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认识——群众但凡有口吃的，就不会造反。
其实这种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解。
第一，有的人并不缺吃的，甚至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可以获得的物质生活还相当不错，但是他们也造反了。这种人是很多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很多发起者和党员并不是没吃的了，才选择搞马列主义。
陈独秀不管在北大还是在广东，月薪都是300大洋起步，还不包括稿费;李大钊的月薪也有120块。那时候一个普通士兵的月薪才10块左右，一个少校工资也才100多块。
最早期的时候费用缺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把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二用来交党费，维持党的基本运作。而且一开始党员多以知识分子为主，那个时候的多数知识分子生活水平至少在小资产阶级这个水准线上。
所以你要说他们是因为没吃的才选择搞马列主义，你自己也不相信。
第二，那些真的没饭吃的人，是不是就一定会参加革命呢?
也不是。
他们一般有这样几条出路。一、自杀;二、落草;三、参军;
首先是自杀，前几天聊印共毛主义的话题，一个同志就讲到这个问题，他对印度的情况非常了解，其中就提到印度农村的农民自杀率非常之高。这是因为印度是一个没有经过反帝反封的国家，封建神权、种姓制度这些似乎上世纪的东西，在印度农村普遍存在。由于这些制度的存在，很多印度农民一生下来就注定是贱民，连进城打工的资格都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一旦失去土地，连出卖劳动力的路都被断绝了。所以印度农村自杀率非常之高。
其实我们原来半封建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很普遍。澎湃在记述海陆丰农运的时候，就提到很多农民在经济上被断绝出路以后，普遍的选择就是等死。其中有的家庭，因为吃的就那么多，养不活一家老小，所以只能选择饿死老人或妻子。
鲁迅笔下写过一个祥林嫂，祥林嫂被赶出鲁四老爷家后，生活上也断绝了出路，但是她临死前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下辈子有没有吃的，而是到了地狱以后，灵魂会不会被劈成两半。因为那时候的封建文化吃人太厉害了，说嫁过两个男人的女人不干净，下了地狱会被劈成两半。所以她在死的前一天，最关心的问题是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而不是要不要造反去搞点吃的。
祥林嫂的情况狭义上讲并不属于自杀，但是这种明知道因为经济出路断绝后要死，但是仍然选择接受这种死亡，甚至主动选择怎么个死法，其实质不过也是一种慢性自杀。
那么自杀这条路之外呢?另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出路就是落草。
不仅仅是类似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那种，也包括闵粤一带的三合会、湘鄂川黔一带的哥老会，上海的青帮，鲁豫皖一带的大刀会等等类似的帮会组织，甚至包括一些掌握在军阀手里的工会，广义上讲都属于落草这一类。
这些人也处于封建文化的统治之下，但是接受过一些朴素的反抗思想，比如很多绿林匪寇都听过《水浒传》、听过《三国演义》的故事。
但是由于这一类组织基本上建立在朴素的自发式的反抗之上，所以往往带有十分强烈的破坏性和投机性，还特别容易被资产阶级政客收买和利用，充当他们的打手，有的还残害百姓，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有群众基础的能够被改造。所以以前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土围子，所谓打土围子，就是把那些霍霍百姓的土匪窝先端掉。
除了自杀、落草之外，对于一些经济上绝了出路的青壮年，在封建军阀横行的那个年代，他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就是参军。一开始很多人对军队性质的问题是根本不了解的，对于要参加的战争到底是侵略战争，还是什么战争也不清楚，大家只不过是谋一口饭吃，谋一条出路。因此，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到底是造反，是革命，还是反过来镇压造反的人，镇压革命，又或者是去侵略别的国家的人民，这就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参加的军队的性质，也就是取决于领导这支军队的阶级的性质。
从历史的经验看，大量士兵们要想自发的产生革命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要么在这个过程中从外部接收到了其他先进的思想，要么在与某支革命军队的作战中，看到了革命军队的样子，才有可能转变思想。比如我们最早期建军的时候，红军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从北伐军里面分化出来的。南昌起义的叶贺部、秋收起义的武汉警卫团，都是原来的北伐军，因为其核心骨干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于是转变到红军中来。
后来被俘虏过来的，以及起义投诚的，也是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或者在被俘之后认识到了红军的性质，于是从原来的旧军阀转变过来，经过改造后成为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
二、
那么什么时候，这些没有出路的劳动人民才会形成类似于太平天国，湖南农运，甚至土地革命那样的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呢?
最先决的条件，就是有一种思想或理论能够将他们武装起来的时候。
批判的武器虽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群众一旦掌握了理论的武器，就会变成一种现实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这句话说的就是理论的重要意义。
教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些话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强调理论的重要意义。
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也要先搞一个拜上帝教，搞一套宗教神权思想来组织农民。其实洪秀全自己都没搞懂他研究的那些西方教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把那些东西与中国传统的神权思想糅合在一起，搞出了一套能满足农民朴素的反抗需求的理论，于是能够号召群众，形成大规模的起义。
但是反过来，他那套东西虽然能满足农民的反抗需求，却不能真正为整个农民阶级争取到利益。平分土地的改革根本不能落实，上层权利斗争很激烈，派系分裂得很快，所以打打满清还行，帝国主义的力量一加入进来以后，农民这边的力量就不够了。
然而无论怎样，群众这种朴素的反抗需求，如果没有一种思想理论来引导和组织，其出路大概就只能是上述几种。要么自杀、要么形成不安定因素、要么就是加入帝国大军互相攻伐……
实际上辛亥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就处于上述那种尴尬绝望的境地里。那时候并不是没有遍地的干柴，但是由于缺乏星星之火，所以即便自燃起来一些，也很容易就被扑灭了。
以至于即使是早期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也大多觉得农民是很愚昧和软弱的，别说有口吃的了，就是没那口吃的，他们也不会掀起什么风浪。直到有一把星星之火，烧到了广大的中国农村以后，很多人才转变了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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