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件原本是张跃然在“小镇读书会”上的讲座。8月初的时候，我借助ai整理了讲座的前半部分，跃然看完之后，对一些地方进行了修订。8月中下旬，我有幸与跃然本人见了一面，也多少聊起葛兰西和这篇文稿，近期我自己的研究问题又涉及了葛兰西的理论，想起这篇稿子几乎被我压了一个半月，就想着尽快发出来。
比较有意思的是，葛兰西经常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文学界与之相关的讨论，也基本承袭这一脉络：从哲学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切入，并以此串联常识、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等一系列理论。这篇讲稿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没有依循这条如今在中文世界被过度关注的脉络，而是将葛兰西拉回革命者的语境当中，重新梳理葛兰西本人的思想，以及葛兰西身后的那个革命年代。
最后，感谢一下跃然的支持，也感谢小镇读书会当时举办的讲座，讲座视频在b站还能找到。
中文世界对葛兰西的思想好像还没有特别好的梳理和介绍，我在这里也很高兴能为此做出一些小的尝试。和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这些和他同时代或稍早一些的著名思想家比起来，葛兰西的思想好像更庞杂，也更难把握。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核心思考和理论成果，大多是在1926到1937年那11年监狱生活里完成的。他在狱中写了很多笔记，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狱中札记》。这些笔记一方面很零散，因为在监狱里的思考容易碎片化；另一方面，为了躲避当时监狱的审查，他写的时候不得不用上一些很隐晦的表达。这就使得后世的研究者和行动者，想理解葛兰西的思想，尤其是《狱中札记》里的内容，会觉得更难一些。而且他思考的主题特别多，所以理解葛兰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今天我的分享会集中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先回到葛兰西所处的那个时代，看看他当时面对的时代问题，然后重点讲讲他是怎么处理“南北割裂”问题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与鸿沟。这个问题对他的个人经历和政治生涯都很重要，我们可以从这里切入，看看这种现实怎么影响他的政治实践和思考。
葛兰西的生平
要理解葛兰西，先得看看他的成长背景和政治实践经历。他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撒丁岛，这一点很关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资本主义发展差距特别大。北部像都灵、米兰这些城市，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大工业生产非常发达，但南部更像是带有浓重前资本主义色彩的农业社会。而撒丁岛作为亚平宁半岛周围的岛屿之一，比意大利南部大陆地区还要“落后”。岛上的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感受，比意大利南部社会还要更深一层。葛兰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另外，葛兰西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这一点对他后来的思考也有影响。他父母的祖上，分别来自意大利南部大陆和撒丁岛本地，曾经都挺显赫的，但到了他父母这一辈，家里经济状况明显下滑，成了破落地主。后来他父亲成了政府公职人员，却因为贪污受贿之类的问题被处理，家里就更穷了。这让葛兰西少年时还失学过一段时间。
1911年，葛兰西差不多19、20岁的时候，去了都灵。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意大利南北发展的巨大差距，带来的直观冲击特别强烈。
当时的都灵不只是工业经济中心，而且随着工人阶级人数增多、组织化程度提高，这里的工人运动和政治活动也非常活跃，有浓厚的革命氛围，还是意大利社会党主要的活动根据地。葛兰西在都灵经常和工人接触，也融入了社会党的活动圈子，到1913年就正式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
加入社会党后，葛兰西在工人组织工作和党内事务中逐渐扮演起重要角色，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19到1920年左右。那段时间，意大利北部工业地带爆发了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人革命浪潮。大家可能了解，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欧洲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受到鼓舞，再加上一战的冲击，不少地方都掀起了强有力的工人运动，甚至接近通过工人革命夺取政权的状态。比如德国的工人革命，从1918年一直延续到1923、1924年，一波接一波。
意大利北部1919到1920年的工人运动也带着强烈的革命色彩。参与的工人数量多，行动形式和提出的口号中所体现的政治意识都很激进。当时北部很多大型工厂的工人，不只是罢工，还占领工厂，成立罢工委员会，由工人自己组织生产、掌控生产资料。这些罢工委员会，和1905年、1917年俄国出现的苏维埃很像，政治行动的发展水平相当高。
不过在这场工人占领工厂的浪潮中，意大利社会党的态度却很暧昧。对于当时兴起的工人行动，党内分歧很大，不少人其实是不支持甚至持否定态度的。葛兰西在当时的社会党内，算是立场比较坚定的激进派，他非常支持当时的工人行动，还明确指出那些罢工委员会其实就是苏维埃的雏形，觉得当时的革命局势是有可能走上像俄国那样夺权的道路的。不过，他这种声音在党内是少数。
1919年下半年，葛兰西和一些观点相近的同志们创办了一份很重要的报纸，叫《新秩序》。这份报纸就是在工人行动的浪潮中诞生的，目的是扩大工人行动的声音和诉求，为当时高涨的行动呐喊助威。但到了1920年下半年，工人行动遇到的阻碍越来越多，明显开始退潮。到1921年，意大利工人革命的可能性基本上消散了，相当于失败了。
这次工人革命浪潮的失败，让包括葛兰西在内的很多意大利进步人士开始反思，他们清楚地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扮演了保守、甚至可以说反动的角色。于是在1921年，这些人从社会党脱离出来，组建了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就是创党成员之一。能看出，当时这一波工人行动对葛兰西的政治经历影响很大。
差不多就在1919年激进工人行动兴起的同时，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也开始迅速抬头。这股势力崛起的速度快得惊人，1922年墨索里尼策划“罗马进军”后，法西斯就夺取了国家政权。从1919年出现相关运动到1922年掌权，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兴起进程极快，给人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戏剧性感觉。
