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朴智勋
https://doi.org/10.26587/marx.22.3.202508.003
摘要：本文阐明了一个理论案例——为了革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体论，援引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体系论，或者说更广泛地援引对(社会)体系的自创生进路。该案例即鲍勃·杰索普的战略关系性进路(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因此，本文并不以直接比较卢曼与马克思为目标，而是尝试考察在过去约五十年里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事理论工作的杰索普，在发展关于社会结构与能动性乃至社会构成体的新进路过程中，为何以及如何运用了"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并对这一结果作出评价。通过这一考察，本文①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体系论与社会构成体论之间关系的新视角;②呈现了批判实在论社会(空间)理论之一的发展史与运用方式;③深化了我们对杰索普的国家论、调节进路、治理研究及批判性符号分析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本文还④解明了一种新的社会构成体论——其核心概念不再是(最终审级中)经济决定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而是"生态支配"、"运作自主性"、"结构耦合"与"战略协调"、"体系"与"生活世界"相结合而形成的"生态秩序"——从而为传统社会构成体论及当前的社会体制论提供替代性方案。
一、引言
本文考察一个理论案例——为革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体论，援引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体系论，或者说更广泛地援引对(社会)体系的自创生进路。该案例是鲍勃·杰索普的战略关系性进路。因此，本文并不以直接比较卢曼与马克思为目标，而是尝试考察过去约五十年来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事理论工作的杰索普，在"发现"并发展关于社会结构与能动性乃至社会构成体——以及下文将补充的社会体化(Vergesellschaftung，或 societalization)与社会效果(society effect)——的新进路过程中，①为何以及如何援引卢曼，②其成果是什么、可以运用于何处，乃至③其局限或缺陷是什么、因此未来有必要在何种方向上加以补充等问题。
在当前的韩国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深受能够同时兼顾社会局部与整体的总体性社会理论之缺失(或至少是匮乏)之苦的我们的社会科学界——这一尝试大致具有四重意义。第一，它不仅使我们能够以有别于通说的视角来审视卢曼与马克思的关系——或者说自创生社会体系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体论的关系——而且也可作为那些承认双方各自的局限与缺陷、希望从一方立场出发援引另一方或探求二者整合的人们的参照案例。因为杰索普并不仅仅将二者视为截然对立、因而只能二者择一的关系。事实上，1984年偶然与卢曼相遇后，杰索普不仅全面研读了卢曼的社会理论，还研读了京特·托伊布纳(Gunther Teubner)、赫尔穆特·维尔克(Helmut Willke)等人的著作以及自创生生物学，他所根本性提出的问题并非"站在马克思立场上如何拒斥这位保守理论家"。他毋宁问的是"卢曼与马克思能够相互学习什么"，而战略关系性进路恰恰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因此，杰索普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否接受它，也无论更倾向于卢曼还是马克思——至少值得向关注二者关系的人们介绍和检讨。
第二，这一工作为那些希望以批判实在论为基础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点。这是因为战略关系性进路恰恰建立在批判实在论之上。要理解这一关系，首先须区分"作为社会科学哲学的批判实在论(批判实在论一般)"与"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理论(批判实在论特殊)";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后者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存在多种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理论，且现实中确实如此。简言之，前者是指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早期工作所代表的超越性"实在论"与"批判性"——或曰有限——自然主义的组合;后者则是指在前者基础上处理社会结构与能动性、社会变迁及社会再生产等问题的理论模型或进路。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来看，前者在逻辑上先于后者，后者又在逻辑上先于处理社会内各部分(如政治、经济、教育、媒体、宗教、家庭、体育等)的各种实在论社会科学理论。因此，对特定现象的批判实在论经验研究，是由存在于多个层面的(元)理论与与之相符的——定量、定性或混合的——研究方法结合而成的。
战略关系性进路也处于这一脉络之中。这是因为，包括巴斯卡本人在内的英国批判实在论者所提出的社会理论模型或进路，至少有三种，而战略关系性进路是其中之一。而且，它是三者之中唯一致力于革新社会构成体论的案例。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中间停靠站"，在①以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为"出发港"后，依次"途经"②战略关系性进路(关于社会结构与能动性乃至社会构成体的社会理论进路)、③处理社会内特定部门或实质内容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国家论、治理理论、调节进路或话语/符号分析)，以及④与之相符的方法(如作为历史描述方式之一的时期划分)，最终"航行"至⑤处理特定现象的经验研究所必须的中间港口。换言之——将偏好巴斯卡模型或阿彻进路者除外——它是开展批判实在论经验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并不充分。
