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左”正在崛起：一个不容回避的现象
最近几年，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签——“民左”，即“民族主义左派”。这个概念所指的并非少数极端分子，而是一种正在悄然生长、影响渐广的政治思潮：他们一方面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本土利益，另一方面也主张社会公平、劳动者权益、经济平等。他们以“反卖国”的名义反对私有化，用“民族复兴”包装社会正义，在西方围堵的背景下赢得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到法国国民联盟的“社会保护”，从拉美左翼的“人民阵线”到中东欧前共产党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将民族主义与左翼诉求相嫁接，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趋势。
对许多真诚的左派而言，打“民族牌”似乎是一种务实的选择——既然阶级话语在舆论场上日益边缘化，何不借助民族情绪重新赢得群众?就像郭松民所观察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身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左翼不能理直气壮地使用自己的话语，只能以民族主义的话语为掩护”。
然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欣赏的诗人海涅所言：“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策略性的“借用”，正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将左翼一步步拖向背离自身原则的深渊。
二、为什么会这样?——左翼转向民族主义的深层逻辑
要理解左翼为何会投向民族主义的怀抱，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代左翼的理论困境与实践危机。
1989年之后，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弗朗西斯·福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而西方传统左翼政党则集体右转——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纷纷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完成了“传统右翼政党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自我阉割掉最后一丁点批判资本的激进维度”。
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后政治”时代——一切超越性的政治理想被废弃，政治沦为围绕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掌舵的艺术”。左翼失去了体系性的理论武器，又不能理直气壮地讲阶级斗争，于是民族主义就成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深刻的撕裂。资本可以自由跨越国界，劳动力却被困在本土;跨国企业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本土工人却要承受产业外移的代价。在这样的格局下，国际资本与本土民众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置换为“本国”与“外国”、“我们”与“他们”的对立。
这为左翼民粹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如一篇分析所指出的，当代左翼民粹主义试图“以情感取代阶级来整合集体认同”，把社会矛盾简化为“人民vs精英”“本国vs西方”的二元对立。但这种简化恰恰掩盖了真正的阶级关系。
在后工业时代，面对工人阶级革命动力枯竭的困境，西方左翼转向了身份政治——将黑人、女性、性少数等群体纳入政治动员的主体，试图以此突破“阶级”范畴的局限。
然而，身份政治在瓦解阶级团结的同时，为民族认同作为一种身份登堂入室打开了大门。如果“身份”可以替代“阶级”成为动员的基础，那么“民族身份”凭什么不可以?这正是左翼民粹主义的理论逻辑——只不过，它以一种更危险的方式完成了同样的替代。
在中国语境中，左翼借用民族主义话语还有一个特殊原因。郭松民的剖析一针见血：民间左翼“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国际资本，以反卖国的名义反私有化”，这最初只是一个策略——“一个非常不错的策略”。
但问题在于：“许多左翼的意见领袖，长期浸淫于这样的氛围，渐渐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异化：工具用多了，用久了，渐渐变成了信念。”这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逻辑——主体创造的工具反过来支配了主体自身。
三、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民族与阶级?
要判断“民左”是不是一条走得通的路，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常被引用、也常被误解的名言：“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并非否定无产阶级对祖国的感情，而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在各国遭受的压迫本质上是同一的——“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本质上是跨国界的、国际主义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但它始终坚持一条根本原则：民族问题是和阶级问题相联系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这意味着，民族压迫的根源不是民族本身，而是阶级压迫制度。恩格斯说得更直白：“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压迫民族无产阶级“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把民族问题从阶级问题中剥离出来，用民族叙事替代阶级分析，这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
有人可能会反驳：列宁不是主张民族自决权吗?这是事实，但人们常常忽略了列宁的一个重要限定——无产阶级政党承认民族自决，但绝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一切民族自决。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而不是永恒的存在。民族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支持其中进步的、民主的内容，但绝不能将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
刘少奇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中对两种民族观作出了经典区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国内，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以‘民族’的名义，宣布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在国外，以牺牲其他民族利益为前提，把本民族——实则本阶级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对立起来”。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从本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同时也是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观，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是在根本上相反的。”这就划出了一条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界线。
四、危险的联姻：民族主义对左翼的“特洛伊木马”效应
当左翼将民族主义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他们以为自己在“借用”一种工具。但历史一再证明，民族主义不是一件可以随用随弃的外衣，而是一匹潜伏着毁灭性力量的特洛伊木马。
“民左”最根本的危险在于用民族对立置换阶级对立。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其民族主义诉求掩盖了阶级矛盾，最终服务于本国垄断资本而非无产阶级”。当社会矛盾被转移至“反外”而非“反资”时，左翼实际上放弃了自己最核心的批判武器。