法西斯掌权后，葛兰西和他在意大利共产党内的同志们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多了起来。整个政治环境急剧恶化，法西斯势力用各种血腥残暴的手段镇压左翼力量。他们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可以说非常恶劣。
当然，这期间意大利共产党内部有不少纷争，意共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很多矛盾，但这些问题比较复杂，今天就不细说了。我更想强调的是，意大利法西斯迅速崛起后，政治环境急剧恶化，这让当时的左翼人士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26 年，墨索里尼的镇压铁拳终于落到葛兰西头上。这一年，葛兰西被捕，后来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他本身身体就不好，再加上狱中的艰苦折磨，最终在 1937 年英年早逝。
纵观葛兰西的成长背景和政治经历，能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中，有三个重要命题对他影响很深。
第一个，是他成长与求学过程中，亲眼看到的意大利南北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同一个国家里，一边是很传统的农业社会，一边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种巨大差距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直观冲击。
第二个，是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激进的行动浪潮和革命局势出现后，很快走向了失败；而工人革命失败后，法西斯势力迅速填补了政治空间，最终夺取了政权。至少在意大利，工人革命的失败和法西斯的崛起在时间上是紧挨着的，这就让人不得不去思考，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是否存在关联，背后是不是有更本质的原因。
第三个命题，就是意大利的情况其实是当时全欧洲类似进程的一个绝佳缩影。不光是意大利，欧洲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工人革命失败后法西斯崛起的现象。比如德国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线拉得更长一些。所以葛兰西在思考时，既要探究意大利本土发生这些事的原因，也要关注全欧洲范围内类似现象的根源。这些时代演变，成了葛兰西的思考支点。
前面我介绍了葛兰西的成长经历、政治活动，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给他提出的问题。接下来说说他是如何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葛兰西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花了很多精力去琢磨：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极不平衡的社会环境里，这种张力与矛盾是如何塑造各种政治现象的。这过程中，他势必大量地使用对比的视角——对比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意大利革命：南方与北方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1919 到 1920 年，意大利那场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的工人革命浪潮，为什么会昙花一现，很快走向失败？思考这个问题，绕不开意大利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因为当时的革命浪潮和工人行动，基本都集中在北部的工业重镇，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最终影响了意大利工人革命的命运。
前面提到过，意大利南部是带有浓厚前资本主义色彩的传统农业社会。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农民问题——农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革命局势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其实，经典左翼思想家们大多处理过这个问题。比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就明确说过，波拿巴能上台夺权，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国小农支持他。在1848到1851年的法国政治变局中，早期在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法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小农之间出现了巨大割裂。这是马克思重点分析的问题。这种思考对后来的思想家影响很深，比如列宁就花了大量笔墨讨论工农联盟，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和农民结成政治联盟，革命才有出路。
葛兰西延续了这一思考脉络。当时的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阶级和南部农民之间同样存在巨大割裂，没有形成工农联盟。显然，工农联盟的缺失是导致意大利工人革命浪潮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葛兰西的思考有其突破性和创新性。他不光指出工农联盟对革命的重要性，更强调要对农村社会做严肃的阶级分析。只有搞清楚农村的阶级状况，才能明白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葛兰西所处的20世纪初期意大利社会，资产阶级无疑处于终极统治地位。但他们具体靠什么来维持统治呢？葛兰西着重分析了这一点。他回顾意大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发现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出现过明显的转型。
在19世纪末，意大利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收买工人，同时借助意大利社会党以及在该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这些基本都属于改良主义组织——来与工人建立政治联系。当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这种联盟，是支撑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力量。
到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1900-1910年），情况发生了重要转变。工人开始自下而上地反抗，出现了很多集体行动：一方面反抗资本家，另一方面也反抗社会党及其影响下的工会。这一时期，工团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变得非常大——简单来说，工团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当时左翼改良政党和工会的排斥与抵制。