本文的第三重意义与本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将杰索普国家论作为特辑主题——以配合其关于国家的最新著作中译本出版——的编辑意图更为契合。因为在上述脉络中，"作为社会理论进路的战略关系性进路"的理解，是理解"作为政治理论的战略关系性国家论"的前提条件之一。同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前者的理解也超越了后者的理解。因为它不仅可用于分析政治，还可用于分析社会内其他各子体系或制度形态，更重要的是，还可用于考察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动与再生产(即社会变迁或再生产)。在这之中，杰索普本人主要深耕于"政治"与"经济"以及二者关系即"政治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近来相对较多地关注治理——的研究。同样在此脉络下，2000年代以来他与同事们共同发展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是将"文化"这一议题——特别是以批判实在论而非各种形态的"后主义"为基础——整合进上述政治经济学的尝试。此外，他在同一时期还研究了知识基础经济出现背景下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这处于社会内"经济"与"政治"以及"(高等)教育"之间关系变化的脉络中。因此，本文通过考察战略关系性进路的这一面向——尤其是解明卢曼对杰索普的影响(这一影响尽管杰索普的文献已在国内介绍近三十年，却从未得到过正式检讨)——力图深化我们对其国家论以及以战略关系性进路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整体特征的理解。
第四，本文也是探求既反对过去的社会构成体论、又反对目前仍被广泛使用的社会体制论的替代方案的尝试。一方面，这是因为战略关系性进路是一种社会构成体论——它本身拒绝"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事实上，它仍然依赖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使用"社会构成体"这一表述，但将后者定义为"社会形态的一致性凝聚(a coherent set of social forms)"或"社会形态相接合的整体(an articulated ensemble of social forms)"，而非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合。这里的"社会形态"被理解为"社会内容(物)被组织起来的种别性方式"——而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本质"。简言之，这里的"构成体"——这一同时蕴含过程与结果的术语——意指"形态的整体"，因此社会构成体也被理解为"由商品形态、工资形态、货币形态、税收形态、国家形态、民族形态等构成的、或多或少可识别的社会秩序"。由于这一差异，战略关系性进路在"基础的优先性"、"最终审级中经济的决定"、"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以及"社会内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位置与作用"等问题上，也与传统社会构成体论有相当不同的阐述。例如，它用"运作自主性"替代相对自主性，用经济的"生态支配"替代(最终审级中)经济决定这一观念。
在类似脉络中，它也可能是国内许多社会科学者所援引的社会体制论的替代方案。因为使用"八七体制"或"九七体制"等术语的大多数研究者，要么缺乏对体系(system)与体制(regime)的严谨(元)理论考察而援引此类表述，要么甚至基于在理论上根本不成立的理论化来为社会体制论辩护。例如，有人将 system 与 regime 都译为"体制"后，将作为前者的社会体制定义为作为后者的各部门体制的总和。而且，这种体制论有时还被理解为仿佛是建立在"受普兰查斯社会理论影响的鲍勃·杰索普进路"之上似的。然而，正如徐官模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所指出的，这种以翻译混乱为基础的理论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为此，本文既要求对替代性社会构成体论展开检讨，同时也有介入社会体制论争论的意图。就后者而言，本文呈现三点。其一，尽管存在若干表面相似性，国内的社会体制论与战略关系性进路毫无关联：战略关系性进路不仅不是基于翻译混乱的理论，更是将卢曼——或者借用杰索普的原话，"经由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其是尼克拉斯·卢曼、京特·托伊布纳、赫尔穆特·维尔克的……智利生物学"——嫁接到马克思、葛兰西、普兰查斯的观点之上的结果。其二，正是在此脉络下，战略关系性进路可以成为社会体制论的替代方案。其三，本文对笔者先前曾表示赞同的徐官模之批判的部分性反批判。依他所言，社会体系论"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或尼克拉斯·卢曼等人提出，这些人的'社会体系'理论是极端保守的社会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将社会把握为一个体系"。然而，正如在谈及第一重意义时所强调的，本文将表明，即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援引那种"极端保守的社会理论"之一来进行理论综合也是可能的。
总之，本文以解明援引卢曼体系论的、然而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实在论社会构成体论为目标，不仅致力于深化对战略关系性国家论等的理解，也有意就社会构成体论与社会体制论引发新的论争，具有复合性目的。为此，以下依次处理如下议题：第二节概述与卢曼相遇前的杰索普的工作;第三节论述杰索普对"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的早期评价与运用;第四节介绍此后杰索普所进行的若干补充性工作;最后，结论对本论部分提供补充性论评。
