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本身就已经从意识形态层面击碎了“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传统叙述。正如刘永佶在《民主新论》中所揭示的，启蒙运动中真正代表社会中下层劳动群众利益的思想家并不是伏尔泰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而是卢梭。他反对以财产量界定政治权利，指出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本身。罗伯斯庇尔继承了这一传统，明确指出财产所有权不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而是一种必须受到法律限制的社会制度。他批评当时的《人权宣言》“不是为了一切人，而只是为了富人、采购商、股票投机者和暴君们制定的”，并提出自己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强调权利平等、人民主权、社会对贫困者的责任，以及“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
这些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第三等级与第四等级的政治诉求，是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资产者与雇佣劳动者的集体呼声。换言之，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理念本身就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是反对财产特权、反对经济不平等、反对以财产量决定政治权利的激进民主思想。
正是在这一点上，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叙述显得格外僵化。
那么我们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咬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不放?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根深蒂固吗?他们只接受马克思对于法兰西大革命的一家之言，而不愿意回到历史本身，不愿意做任何实际调查。这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常见、也最难突破的思想瓶颈：用概念替代历史，用标签替代分析，用预设替代调查。
还是因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某些人对“民主”抱有深刻的恐惧?他们预设“资产阶级就是洪水猛兽”，“法兰西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于是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告诉人民：不要研究民主，不要讨论民主，不要触碰民主，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预设不仅把历史扭曲成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把人民排除在政治思考之外。然而，事实上，现代信奉“新自由主义”并以“自由”为代名词的官僚资本主义才是最害怕民主的，他们把“自由”、“民主”限制在他们那个狭隘的阶级内，把政治权利当成特权资源。他们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害怕的不是人民讨论民主，而是人民真正掌握民主。一旦无产阶级争得了民主，他们赖以维持统治的全部“自由”——包括资本的自由、权力的自由、剥削的自由——都将荡然无存。
现在，官僚们的预设已经崩塌了。人们已经证明：法兰西大革命恰恰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是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反对资产阶级与封建领主的双重压迫、不屈不挠的斗争。真正推动革命深入、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是那些被G方叙事刻意忽略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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