这种状况导致先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盟难以为继。于是，资产阶级需要重新构建新的政治联盟来赓续统治，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南方农业社会的地主阶层身上。有意思的是，对资产阶级维持统治来说，当时南方地主阶层中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垄断大量土地的大地主，而是中小地主。
这就是葛兰西关注到的意大利南方农业社会的独特形态。用葛兰西的话说，南方农业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一方面，小农之间缺乏联系，各自孤立；另一方面，农民和大地主阶层之间鸿沟巨大，政治联系也很薄弱。在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下，真正能把南方农业社会整合起来、起到 “粘合剂” 作用的，其实是农村中小地主。
中小地主一方面在生存上依赖大地主，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和贫农、以及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有很多联系和互动。通过日常的各种活动，中小地主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社会总会时不时爆发农民反抗，而中小地主在这些抗争中扮演了缓冲、吸纳和收编的角色。他们能把农民抗争的能量引导到不挑战整体社会秩序的方向，用看似温和、不激进的方式回应农民的诉求，却又不触动农业社会秩序的根基。可以说，中小地主既是粘合剂，也是润滑剂，更是缓冲地带，在南方农业社会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1910 年以后，葛兰西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变化：意大利资产阶级开始和南方中小地主结成政治联盟，一方面通过特定政策回应中小地主的物质诉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器，成为公职人员。这使得意大利国家机器里，来自南方农村中小地主家庭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葛兰西的父亲，他的经历其实就是这种轨迹的体现。由此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确实会影响他的政治观察和思考。
概言之，1910 年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从着重收买北方工人阶级，变成了依靠农村中小地主来稳住南方农业社会，以此支撑自己的统治。
1919-1920年革命浪潮来临时，一方面意大利根本不存在工农联盟，工人阶级的行动和农民之间没有有机联系；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局势出现，统治阶级的统治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在南方农业社会体现得很明显，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自发抗争。不过，这些农民抗争和北部工人阶级的抗争没什么具体联动，更谈不上组织化的关联。只是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趁着统治秩序松动，南部农民也发起了很多暴动。
面对这场革命浪潮，最先坐不住的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南部大地主，而是中小地主。这不难理解，因为农民暴动首先冲击的是中小地主的利益。于是，意大利的中小地主很快有了反应，开始组建私人武装来镇压农民暴动。这些由南部中小地主组建的私人武装，其实就是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雏形；他们镇压农民的行动，最终都成了法西斯主义成长的养分。
不仅如此，南部中小地主还利用自己在统治联盟中的关键位置——毕竟资产阶级得依靠他们——逼迫资产阶级给这些私人武装（也就是法西斯雏形力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多的 资源，这就让法西斯势力有了越来越大的成长空间。葛兰西特别强调，意大利资产阶级对法西斯势力的容忍、妥协和暗中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南部中小地主利用自身关键地位逼迫或博弈的结果。是他们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满足其政治要求，才给了法西斯主义这么大的活动空间。
其实，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面对革命浪潮引发的政治危机，本可以用其他手段应对，比如通过改良政策、经济收买等方式，重新让工人阶级回到相对和平的状态——当时资产阶级也确实提出了不少这类收买方案。但对于在统治联盟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中小地主来说，他们要求的不是资产阶级去收买工人，而是允许他们的私人武装能够肆无忌惮地镇压农民暴动和左翼势力。正是资产阶级对中小地主的政治让步，让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生长土壤变得越来越肥沃。
进一步说，意大利法西斯为什么崛起得这么快？从刚才的介绍里其实能找到部分答案。相信大家能感觉到，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统治本身就非常脆弱。他们一开始和工人阶级建立的联盟就很脆弱，主要靠经济收买、借助社会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来维持。后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破裂了，而且短时间内没法修补复原。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把统治基础转向农村，可他们和农村的普通农民之间又没什么具体的政治联系，所以只能依靠农村的中小地主来稳住意大利南部的农业社会。
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与意大利
这么看，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可以说很不合格。他们没有有效的方法与被统治阶级建立有机联系，没法实现持久稳定的统治。他们必须得借助南部农村中小地主这类外部势力，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所以说，要想回答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能在意大利迅速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答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什么在政治上如此脆弱。