二、遇见卢曼之前的杰索普：走向战略理论进路
这里就遇见卢曼之前的杰索普，处理两个议题。其一是从1960年代末经由1970年代影响杰索普的时代状况与思想潮流;其二是1980年代前半期他就马克思主义国家论出版的两部著作。对这两者的理解，是理解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社会体系论与社会构成体论整合工作的前提条件。
1)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特殊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杰索普于1946年——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于英格兰南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极为保守的他的家庭世代在当地从事制作马蹄铁或车轮等的家庭手工业，因此他也保有着学生时代曾与父亲和叔伯们一起在家中从事体力劳动的记忆。使他得以脱离家业的，是与那种家庭环境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在战后英国福利国家蓬勃发展之时，他从小学毕业后以奖学金学生身份进入了——否则就无法负担学费的——达特福德文法学校。此后他考入了上层社会与白人学生比例异常之高的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所学到的是中产阶级社会学以及当时流行的美国式结构功能主义。学系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在讨论之列，他也曾在图书馆读过卢卡奇和科尔施，但丝毫没有产生兴趣。
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是在1967年进入剑桥大学研究生院之后不久。更确切地说，1968年1月或2月前后，他在同系在读的约翰·厄里(John Urry)推荐下读了路易·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吸引力。此后他通过校内的教授-研究生研讨会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集会持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然而，直到1970年代中期，他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核心主题都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论。1969年他作为博士生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对交换理论的检讨;1972年的生平第一部著作，是通过关于社会秩序、改革与革命的一般理论——尤其是运用象征性进路——来处理英国政治文化的尝试。学术经历初期，他的关注点是英国的政治文化，其中尤其是工人的保守主义。为此，1974年出版的第二部书中，他处理了正是这一英国工人的政治和文化保守性——这可能是一个既映照了当时英国状况、也映照了他自身家庭环境的主题。
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论的第一篇论文于1977年发表在他当年创刊的《剑桥经济学杂志》上;第一部著作——但在其学术经历中是第三部——直到1982年才出版。其间他受到了1970年代英国或更广泛地说西欧政治经济现实与理论论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产生了终身性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五点至关重要。
第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论争。众所周知，1960年代末米利班德-普兰查斯论争开始了。这与英国工党的执政及下野相结合，在197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协会内外延伸为国家论争。这一时期，尤其是1970至1975年间，杰索普获得剑桥大学无条件资助，开始了前述著作出版工作及正式的国家论研究。此外，经历了1960和70年代中崇拜国家为"替代方案"的氛围与将其指为"失败"之元凶的意识形态交替兴起的时代，他将阐明战后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变迁作为毕生的学术课题。
第二，批判实在论的出现。1975年，同龄人巴斯卡出版了《实在论的科学理论》，介绍了他的自然科学哲学——超越性实在论。随后，1979年处理如何将这种自然科学哲学应用于社会探究之问题的《自然主义的可能性》出版，奠定了如今以批判实在论著称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基础。最初经由阿尔都塞早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的杰索普，此后并未走向强固的结构主义，而是转向了批判实在论。其痕迹由此在他1982年关于国家论的著作及其后所有著述中均可寻见。这在三点上对他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批判实在论主张必然因果机制的偶然结合与现实化;其二，批判实在论与文化研究及话语分析的微妙关系;其三，批判实在论本身并不接受结构主义。
第三，与文化研究及话语分析的微妙关系。1975至1990年间，杰索普与埃内斯托·拉克劳在埃塞克斯大学政治学系共事，他承认从拉克劳那里学到了许多。他也曾就撒切尔主义的霸权基础与斯图亚特·霍尔展开论争。如前所述，批判实在论肯认解释主义研究的必要性，因此遵循它的杰索普也重视文化研究与话语分析。然而，他——尽管与拉克劳同样受到葛兰西的影响，甚至也接受了拉克劳将话语视为遍在于社会构成体全域而非仅限于上层建筑之事项的立场——却力图不滑入后马克思主义式的话语还原主义。同时，他也力图不陷入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主义。也就是说，对杰索普而言，问题不在于文化研究或话语分析本身，而在于何种文化研究、何种话语分析。正是在此脉络下，2000年代以后，他与安德鲁·塞耶、诺曼·费尔克拉夫、纳伊林·沈共同尝试以批判实在论为基础整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
