粹派不善于从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和历史。例如，米海洛夫斯基武断地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区别，说马克思把一切。建立在三段式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英明预见就是依据“三段式”的。普列汉诺夫坚决驳斥了这种捏造。他写道，这里只有马克思的发展观点和黑格尔臭名远扬的“三段式”的外表的、形式上的相似之点。普列汉诺夫说，三段式绝对不能完全包括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现象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满足于从抽象的原理中得出抽象的结论，他们总是具体地研究现实。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是一味引证三段式，而是科学地研究历史过程。在那些年代中，普列汉诺夫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对于反对司徒卢威、民粹派的斗争，而且也对于反对伯恩施坦等人的斗争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伯恩施坦武断地说，一切错误和迷惑的根源就在于仿佛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说，辩证法利于模棱两可，阻碍着对发展的明确理解并且导致忽视经验上已经肯定的事实。
普列汉诺夫坚决回击了这些对辩证法的攻讦。他写道：“如果想象辩证法会导致忽视事实，……则是对辩证法一无所知”（《普列汉诺夫文学遗产》，俄文版，第5集，第161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不阻碍对现实采取冷静的态度，而且它正是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普列汉诺夫在证实自己的想法时，引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后者说过，从辩证法观点来观察现象，就是把对现象的研究放在具体的基础上。
普列汉诺夫在揭穿修正主义者和民粹派责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倾向于抽象公式的说法是荒诞无稽时，令人信服地证明，实际上辩证法要求具体地观察现象，因为抽象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普列汉诺夫自己并不善于在实践中，在政治活动中，始终如一地运用具体的原则。
普列汉诺夫著作中对于对立面统一与斗争的规律的研究是很差的。他不很注意对立面统一与斗争的规律，没有指出它是整个现实界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发展的飞跃性是辩证法的显著特征和它的实质。
普列汉诺夫确定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一切现象转变、转化为它的对立物。普列汉诺夫在表述这一规律时，实际上把它归结为实例的总和，归结为它的个别场合和个别表现。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问题虽然写了长篇累牍，可是对于辩证法这门哲学的科学却只字未提。所有这些都说明普列汉诺夫低估了马克思对于辩证法这门科学的研究。
普列汉诺夫关于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它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相互关系、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也有著述(在它为恩格斯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特别谈到这个问题)。
普列汉诺夫发展了关于形式逻辑作为研究事物的必要阶段的初步逻辑的意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他指出，辩证逻辑并不抛弃形式逻辑，而只是指出它在生活上运用的有限可能性。因此，形式逻辑的规律并不象形而上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还在和民粹主义作斗争时期，在《雷非来自云》一文中，和吉荷米洛夫辩论时，指出辩证逻辑也并不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它只是给予形而上学的逻辑以一定的范围，越出这个范围就是辩证法的王国了。他简单明确地解释了这种想法，指出当所指的是个别对象时，我们判断这些对象，必须一般地遵循思维的规则和“基本规律”。
但是辩证法并不局限于这种对实物世界的初步研究，它走得更远些，在对象和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中，在它们的复杂性和矛盾中加以研究。
后来，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被逻辑斯提、折衷主义所代替，变为诡辩术即“机会主义者的辩证法”。由于这个缘故，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他。
但普列汉诺夫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而写的那些著作，充满了论战的热情，风格十分出色，是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巨大贡献。整个说来，它们包含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明确的表述。
***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刻的阐述。许多问题，如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关于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历史问题以及对于美学的唯物主义的论证，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普列汉诺夫有许多专门著作论述唯物史观问题，例如：《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897），《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历史上的某种事情》（1897），《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也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普列汉诺夫揭穿了资产阶级哲学和历史编纂学妄想规避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这是极有价值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唯物主义历史概论》一书中说道：“至于马克思，我们只须指出，不管是写一般哲学史的历史家，还是写唯物主义史的历史家，对于他的唯物史观都是不愿意提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80页）。他在和米海洛夫斯基论战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米海洛夫斯基“看不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而且在实际上力图对马克思的天才思想缄默不语。
民粹派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和“没有联系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民粹派这种污蔑的说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是借助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并且首先是在马克思所著《资本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书中经过考验的。普列汉诺夫在叙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著名的导言的内容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密切相互联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体系完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普列汉诺夫说道，马克思世界观的各个方面都是最密切地相互联系着，因此，绝不能任意抽出其中的一个方面，也不能代之以至少是由完全另外一种世界观中任意抽出来的观点的总和。这个论点直接公开地反对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时而和康德哲学，时而和马赫哲学，时而和其他若干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结合起来的企图。仅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因素”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说道，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但它毕竟只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主义观点的一部分”。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是马克思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马克思以前谁也不能对社会生活的历史提出正确的、严格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历史上破天荒地完全建成了唯物主义，并且把它推广到社会现象方面。普列汉诺夫写道，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和它紧密联系着的对政治经济学任务、方法、范畴和对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的总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