对这个问题，葛兰西有很深入的思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葛兰西对19世纪中期意大利统一运动和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所作的比较。在这两场政治运动中，资产阶级都试图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过大规模政治动员来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使其更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所以这两场运动都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
但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中的表现差异很大。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领导力量，尤其是雅各宾派，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先锋队。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在革命进程中清楚地意识到：资产阶级要夺取政治权力、扮演领导角色，单靠自身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动员普罗大众，借助人民群众的草根行动力量和大规模基层行动浪潮，助推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完成夺权。在葛兰西眼中，雅各宾派的先锋性就体现在敢于动员人民群众，把自己描绘成人民群众行动浪潮的领导者，借助这种动能夺取政治权力。
当然，这里有个悲剧：普罗大众被动员起来之后，他们的行动有自己的逻辑，有独立于资产阶级政治愿景的激进化轨迹。基层民众在行动中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与资产阶级不同，需要追求的是更激进、更本质的社会变革。站在资产阶级先锋队的角度，被动员起来的普罗大众可能会“失控”，法国大革命中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后来一步步走向保守，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需要限制和镇压越来越“失控”的普罗大众激进行动。但至少在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中最先锋的力量确实是有意识地动员了基层民众。
相比之下，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意大利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更加保守、懦弱。他们的政治行动是悬浮在普罗大众之上的，更偏向高层政治、精英政治的行动方式。意大利资产阶级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政治活动，与意大利基层民众之间有很大鸿沟。这种脱离基层的政治行动导致一个结果：意大利资产阶级没有真正推翻旧的体制。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的确做到了推翻旧体制，那么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没做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面貌，但这种改变没有动摇根本。意大利资产阶级选择和旧体制的精英媾和，进入承袭自旧体制的统治机器当中，获得更大的政治参与权，而不是彻底推翻旧体制、创造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国家。意大利资产阶级这个过程中暴露的缺陷，成了他们的先天不足：他们与基层民众之间没有有机联系，而是飘在普罗大众之上。
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遗产能够解释为什么意大利资产阶级没法和工人、农民建立起有机且持久的政治联系，没法通过这类联系来维持统治。在他们夺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没能让自身的政治权威在普罗大众当中扎根。因此，意大利资产阶级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维系统治。葛兰西是通过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对比得出上述结论的。
无产阶级革命：俄国与西欧
我之前已经提到，葛兰西所关注和思考的重心并不局限在意大利，他同时也在思考当时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局势。在这种思考中。葛兰西不得不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资本主义发达地区，革命的火种曾经出现，也曾一度燃烧得十分旺盛，可最后还是走向了退潮。
针对这一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等人在1917年前后有过不少论述：俄国革命不可能单独成功，它的意义在于冲破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在这一环被冲破后，革命就能沿着链条传导到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地区。只有革命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取得成功，俄国革命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在当时俄国革命者看来，革命向资本主义发达地区扩散，是支撑俄国革命合理性的一个根本理由。
但最后我们看到，革命浪潮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成功建立起更多的工人政权。资本主义发达地区革命浪潮的褪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巨大困境，以及之后出现的很多悲剧性进展。因此，理解资本主义发达地区革命浪潮为何褪去，对于理解20世纪的国际共运史非常关键。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1920年左右都曾出现过高涨的工人革命形势，工人发起了大范围的激进行动，可为什么这些行动最终没有成功建立起工人革命政权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葛兰西的思路是对俄国（也就是他所说的“东方”）和西欧（“西方”）进行对比。在他看来，俄国革命（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的轨迹可以被称为“运动战”策略。所谓运动战，是指当统治阶级突然遭遇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国家经济崩溃的危机（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危机，很大程度上由战争引发）——其赖以生存的政治机器崩溃时，基层民众的革命热情会被迅速点燃，像星火燎原般在短时间内积攒起大量革命力量，然后抓住统治阶级的危机时刻一击致命，击溃其政治防御并夺取政权。简单说，就是先出现巨大危机，再在危机中快速凝聚革命力量，最终借势夺权。这就是葛兰西总结的俄国革命“运动战”轨迹。