第四，对英国与西德的地区学兴趣(或对"第三世界主义"的相对冷漠)。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或赛义德的后殖民研究的出现所示，1970年代也是所谓第三世界主义兴起的时代。然而，杰索普关注的地区并非非洲或亚洲，而是英国;同时，他还关注西欧、尤其是西德的案例以与英国作比较。这使他1990年代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此后他对东亚资本主义乃至世界市场内非西方资本主义案例产生了更多关注，与此不无关系。
第五，斯拉法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价值论争。1977年，伊恩·斯蒂德曼的《斯拉法之后的经济学》出版，以马克思的价值论不过是理论上不必要的赘余、反而妨碍唯物主义理论发展为骨干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协会内外引发了价值论争。就本文目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杰索普并不遵循投入劳动学派，也不遵循抽象劳动学派的解释，而是接受了英国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戴安·埃尔森(Diane Elson)的解释。埃尔森将马克思的价值论理解为不是劳动价值论——或"以价值为对象的劳动理论"——而是"以劳动为对象的价值理论"。也就是说，在她看来，马克思不是在斯密和李嘉图所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延长线上提出了一种更好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建立了一种与劳动价值论理论对象本身就不同的新价值论——关于在价值形态统治下被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劳动的理论。埃尔森还就具体性、形态决定等概念提出了替代性解释：在她看来，马克思的具体性不是数理逻辑的总体，而是生物化学的总体，因此无法以基于合理论的算术形态概念来把握;而"决定"这一术语，也不是"A决定B"意义上合理论语境下的含义，而是指处于潜在状态的内容物A被组织为A'的形态——制度性样式或模式——这一过程(社会制度的形态决定)。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决定与强调决定性说明项或独立变量、或者使行动者动弹不得之含义的决定论毫无关联。
总之，1960至70年代的杰索普，反映了自身的个人生活与时代状况以及当代的学术论争，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那个时期的英国语境中接受了批判实在论与埃尔森的价值论解释。正因如此，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也有些特殊，也是有争议的。他虽然未否认文化研究与话语分析的重要性，但他优先选择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国家论研究，而不是走向政治主义或话语还原论。通过这些，他最终将阐明战后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变迁的工作设定为自己的学术使命。
2)1980年代前半期：走向"战略理论性"进路
在此基础上，1980年代前半期他出版了两部与国家论相关的著作，一部是1982年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是1985年的《尼科斯·普兰查斯》。首先，在前书中他进行了五项工作：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经典论述的检讨;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③国家推导论;④新葛兰西进路的方法与内容的评价;以及⑤新理论化方向的提示。他在这里首先从马克思没有——相当于关于资本的理论工作水准的——国家论这一事实出发。在杰索普看来，马克思只有前理论性的——即未达到精致理论水准的——论评与洞见，这可以识别为总共六种视角：将国家分别视为①寄生性组织、②政治上层建筑、③社会凝聚因子、④阶级支配的工具、⑤制度性总体，以及⑥政治支配体系的视角。其中，杰索普选择了将国家作为政治支配体系与制度性整体来处理的立场。
这并非说马克思的其他分析不重要，或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国面中完全不表现出那样的面貌，而是说那种功能(障碍)性角色并非事先、必然且宿命地确定的。也就是说，国家失败(寄生性组织)、作为上层建筑的他律性、能够作为社会凝聚因子发挥独自性，以及阶级支配的工具性，都不是事先赋予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性(反)功能。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这些功能(障碍)性面貌，也只是随时空不同——即特定社会的特定国面中——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的案例。正是因为这一点，杰索普拒绝——无论是资本理论的、阶级理论的还是国家中心的——关于国家功能与作用的本质主义理论化，从将国家视为社会内政治支配体系与制度性总体的立场"出发"，走向了能够在具体语境中阐明那些历史性(反)功能的理论化。也就是说，在杰索普那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障碍)性角色不是说明项，而是被说明项。因此，马克思的各种不同视角对杰索普而言也并不相互矛盾。因为它们可以是处理国家不同层面的论述，乃至关于特殊层面内不同国面案例的讨论。在杰索普看来，这些论述未能发展到体系性理论的水准。
从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他此后先拒绝了以"涵摄方法"为基础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各变种中的列宁主义立场，继而得出结论：有必要进行第三种理论化，以扬弃利用"推导方法"的国家推导论各案例中形态分析，与依赖"接合方法"的新葛兰西式政势分析(年轻时代的普兰查斯与拉克劳-墨菲的话语分析)并加以综合。对杰索普而言，这是一条走向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范围且制度主义"理论化的路径——它一方面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力量间力量的凝聚。这意味着：在反映马克思前理论性论评与洞见的同时，综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论中资本理论传统与阶级理论传统——然而是葛兰西式的、因为重视多元社会力量而不将国家的功能与形态还原为阶级关系的传统。