郭松民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提纯”命题。民族主义话语有一种内在的“提纯”冲动——不断追问“谁才是真正的‘我们’”。于是，“民族”可以被提纯为“汉族”，汉族之内又可提纯出“南方人”“北方人”“上海人”……而“如此提纯下去，每种牌号都主张自己的独特性、优越性，都认为自己吃了亏，那么，中国还能继续存在吗?”他说“真是不寒而栗”，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左翼用民族主义话语构建的叙事框架，到头来往往被更“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轻松超越。由于左翼的“民族主义”总有些半心半意、欲言又止，当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登场时——他们更彻底、更“痛快”、更不“吞吞吐吐”——左翼此前积累的话语影响力便被一夜收割。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局面，已经在多国政治舞台上反复上演。
最深远也最致命的危险在于国际主义的瓦解。列宁之所以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正是寄望于超越民族界限的阶级团结。当左翼以民族画线的时候，资本却在毫无障碍地全球化——这种“组织不对称”意味着劳动阶级将在资本的跨国联合面前一败涂地。用民族主义来反抗全球资本主义，恰如用木棍迎战重炮。
五、出路何在?——国家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既然“民左”的道路走不通，左翼应当往何处去?这里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
(一)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原则性区别
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为一谈，但实质迥异。有论者清晰地指出：“‘国家主义’强调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重要性，而‘民族主义’则强调要争取‘共同体’的利益，相较而言，后者所支持的东西更模糊，也更可塑。”。
具体而言，国家主义主张的是以国家机构为承载的政治整合——它以宪法和法律为纽带，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将所有国民凝聚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问其民族、语言或文化差异。民族主义则不同——它倚赖的是血缘、文化、传统等“前政治”纽带，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必然在“谁是真正的民族成员”这个问题上不断追问、不断提纯。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保护关税制度时曾尖锐指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表面上服务于民族利益，实际上“在民族的名义下，把本阶级的利益冒充为民族的利益”。
国家主义强调多元一体的政治整合——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国家—民族”理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有学者指出，中国不是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从“国家—民族”理论出发，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将国家统一、政治一体、民族多元奉为第一价值”。这种思路，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相呼应——马克思主义始终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机器是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整合社会力量的关键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国家与民族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国家观始终高于民族观。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在看待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判断的标准是“是否代表人类先进文明”，而非“某个民族的命运”。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关心民族的命运，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判断历史进步的标准，是人类整体的解放，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民族的利益。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一条根本性的历史规律：“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真想消除民族隔阂，真正该做的不是煽动民族情绪来转移矛盾，而是将矛头对准阶级压迫本身。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体现为这样一种自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全体人民——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共同的政治家园。因此，左翼的爱国主义，应当是对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而不是对抽象“民族”的无条件忠诚。
(三)重建阶级分析，回归国际主义
赵丁琪在分析西方左翼的困境时提出：“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空位期’，左翼力量应当回归马克思主义”。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面临类似困境的中国左翼。
回归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重建阶级分析。左翼没有理由放弃自己最强大的理论武器。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矛盾——贫富分化、资本扩张、劳动者权益——仍然需要用阶级分析的框架来把握，而不是简单地置换为“中国vs西方”的二元对立。
回归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恢复国际主义的视野。国际主义不是“卖国主义”，而是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国的劳动者都不可能单凭自身力量获得真正的解放。刘少奇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中的一段话尤其发人深省：“共产党人如果不去具体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而只把‘国际主义’当成装饰的空谈，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恰恰要求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解决自身面临的反帝任务，但这与诉诸排外、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结语
左翼打“民族牌”，不是一个偶然的策略选择，而是一系列深层危机叠加的必然产物。理论上的贫乏使其需要借助民族主义的话语资源，实践上的挫折使其寄望于民族情绪快速动员群众，全球化带来的撕裂则为之提供了温床。
然而，对左翼而言，拥抱民族主义无异于饮鸩止渴。它用民族对立模糊阶级对立，用排外情绪替代社会批判，最终将左翼拖入提纯的深渊和被收割的宿命。海涅的名言至今振聋发聩——“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左翼若不能及时惊醒，等待在前方的不是复兴之道，而是种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的万丈深渊。
真正的左翼，不应追求“民族复兴”的幻象，而应坚守阶级解放的旗帜;不应沉溺于排外的快感，而应重建国际主义的团结。在这一进程中，国家主义——对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一体格局的维护、对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运用——提供了一个比民族主义更为进步、更为包容、也更为接近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政治路标。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从未过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与其在民族主义的迷宫中徒劳地追问“谁是敌人”，不如在阶级的战场上坚定地回答：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便是答案。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