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吐槽《芳华解说》，文章被删了。我真是觉得冤，全网那么多影射来影射去的解读，都活得好好的，就我一句“用影射解读文学作品没多大意义”被下架了。还有没有天理?
今天，讨论个别的事情。
我在看许多博主，在点评历史事件时，时不时地总透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芳华解说》能够引起如今这么高关注度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坚信，“向使当初如何如何，那么现在就会如何如何”。、“如果不是怎么怎么样，那么就会怎么怎么样”。
当然，将问题归咎为官僚集团，可以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一种幻想，让自己获得某种精神慰藉。
那么这种结论，到底对不对呢?
我认为这种说法，蕴藏着一种很高明的语言魅力。
当你看到“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这句话时，你第一反应是，这句话出自谁的口?
无论你觉得这种说法对不对，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句话出自人民群众，是老百姓对于一项政策的评判。
但是，这正是这种表述所带给你的最大误区，因为这种表述的发明者，恰恰来自于这句话所指向的对象“官僚群体”。
中国几千年的“好皇帝、坏官吏”叙事，给了这句话扎根的土壤。但换个角度想，你觉得这句话到底在保谁的脸?
答案太明显：它从来都是在替皇帝开罪。
因为只要承认“上面的政策有问题”，那皇帝自己就成了问题本身。那就得反过来问：既然下面执行得力，结果却砸锅，你说问题出在哪?
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你明明知道政策根本不行，但还是得咬牙执行，因为那是上面的命令。
你不敢质疑，只能把所有后果打包成“执行出了偏差”。只有等皇帝自己意识到问题，这项政策才有可能被叫停，而且注意，是“可能”。
而真正叫停一项荒唐政策，必须给皇帝一个台阶下——皇帝不可能承认自己错了，于是官僚集团就奉上了这个台阶：“政策是好的，只是执行时出了错误。”
看起来是在揽责，其实是在给皇帝递梯子。皇帝当然求之不得，于是顺水推舟，把锅扣到下面头上，轻轻松松叫停政策，既给百姓交代，也保住了自己的脸。
换言之，这种说法，是官僚集团发明出来，用来给皇帝一个台阶下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68年的“叫魂案”。
1768年，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一场“清算叫魂巫术”轰轰烈烈的大运动，运动的发起者是乾隆皇帝。
在这一年，中国民间忽然流传起来了有人通过“剪辫子”一类巫术，夺人魂魄的流言，事情传到了乾隆皇帝耳中，这立刻引起了乾隆皇帝关于“谋反”的警觉。
于是，他亲自下场，指挥各省官吏清查“叫魂案件”，在此期间，乾隆皇帝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的办案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则刻薄训斥。
然而，所谓叫魂一案，本就是民间的流言蜚语，但是在上面严厉政策的施压下，各省官吏只能各尽所能，最终的结果，就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
当乾隆的军机大臣们面对各省衙门送来的备受折磨的囚犯，以及这些人血肉模糊的躯体和颠三倒四的故事时，他们也产生了怀疑。
当送到刑部的叫魂案“犯首”越来越多，供词的漏洞越来越多，翻供的“犯人”也越来越多时，连乾隆皇帝也开始意识到，有问题了。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属“荒唐无据”。
然而，他不能认错，因为由他发起的这场运动，已经押上了他个人的威望，与王朝的尊严。
但这场闹剧，也的确到了该叫停的时候，只不过需要给皇帝一个台阶下。
于是，傅恒、尹继善、刘统勋向各省督抚发出廷寄指出，叫魂案之所以“蔓延数省”，全是因为地方官员玩忽职守，结果导致那些受审的案子“不无刑求者”(实际上我们知道，所有犯人都是被屈打成招的)，累计无辜的责任全在于“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之所致也”，任何进一步清剿只会滋扰地方，“于政体殊为未协”。
换言之，皇帝对于叫魂案的处理政策是好的，之所以导致这么多冤案，全是下面执行歪了。
有了这个体面的论断，乾隆皇帝就有了台阶下，于是他顺势下旨，叫停了对叫魂案的清剿。
而那些负责执行乾隆命令的官员们，无论是对叫魂案“执行不力”官员(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熊学鹏……)，还是那些积极执行乾隆清剿命令，采取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手段的官员(山东巡抚富尼汉)，都受到了处罚。
前者是因为，对乾隆皇帝的命令执行不力，后者是因为“对皇帝说谎，屈打成招”。
总而言之，执行不力的罚，执行太力，导致屈打成招的也罚。
作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无论你怎么做——你都是错的，因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唯一能出问题的永远是你。
因为，这是乾隆皇帝的需要，需要官僚集团，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只有这样，官僚集团才能继续依靠皇帝而存在。
所以，“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错了”，这句话，千万别以为这是某个田间地头的淳朴善良的老农民讲出的话，实际上，这是集官僚集团全体智慧之大成，是官僚集团中里最高明的修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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