此后，实现这一任务的理论线索在《尼科斯·普兰查斯》的结论中被提出。在这里，他关注了历经实存主义、结构主义、葛兰西进路而探求独创性理论化的晚期普兰查斯——即将国家把握为社会关系时期的普兰查斯。因为这一视角与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社会关系的立场最为契合。为此，他——综合了批判实在论、埃尔森的价值论解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国家推导论以及葛兰西进路后所得出的结论——用"形态决定的社会关系"这一表述来翻译马克思与普兰查斯的两个命题。马克思关于"资本是社会关系"的陈述，在杰索普那里被翻译为"资本积累是形态决定的社会关系"。这一精炼的陈述可以通过以下阶段性说明来理解：
第一，杰索普所着眼的资本积累，并非马克思再生产图式所呈现的"一般性"水准的资本积累，而是相对具体的、因而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特殊性"资本积累——如英美式、北欧式或东亚式资本积累。反复而言，杰索普的国家论指向中范围制度主义研究，而这种"向具体的相对上升"是最终阐明像英国这样"特有的"或"个别性"案例的前提条件。第二，在"这种特殊性资本积累路径是形态决定的社会关系"这句话中，"形态决定的"的含义是，那种社会关系的"组织化方式(即形态)"已经——在预设劳动力的一般商品化的基础上——受到价值形态与价值规律的动态性的影响而被"决定"了。当然，这里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使行动者无法作出任何自由选择，而是蕴含着那种自由并非以无限范围给予的含义。第三，在那种有限的范围内，资本积累沿着何种特定路径运动，则由"社会关系"——即在特定国面中具体而复杂地构建起来的那些特殊社会力量间的力量凝聚——来确定。
总之，在时空上有限的中范围水准，资本积累的组织化方式与路径一方面首先受到价值形态和价值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次也反映着相对具体-复合性国面中同样具体-复杂的社会力量间力量的凝聚。因此，那种特殊性资本积累的路径——只要它是资本主义的——就无法脱离价值形态与价值规律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并不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社会力量间力量凝聚的维度上所呈现的差异，可能使资本积累路径在时空上有所不同。同一视角也适用于国家权力：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是形态决定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意味着它受到经济组织化逻辑与运作的影响，但并不还原为它;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支配样式与制度性总体的国家，也是各社会力量之间角力的场域。在此脉络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与形态并非宿命地确定。于是，作为新引入概念的，是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内各社会力量计算性、反思性地制定的具体"战略"。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杰索普在《尼科斯·普兰查斯》的结论中提出了——后来被更名为战略关系性进路的——战略理论进路(strategic-theoretical approach)作为新理论化的路径。
因此，这可以被评价为从1982年著作所得出的结论再进一步。也就是说，从马克思的前理论性洞见出发，它一方面扬弃试图以"一般性"、"长时段"、"结构性"方式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态与功能、尤其是试图从资本逻辑推导的资本理论性形态分析;另一方面，也扬弃了不充分考虑价值形态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且忽略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与功能的论述而专注于"个别性"、"短时段"且相当"行为主义"政势分析的阶级理论进路(特别是新葛兰西式政治主义或话语还原主义)的尝试。进而，它是通过综合二者，在二者之间探求一条中范围(在时空上"特殊的")且捕捉结构与能动性两者的制度主义路径的尝试。杰索普正式研读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并将其整合进自己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进路的时间点，恰恰是在这条路径上，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要素定义为形态决定的社会关系，并刚刚在社会力量的实践中引入战略概念之后。因此，他关于自创生进路的工作，也必须在这一历程及其特定发展阶段的脉络中加以理解。
三、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的整合
1984年，杰索普在飞往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国际会议的飞机上，偶然发现坐在邻座的人正在阅读同一个会议的发言稿。他便对那人说，看到你读的文章，我们一定是去同一个目的地，然后自我介绍道："我叫鲍勃·杰索普，我是一个国家理论家。"邻座随即转向他，答道："我是尼克拉斯·卢曼。国家并不存在。"这完全依赖杰索普记忆的轶事，就是当时三十多岁的他第一次与五十多岁的卢曼正面相遇的时刻。