但葛兰西认为，这种运动战策略在俄国能成功，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却注定会失败；西欧的工人革命要想成功，就不可能复制这条道路。这是因为在葛兰西眼中，俄国与西欧社会存在一个关键区别：俄国革命前的统治阶级，其统治手段很粗糙，很大程度上依赖镇压和赤裸的暴力，除了这些暴力手段，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系非常有限；而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则大不相同，除了暴力镇压的国家机器，还存在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各类社会组织、媒体、发达的教育部门、文化产业等。这些看似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机构，实则与国家机器联系千丝万缕，起到了支撑国家机器的作用。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纳入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当中，使得统治阶级的统治逻辑深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习惯，让被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默许甚至内化了统治秩序。市民社会扮演了组织、宣传、引导的角色，通过渗透和塑造日常生活，让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变成人们的常识和理所当然的事。
葛兰西用了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俄国的统治结构像冬天光秃秃的树，只能看到枝干；而西欧统治阶级的统治形态像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个枝干都长满树叶，能帮它抵御风雨、输送滋养。这种区别决定了运动战策略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难以成功——即便国家暴力机关出现短暂危机（比如战争引发的统治危机），发达的市民社会组织也能起到支撑和缓冲作用，保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即便德国、意大利等国在革命时刻爆发了大范围工人激进行动，其力量最终也不足以彻底冲破统治秩序。这体现了发达的市民社会（包括德国社民党、意大利社会党这样强大的改良主义政党）对统治秩序的保护作用。
基于这一观察，葛兰西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革命力量需要采取不同于运动战的“阵地战”策略。既然发达的市民社会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核心部分，那么革命行动就需要在市民社会的缝隙中大量展开。市民社会虽然承担着让统治秩序日常化的功能，但并非密不透风、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很多漏洞和缝隙。革命力量要利用这些缝隙，进行大量组织、宣传、动员工作，让更多人建立起挑战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新政治常识。
在葛兰西看来，这需要长期的精耕细作，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下持续进行深入的组织工作，才能利用市民社会的缝隙建立坚实的革命基础和基本盘，不断撕开口子，最终在社会舆论、日常生活和常识层面建立起强大的革命阵地。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必须采取阵地战的行动策略。
结语
将我刚才分享的内容总结起来看，葛兰西实际是通过三组比较，分别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组是意大利本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比较，借此分析1919-1920年意大利革命局势最终退潮的原因。这里葛兰西强调了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意大利北方工业社会和南方农业社会之间的割裂，探讨这种状况如何影响统治阶级构建统治联盟的策略。
第二组是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比较，具体是意大利统一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比较，聚焦资产阶级夺权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资产阶级在普罗大众中是否持续具有深厚广泛的政治基础。意大利资产阶级缺乏与普罗大众的有机联系，从走上政治舞台那刻起就存在不足和脆弱性，法西斯主义就有了较大发展空间。这是第二组比较的核心。
第三组是俄国和西欧之间的比较，重点是看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方式有何不同：一个更依赖赤裸的暴力，另一个则更依赖发达的市民社会。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方式差异，决定了革命运动应采取的不同策略。这三组比较的内在逻辑是统一且层层递进的。
概而观之，葛兰西的这三组比较分析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意识展开：
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甚至在很小的地理尺度内，发展程度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这种不平衡关系会影响阶级联盟的形成。不管是统治阶级维系统治，还是革命力量试图推翻统治，都需要构建阶级联盟，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会深刻影响阶级联盟的构建方式。
第二个则是统治阶级统治方式的多样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方式、手段和形态有很多可能。这种政治形态的多样性，相应决定了挑战统治阶级的革命力量应采取的行动策略。有些特定的策略在某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形态下能成功，当统治阶级的政治形态发生了改变，革命力量就需要思考如何选择更具适用性的行动策略。
综上，我介绍了葛兰西在目睹时代巨变后，为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形成的思考脉络，以及这种思考脉络如何受到他自身成长背景和政治经历的影响。葛兰西的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多年之后仍然显示出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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