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同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导读》连载03

接上文-红雨同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导读》连载02

三

我们继续学习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七章，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这一章划分了四节内容，我们逐一进行学习。

第一节是前三个自然段，文本提出问题，德国左派否定议会斗争的理由是议会过时了。难道德国实现了苏维埃吗?

第二节，从宣传和政治实践角度分析，议会是否过时。第四段，从理论上和宣传的角度看，议会是过时的。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

议会也是这个道理，理论上过时了，但在实践斗争中不能回避议会。

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

这句话有人不明白，可以把世界历史跟个人历史做比较，一个人的10年历史肯定不短，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50年、100年也不算什么，是短短的一瞬间。

第六段，德国左派在1919年1月就被大家认为议会过时的论断是错的，现在就对了吗?一个不敢于承认错误的党就不是阶级的政党，而仅仅是一小撮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犯了错误就要积极分析错误、改造错误。这不仅对于一个党，对一个人也是这样。

第七段、第八段，列出德国左派的错误观点：“……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第九段，列宁批判道：

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

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

这里说德国左派落后是指政治实践方面，不去参加议会斗争、不去争取落后群众而无所作为地逃避，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党，跟落后群众有什么区别?

第10段，德国左派应该怎么做呢?

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11段，介绍布尔什维克1917年9—11月议会斗争的经验：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收到了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极为有益的)政治效果……

虽然十月革命的主体力量都认识到解散议会的必要，但仍有广大群众不理解，因此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仍然参加了议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议会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几个月之后才取缔议会。

本章第三个问题，批判荷兰左派不参加议会斗争。荷兰左派的观点是：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崩溃而社会已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构，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第13段、第14段，列宁开始分析批判。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

这种错误只是表明：没有考虑到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重要性。合法斗争是公开的、改良性质的，非法斗争是秘密的、革命性质的。第二句话，列宁引用布尔什维克的例子来说明：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如果你想消灭议会，那议会里有我们的人岂不是好事?

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

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

这就是内外夹攻。而抵制议会也就是即将要消灭议会，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看到革命斗争的高潮出现有可能消灭议会的条件，否则还是要利用议会、参加议会。这里要特别声明一点，列宁讲的参加议会是指议会斗争以达到宣传和鼓动的目的，并不是依靠议会选举获得当权。后者叫议会道路。即用和平选举的方式获得政权。

第15段，大家痛恨议会，但绝不能靠这种情绪来制定斗争策略。

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

这里要特别注意，尤其对本国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情况必须仔细分析、考量。比如说中国的革命，反对蒋介石，那美国会不会帮助老蒋，会不会出兵，都要考虑。

然后第16段，列宁顺便讲了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

(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给工农带来重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

第一条就是通过革命制止战争，人们有向往和平的要求。第二条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导致他们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当然后来也有了反苏俄联军。

第三条是能够进行持久战。第四条是联合了农民及其政党。上述的条件在其他国家是不具备的，斗争方式也不能简单模仿。这是西欧国家革命困难的地方：要想“避开”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瑞典的塞·霍格伦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能坚持议会斗争，现在的情况好多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到?

下面最后一段是讲好的党的领袖也要经过议会斗争这一关的考验。

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

最严厉的批评首先是针对那些不愿意搞议会斗争的领袖。要善于利用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并从中得到锻炼。

下面是第八章不作任何妥协吗?

第一节，列宁引用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的内容来说明妥协的重要意义。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恩格斯批判道：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一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要我说不仅是急躁，还有理论上的无知。不细致地研究革命，把革命看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是头脑中的幻想。列宁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到革命成功是29年，教员是27年。难道这还不明白革命是多么不容易吗?而且是否有中间站和妥协一般来说也不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还有客观的社会条件。就比如说，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难道是某个革命家甚至是无产阶级决定的吗?不是，是客观社会条件决定的。跨阶段革命是空想。

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

其实妥协是经常的事情，比如罢工

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

但是有一种叛徒式的妥协是可耻的

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

所以我们要严格区分是阶级斗争正常的、必须的、

不得不的、可以允许的妥协，还是背叛无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妥协。

本章第六段，各种妥协的性质：是可以允许的、革命的还是不可容忍的、反革命的，有些复杂情形很难判断。如果一概地否定任何妥协，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也就是党的领袖和优秀的党员来判别具体问题的妥协与否。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