杰索普当时的感受，在他此后撰写的著作中有所流露。在1990年的《国家理论》中，他曾将"国家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评论为"令人猝然一惊的直白"提问。他在此处对卢曼只字未提，但这似乎表达了一个以国家理论家自居的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听到直接否定国家存在本身的直接陈述时的困惑，因为那"威胁着一切希望发展国家论的项目的尊严"。为此，他在翌年即1985年暂时离开了当时就职的埃塞克斯大学，着手正式研读卢曼及其同事的社会体系论以及自创生生物学。考虑到他学生时代最初学习的理论是结构功能主义，这可能被视为一次有趣的回归。而从这一时间点直到《国家论》出版之前，杰索普的行动，使我们得以认识到自创生进路对战略关系性进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得以与卢曼进行更认真交流的1985至86年间，他以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身份研究了社会构成体论与社会体系论整合的可能性与方向性——那一时期托伊布纳正在那里任职，是就社会体系论与他进行最多对话的人。其结果，他留下了将近100页的工作论文，这一工作构成了他关于社会构成体论与自创生社会体系论整合可能性及方向性所得出结论的核心。此后，回到埃塞克斯的他在那里发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1989年他又在卢曼、维尔克、爱希曼等人任职的比勒费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所驻留9个月，进行了补充性工作。此后，即便在他转职至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之后，补充工作仍在——但间歇性、零散地——持续进行。本节介绍其中1985至86年在佛罗伦萨进行的工作。
如前所述，杰索普最初对卢曼的国家唯名论陈述深感困惑，但他在佛罗伦萨专注的主题并不是国家的实在性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体论与自创生社会体系论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是：二者之间不仅存在有趣的理论收敛，而且各自对对方也存在贡献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他以社会内经济、政治、法律的关系为中心，尤其围绕"法与政治的相对自主性"以及——合理论意义上，因而并非杰索普所偏好的——"经济决定"这一议题，对二者进行检讨后探求了整合的可能性与方向性。这一工作具体指向以下内容——但因处于较为复杂的脉络中，需要阶段性说明。
第一，对非还原论、非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追求。曾经，"正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还原论或决定论式的说明，主张法与政治无法具有来自经济的功能自主性，或无法具有来自支配阶级的独自性。这蕴含着社会内经济与非经济(如法和政治)之间"必然的对应"。然而这种立场难以为继。为此，非马克思主义拒斥这种决定论或还原论;然而，如果这种拒斥进一步走向为经济与非经济的"必然的非对应"辩护，就会难以说明尽管有其特有的内在矛盾、冲突与困境，为何以及如何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再生产。为此，杰索普的出发点是非还原论、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尤其作为批判实在论者，他指向了一条能够将经济与非经济的"非必然对应"或"偶然接合"加以理论化的路径。
第二，非决定论、非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法-政治理论。然而，并非只有杰索普在追求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将广义上属于这一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法-政治理论大致划分为——因而内含多个细部变种的——三种潮流：一是"输入输出模型"，将法与政治的自主性或独自性视为依输入值(如特定时刻的力量均衡)而定的输出值;二是"内外部辩证法"，除了从法与政治外部传来的要求外，还考虑它们的内部逻辑，比输入输出模型更为优越，但无法回答法与政治的自主性或独自性是否功能性地保障了资本积累或阶级支配的需要、乃至如果是的话通过什么机制成为可能;三是"接合性实践"，强调通过法、政治和话语来达成社会凝聚的战略性、政势性实践，其优点可能弥补内外部辩证法的弱点，但这一潮流倾向于政治主义或过度强调霸权性话语的重要性。
第三，自创生进路的批判性整合。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非还原论、非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之后，在第二阶段评价了关于法与政治之自主性与独自性的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杰索普最终想通过自创生进路做的事，是在这第二阶段中探求第四种理论化的可能性。因为自创生进路不仅"允许一种对社会体化的子体系的独特进路"，而且"就资本主义社会内非必然对应问题提供了清新的洞见"。然而，杰索普并不认为这一进路可以取代当时全部马克思主义法-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可以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理论。他也对它所依据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和功能主义偏向持批判态度。因此，在他看来，问题在于：在革新社会构成体论方面，自创生社会体系论的概念与洞见有多大用处;以及，如果它也有局限，那么这种缺陷如何加以弥补。为此，他研读了不仅是卢曼，还有马图拉纳与瓦雷拉的生物学，以及托伊布纳、维尔克、泽莱尼(Zeleny)、海尔(Hijl)、佐洛(Zolo)、弗尔斯特(Foerster)的文献。
在这一过程中，他首先区分了自创生进路一般与特殊：前者是它所起源的生物学领域的讨论，后者则是将那种生物学应用于社会理论。就前者而言，杰索普所关注的是对体系的自创生生物学进路。按照这一进路，自创生生物学者区分单纯统一体与复合统一体，体系与二者中——作为具有多个构成要素的单位的——后者相关联。特别地，这样的体系"是指复合'统一体'的根本性组织与其当前结构之间的种别性结合"。这里，根本性组织是指体系内部构成要素间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抽象样式或一般模式。只要体系维持这一固有的根本性组织，它就被视为与环境具有拓扑学边的封闭体系。因此，一个体系是封闭的，意味着体系内部固有构成要素间的自发相互作用反复进行。换言之，运作上的封闭是指复数构成要素间的组织性网络及相互作用由内部规则而非外部投入来自我调整。反之，体系的当前结构是指通过那种相互作用的现实化所形成的构成要素间的动态配列;这蕴含着同一构成要素的组织性相互作用可以随时空呈现不同的结构形态。因此，组织与结构是相互构成的。在根本层面上进行的体系的自我参照性组织化通过其结构形态得以实现，而那种可变的结构是使组织得以延续的条件。
