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东方学刊》前不久发表了一篇题为《“网左”的身份与困境：当下中文互联网左翼意识形态浅析》的所谓学术文章，并于4月29日将全文刊登在该刊微信公众号。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热议。
成都的一个自由派公众号“法学实证研究”在第一时间“注意到”该文作者“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专业本科生”的身份，并以《跨界|机械专业本科生在C扩期刊发表独作论文》为题对该文进行推介。
一个自我标榜法学研究的公众号，推介一篇刊登在与自己“政见相左”的刊物上的、与自身领域完全无关的文章，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跨界”呢?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文章作者其实还有一个身份——电子科大“哲学社”的成员，这是一个跨校际的自由派读书会团体。所以，所谓第一时间“注意到”，也就不难解释了。
而刊登文章的却是一个保守派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学术刊物，其核心人员构成与观察者、复旦大学春秋研究院有大量交叉，被右翼视为“体制内左派”。
在污名化左翼的问题上，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一次竟然携起手来了。这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政治图谱上的左与右，无疑是很好的案例——不要再因为某些人讲一点马克思、反一下美帝，就将其归为“左派”了——不彻底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的人，只能是左翼的对立面。
保守派与自由派在维护资本秩序的立场上基本是一致的，分歧仅仅在于维护资本秩序的“载体”;而“网左”的兴起，恰恰构成了对资本秩序的挑战，这是他们能够携手污名化左翼的真正原因。
说回这篇文章。
“网左”是网络辩论过程中被对手频繁使用到的一个已经被污名化的身份标签，字面意义上泛指的是“网络左翼”。该文在开篇同样给出了一个宽泛的指代：“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以左派自居，传播左翼理论，批判消费主义文化。”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互联网时代的相对“和平”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网左”，但绝不应该只是“网左”;而“网左”却未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网左”本身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复杂群体。
这篇文章打着“学术化”的名义，对“网左”中的左翼青年群体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画像”与评判。然而，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其所谓的“浅析”实则建立在以偏概全的样本选择、去历史化的抽象批判以及对左翼青年的污名化想象之上。
作者把一个复杂的、正在形成和变动的左翼新生代群体，简单化地贴上“亚文化”这个去政治化的标签，去进行嘲讽和贬低，从而服务于“网左”对立面的政治需要。
作者的核心论点是：“‘网左’圈本质上是一种亚文化圈”，并将许多左翼青年的理论热情和实践尝试，简单归结为一种“身份政治的斗争”和“意识形态选择游戏”。这是典型的用现象描述替代本质分析。
文章作者带着985名校学生的优越感以嘲讽的口吻写道：“据调查，‘网左’群体中大多数是应试教育体系下的边缘群体”。事实上，在大学生群体中，“985名校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群体，那么“网左”群体中能够像作者这样的应试教育“核心群体”也自然是少数。而即便是在北大、清华，比作者处于“应试教育体系更核心的群体”中，也不乏作者口中的“网左”。作者带着“人性自私”的有色眼镜，将“网左”一概贬低为loser(失败者)，无视很多青年并不是因为自身过得不如意而成为“网左”，而是缘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心。
文章作者自己也承认，“他们的不满与憎恶主要来自应试教育体系、原生家庭压力和当下的资本主义文化”。但是，这种不满的根源，绝不是文章轻描淡写的“应试教育”，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文化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青年在学业、就业、生活中感受到的焦虑、异化与压迫感，是资本逻辑下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必然产物，从而自发地寻找左翼理论武器。文章将其矮化为“亚文化”，是用文化领域的分类学，粗暴地取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企图用“文化矛盾”掩盖“社会矛盾”。
文章花了大量篇幅，津津乐道于个别“网左”的“厌学”、“退学”、“融工异化”、“假学历”等事例，并以此勾勒出一个“叛逆孩童”的整体形象，断言他们的抗争“终究是失败的”。这是典型的以个体代替整体、以偏概全。
文章作者以全知全能的“事后诸葛亮”姿态，对青年们的初步实践横加指责：去送外卖、去融工，被说成是居高临下的“体验人生”;不这么做，又被讽刺为“只说不练”的“美丽灵魂”。这种话术构造了一个完美闭环的陷阱，其潜台词是：青年的一切反抗都是幼稚的、无效的，最好的选择就是顺从现有秩序。这是对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传统的亵渎。进步青年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对底层民众的朴素情感、对更美好社会的向往，正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岂容以“心理调适”的角度进行冷嘲热讽?
这样的冷嘲热讽和污名化，正是试图对那些因为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处于迷茫和焦虑的青年，关闭上追求进步的大门——因为教科书不会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网左”几乎成了互联网时代青年人追求进步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他们不仅可以获取基本的理论知识，还可以获取社交——这在原子化的私有制海洋至关重要，从而为他们进一步的成长提供可能。(这里说明一下，笔者成为左翼青年是在世纪初，那时的确可以完全不依赖于网络。在社团里，我们共同学习、探讨理论问题，一起生活、外出实践、同工农相结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条件，是今天的大学生完全不具备的。)
文章作者从头到尾反复强化一种对立：20世纪的“街垒战斗”是“真左翼”，今日“网络传播与批判”是“亚文化”;生产关系中的工人是“真无产”，学生是“身份政治”。这种机械的、非历史的对比和贬低，完全背离了辩证法。
第一，它否定了斗争形式的时代性。 在互联网已成为社会基础架构的今天，网络空间就是舆论斗争和思想动员的重要场域。将“网左”的网络发声简单斥为“亚文化”，就像过去将理论批判斥为“空谈”、胡适鼓吹“少谈主义”一样，是试图解除青年的思想武装。
第二，它否定了主体的运动、转化。无产阶级绝是一成不变的、纯粹天然的实体，愿意深入工农、改造主观世界的学生，正是无产阶级潜在的新鲜血液。将学生永远钉在“小资产阶级”的标签上，是在工人阶级和进步青年之间刻意制造分裂。
第三，作者对“网左”实践的批判恰恰是反实践的。 作者批评“网左”的批判未触及经济基础，但“融工”以及“法律援助、晚托班”这些触及工人生活的具体实践，又被其嘲讽为难以为继或姿态作秀。这暴露出其真实目的：否定一切试图改变现状的行动，让人在“全面批判”的幻象中走向彻底的犬儒主义和消极无为。
这篇文章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指出了某些现象(如部分群体中的表演性、理论生搬硬套)，而在于其根本立场。它站在一种“精致利己”的“聪明人”立场上，嘲讽一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尝试。
“网左”青年可能理论不够精深，实践有过挫折，但他们的探索方向是进步的，追求是真诚的。文章对他们的污名化，不过是一种庸俗社会学对青春理想的反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从他们的热忱中看到希望，在严肃批评其片面性的同时，给予同志式的引导和帮助，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宣判其“失败”和“虚无”。
不过，这篇文章也能起到一定的反面教员作用。例如，文中列举的个别“网左”的行为的确是有问题的，左翼青年应该去对照反思、勇于自我批评。成为“网左”并非终点，实践转向才是新的起点。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