普列汉诺夫密切注意解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力求划分出社会生活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它们的物质基础、规律的客观性、它们发展的辩证法。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民粹主义的理论观点时，认为他的任务是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历史条件的原理。普列汉诺夫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巧妙地运用它来分析俄国的现实时，指出俄国将怎样发展和向哪里发展。普列汉诺夫以民粹主义者沃龙佐夫为例，以民粹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例，表述了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不能走上科学概括的道路，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不能指出人类活动的思想动机的根源。例如，在民粹主义的经济理论中，主要的问题是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因为按照民粹派的意见，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基础。民粹派硬说，资本主义对于俄国独特的制度说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普列汉诺夫指出，民粹派在其俄国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那种议论中，力图歪曲马克思的观点。从民粹派思想家的观点看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谈论俄国的资本主义时，仿佛无批判地硬搬马克思的现成公式，不愿知道表明与资本主义相反的俄国发展道路的那些事实。米海洛夫斯基歪曲马克思，捏造说，似乎马克思企图无批判地把他的历史公式应用于俄国，并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只是因为它已经在西方实现。沃龙佐夫也支持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沃龙佐夫认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非常不自然的，他说，俄国无产阶级淹没在农民群众中，因此为无产阶级思想服务，就要使大部分人民“陷于不幸”。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的这种胡说八道。他指出，马克思只是在慎重而具体地研究了俄国的经济现实和社会关系后，才对俄国如何前进以及向哪里前进等问题作了答复。正如普列汉诺夫正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在判断俄国问题时以马克思的伟大名字来掩饰自己。他们首先应该借助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俄国。
普列汉诺夫在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时，详细考察了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和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各别国家中发展的一般前提和规律性，认为把俄国与西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改革后俄国的经济关系和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了说明俄国经济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国内市场、工场的增加，工人与手工业者人数的增长，手工业、村社的瓦解和俄国经济生活的其他因素)的大量实际材料和统计数字。普列汉诺夫指出，村社的瓦解不是受外部的、和它无关的环境的影响，而是由于内在的原因。货币经济与商品生产的发展，逐渐破坏了村社土地所有制。
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它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发展，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从这条路上挪开。普列汉诺夫写道：“我国社会生活的全部进程都是往资本主义”。他嘲笑了民粹派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民粹派认为，他们的理想是能够使俄国不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那种力量。他说，民粹派习惯于用自己的意志和胡作非为来代替客观的历史规律。对于他们的“理想”将只有“理想的”意义这一点，民粹派是看不见的。普列汉诺夫写道，他们的梦想——我们使俄国坐上我们理想的小舟，离开资本主义道路，驶向遥远的地方，驶向遥远的王国——是有害的和反动的梦想。
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主义者则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来观察历史的客观规律和规律性。马克思主义断言，规律的根源不是在人们的意识中，而是在人们社会关系的本质中，即人们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所进入的那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在规律决定历史进程”)，确定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这种规律是以自然规律的力量和铁一般的必然性而发生作用的。
为要揭示社会进步的规律，就必须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事实。只有了解过去、看见历史事件的递续和联系、看见它们的制约性而不是看见一堆杂乱的偶然性的人，才能够预见未来。人们的活动、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不是以偶然的事件为转移的。思想的产生，也正如它的发展一样，“服从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研究的那些规律”。在这里，辩证法能够帮助我们。普列汉诺夫写道，辩证方法应用到社会现象上，引起了重大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合于规律的过程应该归功于辩证方法”（《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29页）。
我们周围的社会生活的规律，其根源就在于社会生活本身，而且也只有在于它本身。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在自然界中寻求社会规律是不正确的。他嘲笑了那些梦想借自然科学来改革社会科学的人、打算给社会开一个“卫生药方”的人和企图找寻“社会生理学规律”的人，并称他们为空想主义者。从这个观点观察社会的人们会陷于没有出路的境地，因为生理学、医学、动物学都不能解释社会的发展。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生活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自然规律。自然界的规律能够说明“为什么有一些人吃得过分多，而另外一些人却因饥饿而死去吗?看来，说明应当求之于其他某一个领域，求之于另外一种规律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216页）。
这个领域就是社会生活，只有反映社会过程的内在逻辑、反映社会关系的一切丰富而复杂万端的社会规律才是这些规律。人类思想活动也同样受其特殊规律的支配。例如，无论谁也不能把逻辑的规律和商品流通的规律等混为一谈。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用自己的证明做了总结，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使人们能够想象历史发展乃是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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