这种对体系的独特理解，尤其是其基础性组织与当前结构的区分，在相互关联的两个脉络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其一与体系的封闭与开放、尤其是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相关：一个自创生体系是封闭的，不是在它不与外部进行任何相互作用或完全自给自足意义上的封闭，而是说该体系所具有的根本性组织或组织化过程是基于与其他相邻体系可识别的构成要素网络之上的。因此，这种封闭体系也仍然存在于与环境的相互依存之中，并且是相互中介性的。就前者意义而言，自创生体系是封闭的，但就后者意义而言，它仍然是开放的。其二与体系的解体及(伴随当前结构变动的)(自我)再生产问题相关联：与将环境变化作为一个投入值加以接受并据此产出输出值的输入输出体系或意味着他者生产的异产生(allopoiesis)体系不同，自创生体系将那种环境变化作为噪音或扰动来接受，其结果，体系往往向着维持组织的方向作出反应。因此，环境的扰动可能引发中断体系根本性组织化过程进而导致体系解体的破坏性结果，但大多数情况下归结为体系的适应——这对应于同一构成要素的一般性关系(根本性组织)得以维持、而基于那种一般性关系的相互作用所实现的具体形态(当前结构)仅发生变化的状况，因而是体系的自我再生产而非解体。然而，如此再生产的体系与过去的体系并不完全相同：体系是组织与结构的特定结合，体系的区分恰恰在根本性组织(化)的水准上加以辨别——正是在此脉络中，自创生体系的结构变动总是在体系与环境间"结构耦合"——即互为条件但不侵害各体系所具有的运作上以及/或者组织上的自主性的连接性——的脉络中得到理解。
就自创生进路，杰索普首要关注的内容正是这种生物学体系论。因为这一进路已经从生物学的层面就开始提供了一种取代——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还是在其他种类(社会)科学理论中所发现的——将体系以输入输出模型来观照的视角本身的视角。然而在杰索普看来，它与关于法和政治的内外部辩证法并不矛盾。因此，当他说在马克思主义与自创生进路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理论收敛时，指的正是这一点——即，并非经济决定论或输入输出模型，而是内外部辩证法与自创生进路之间的接点。此外，只要自创生进路重视结构耦合这样的概念，它也可以与关于接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存在接点。当然，内外部辩证法赋予法和政治外部、尤其是经济的影响力以更大比重，而自创生进路则对体系的内部基础性组织与当前结构比其外部环境表现出更大的关注。然而尽管有这种差异，二者仍然并不矛盾，都重视具备多个构成要素的体系内部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区分组织与结构并以运作自主性及结构耦合概念来说明体系的自我生产性结构变动的自创生进路，还内含着超越内外部辩证法向前推进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因为有这种共同点，二者——特别是当自创生生物学被应用于社会理论时——也暴露出相同的问题点。
杰索普从两个维度考察卢曼的理论。其一是关于社会体系与子体系的一般性讨论：特别地，他考察卢曼关于①整个社会体系与其子体系间的关系、②那些社会体化的子体系间的关系、以及③子体系与自身所形成的反思性关系的论述。其二是卢曼对特定子体系——①经济体系、②法体系、③政治体系及(福利)国家——的分析。受篇幅限制，以下仅概括那一检讨的结果中、对把握他所尝试的理论化核心所必需的六点事项：
第一，卢曼的理论并非以自创生生物学为基础所能成立的唯一社会理论，且事实上这一判断在他区分自创生进路一般与特殊时已有所暗示——因为这与批判实在论者区分批判实在论一般(社会科学哲学)与特殊(社会理论们)的方式类似，蕴含着接受自创生进路一般的核心同时又以有别于卢曼的方式进行理论化的可能性。
第二，卢曼关于社会体化子体系对整个社会体系发挥功能性角色的观点难以原样接受;然而这并非主张子体系完全不履行或根本无法承担整个社会体系维持与再生产所必需的功能——因为杰索普的强调点在于：子体系的功能并非事先、必然且宿命地确定，为此他评价卢曼未能对这一事项提供充分且一贯的说明。
第三，卢曼虽然详细检讨了自创生体系内部的动态与自我反思，却没有充分说明社会体化子体系间的相互关系——即那些子体系如何相互关联，特别是在可能发生超出单纯扰动的破坏性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它们如何能够存活。这种理论化存在将社会体系视为子体系"机械性总和"的问题。
第四，卢曼关于经济、法、政治及(福利)国家的论述中，发展最为精密的是对法体系的分析;而关于政治体系及国家，卢曼未能推进到与其法体系分析相应的水准。然而，卢曼的理论仍然就设定资本主义经济中法律性和政治性干预的限度、规明其动态性的若干侧面提供了有益的洞见。
第五，卢曼以市场经济、尤其是货币经济及与之一起出现的支付体系的自创生再生产为中心分析了经济体系。然而，比这种对经济体系的分析更能提供洞见的，是马克思的论述——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在价值形态统治下且在价值规律的动态性内所进行的资本循环(资本的价值化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它可以通过自创生进路来重新解读，因而与之相容。这意味着，在经济、法与政治的关系上，即便引入自创生社会体系论的若干主要概念，经济体系的讨论也必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加以替换。
第六，按照卢曼，由于功能分化，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单一子体系能够在整个等级秩序内单独占据顶点位置或发挥协调中心的作用;然而他也主张，获得了最高水准组织复杂性与灵活性的子体系，可以在与其他子体系的相互关系中发挥不均等的影响力，还暗示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子体系可能是经济。这一视角提供了如下可能性——在回避将经济视为独立于其他非经济部门而存在、从而可以在合理论意义上决定其他子体系的方式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内经济的支配性影响力加以理论化。