就是说，幼稚的左派认为只要妥协就成了机会主

义了。问题是要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善于识别机会主义的妥协：

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

接着列宁又举了一战期间的各国的沙文主义、护国主义者的例子，说明他们是同本国资产阶级妥协，背叛无产阶级革命。

下面是本章第四个问题，对妥协中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分析。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列宁说，我们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德国左派咋不斥责我们呢。

下一段讲，无产阶级革命比国家之间的战争还难

上百倍，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通融和妥协。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

就是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暂时地联合一部分敌人打击另外的敌人，然后再消灭全部敌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一下子打击所有的敌人，只能联合一个消灭另一个，同时注意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我举一个铁木真的例子，铁木真的祖辈俺巴孩汗被金国和塔塔尔人所杀，在铁木真34岁的时候，金国和塔塔尔出现矛盾，金国命令铁木真攻打塔塔尔部落，因为两个都是仇敌，有人就说坐山观虎斗吧，连铁木真的母亲都反对与金国结盟攻打塔塔尔人，怎么能联合仇敌呢。可是铁木真背负杀祖的血海深仇，联合仇敌金国消灭了另一个仇敌塔塔尔部落。两个仇敌，联合一个打一个，发展壮大自己。

然后列宁说，比如登山，有时就得盘旋而上，不可能笔直又笔直。

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

下一段，革命胜利之前需要妥协和通融，革命胜

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阶级斗争同样艰难，同样需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通融和妥协。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

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扩大这种矛盾，也就是分散敌人的力量。不管是各国的资产阶级之间还是本国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争取大量的同盟者。比如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等等。要对资产阶级分割包围。教员曾说过：政治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但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让整个无产阶级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否则这样的策略也可能会模糊自己的阶级意识。

谁要不懂这个策略，谁就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在实践斗争中没有策略，拿着原理当策略是绝对不行的。

下一段，列举马克思和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话来说明策略的重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

不懂策略或策略的错误会导致无数革命者的无辜牺牲!我们现在一些关于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的争论就是涉及到将来的策略问题，就是涉及到千百万革命同志的性命问题以及我们是否能取得胜利。

下面是第五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关于妥协的历史

经验。

首先是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与之结成正式的联盟。既联合还要做思想上的斗争。其次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也是这样。

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

还有左派孟什维克，最后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

看看吧，为了革命，在革命纲领上都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十月革命正是布尔什维克联合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即代表贫农的党才取得成功的。

下一段，德国共产党中央想和中派(即考茨基派)联合，你们左派出来反对，这是错误的。俄国的孟什维克也分左右，要善于联合对方中的左派打击右派。也就是说德国左派这个时候要联合德共中央，不能反对他。

下面第六个问题，对德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批评。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

下一段，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进行分析。一个有75万党员的党，里面有一个左翼，有10多万党员，而德国共产党应该团结这个左翼去打击“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

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

因为这个左翼想无条件加入第三国际，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俄国靠拢。这还不值得团结吗?下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论述：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

首先是划清阶级界限，界定阶级属性，根据他们的纲领要求和多数党员的阶级构成。然后根据形势和矛盾决定是否向哪个政党妥协、联合。这是在非革命时期的妥协，目的在于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这四种特性依次为思想上的觉悟，思想的革命性导致行为上的革命性，行为上的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具备了这四种觉悟和能力才可能在恰当的时机战胜资产阶级。我们要务必注意这四种特性的培养。

下面列宁还是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例子来说明。

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

动摇就是一种矛盾，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我们要利用这种不坚定性分化瓦解，而不是不闻不问。拉过来、打进去，拉一个打一个。

第七个问题，用德国“左派”否定凡尔赛和约这个实例来说明如何妥协。

凡尔赛和约是一战德国战败后签订的割地赔款的和约。

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

那么在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的条件是什么?

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革命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一个国家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忍受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看看列宁的气魄，前面铁木真为了全面复仇甘愿屈膝自己的仇敌。值得我们现代人思考。

德国左派不签字凡尔赛和约，说明：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却像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再举一个铁木真的例子，铁木真19岁迎娶的妻子孛儿帖很快就被篾儿乞人抢走了。铁木真怒火中烧，当时他的部落还小，只能率领几百人去攻打数万人的篾儿乞部落，尽管个人战斗力很强，毕竟人太少，惨败而归。于是他懂得了打仗不是单靠勇敢，还要有足够的兵力。用现在的话说，物质力量是基础，单靠勇敢是唯心主义的。兵力、勇敢加谋略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后来铁木真联合三次结拜的安达札木合和义父脱斡邻汗才以优势兵力击败了篾儿乞人救回了妻子孛儿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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