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这段文字出自恩格斯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是该书“引论”部分中极为著名的一段论述。要理解其背景与涵义，需回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思想界的论争现场。杜林(Eugen Dühring)是柏林大学讲师，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试图用一套自诩为“最终真理”的哲学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他在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领域同时发起挑战，且因其体系带有某种“科学”外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定迷惑性。恩格斯在马克思支持下写下这部论战性著作，逐领域清算杜林的体系，而这段引论正是全书的“方法论宣言”——它要回答的是：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来认识自然与历史?恩格斯在此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总画面”与“细节”之间的认识论张力。他首先肯定了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把世界看作一幅由无穷联系交织而成的画面，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种世界观第一次被赫拉克利特明白表述出来——“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赫拉克利特的命题之所以“实质上正确”，是因为它抓住了辩证法的总特征：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绝对运动对静止的优先性。但恩格斯随即指出其局限：这种观点“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这构成了认识史的内在矛盾——要理解整体，必须分析细节;可一旦把细节从联系中抽出来孤立研究，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一矛盾中，恩格斯揭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哲学方法的双重性。一方面，把事物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从“特性、特殊的原因和结果”逐个研究，是近代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没有这种“分解”，就没有伽利略、牛顿以来的精确知识。另一方面，这种孤立、静止的研究方式一旦被绝对化，就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把事物看作彼此隔绝、永恒不变的实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及后来的《自然辩证法》中反复强调：辩证法不是要抛弃细节研究，而是要在细节研究的基础上重建总体联系，使“总画面”从素朴的直观上升为自觉的理论把握。这段文字因而具有双重意义。在论战层面，它是对杜林那种企图以“终极体系”垄断真理的做法的釜底抽薪：任何体系若不能容纳运动与变化，便已背离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在方法论层面，它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姿态——既肯定赫拉克利特式流动总图景的“实质正确”，又要求以近代科学对细节的精确研究为中介，最终达到对自然与历史之整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这一思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更充分的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基石。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
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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