尽管是过度压缩的概括，至此的讨论应当已能使我们把握杰索普将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体论与自创生社会体系论加以整合的工作所具有的方向性。如前所述，杰索普强调了自创生进路从细胞生物学的层面起便与内外部辩证法不相矛盾。然而，内外部辩证法无法说明法与政治的内在自主性或独自性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发挥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服务的功能性角色。同样的批判可以应用于自创生生物学——但如此则是不当的评价，因为细胞生物学并非处理社会体系的理论。然而，类似的缺点或缺失也在卢曼那里被发现：卢曼不仅坚持对社会体化子体系的功能主义视角，而且未能充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此，杰索普试图通过接合性实践、尤其是葛兰西的论述，来弥补马克思主义内外部辩证法与自创生社会体系论共有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也反过来试图克服接合性实践这一潮流所具有的政治主义或话语还原主义偏向。事实上，这一理论化方向性已经内含于1980年代前半期杰索普的工作中——特别是"形态决定的社会关系"这一表述之中。只是有所变化的是，适用这一视角的对象如今不再是国家，而是社会。
在此脉络中再度被重要地检讨的概念，是葛兰西的历史性集团。这是一个用于捕捉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中时空上特殊的案例、特别是在特定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限时间内互惠性对应、从而确保了相对一贯性的基础-上层建筑间结合的概念。然而，这种"集团"——即坚固地结合的固态体——并非机械地或自动地形成;它的形成与相对稳定的维持，以政治性、智识性且道德性的领导权、即霸权的建构为条件。因此，按照这一视角，历史性集团内部构成要素间的结合，不是必然的(非)对应，而是偶然的接合;而那种接合并非自动实现，而是话语媒介性的社会行动凝聚的结果。众所周知，葛兰西确实将此用于分析美利坚主义(20世纪初中期建立的美国生产工序)与福特主义(与葛兰西不同于今日广为流传的用法，在葛兰西那里是与美利坚主义互惠性对应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因此，引入用于捕捉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特殊案例的概念——历史性集团与霸权——后，社会体化子体系的凝聚就可以在不仅仅是盲目共同进化而是通过接合性实践的共同进化的脉络中得到理解;整个社会体系再生产服务的子体系的功能性角色，也通过对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且始终是话语媒介性——或者如果更偏好这一术语的话，通过"沟通"的——实践的分析来得到说明。进而，只要这一视角使用霸权这一术语，也能够处理相互竞争、乃至相互冲突的各社会力量的合作性、冲突性战略实践的凝聚。然而，与葛兰西不同，对杰索普来说，社会构成体如今不再以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来理解。在他看来，那是因为它意味着以组织与结构的种别性结合来定义的自创生子体系——但决非机械性的——的总体。用形态分析术语来重新解读：子体系是"社会内容物构成要素间抽象而一般的关系(组织)"与"基于那种关系的相互作用得以现实化的可变而特殊的制度形态(结构)"的组合，即内容与形态的结合。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价值化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对应于运作上封闭且自我生产的组织(社会内容物构成要素间的关系)，其制度性现实化则成为可变结构(作为特殊地样式化、即"决定"了的资本积累路径的制度形态);进而，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特别是其具体例化——历史性集团——成为社会体化制度形态的整体。这种理解使我们能够思考具有各自独立组织化原则与代码的制度形态及其间整合的时空多样性与变动;而那种多样性与变化，则总是在结构耦合与接合性实践的相互作用脉络中加以把握。然而，那些制度形态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单独占据等级命令体系的顶点或协调中心的角色——即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也无法直线性地决定，经济支配阶级也无法单方面地命令;在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内，经济只能在与其他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挥不均等的影响力，而在建构霸权方面，经济支配阶级也始终必须与属于法、政治、媒体、教育等的其他社会力量构建网络。
在这一点上，杰索普仍然遵循马克思，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地包含着根本性矛盾、冲突与困境的立场。然而，现实的资本主义并不因那些矛盾与冲突而立即解体或始终处于灾难性危机状态。尽管危机反复，尽管体系本身解体与新体系建立的可能性存在，迄今它仍历经相对稳定的积累时期，而且在历史性地变化的同时再生产着。进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各部分不仅表现出相对互相凝聚的面貌，而且有时——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以同样水准且始终如此——也会为了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发挥功能性角色。而且，这种功能以社会力量间相互作用中象征性意义的生产与那种意识形态性支配的成功为前提条件。因此，对杰索普而言，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不能被视为事先赋予的永恒实体;我们必须说明使其形成与维持成为可能的条件及过程本身。
为此，杰索普补充了"社会效果"这一独特概念。这是为了捕捉社会(体)、社会体系或社会构成体内部的结构性耦合与凝聚并非机械地或自动地给予这一事实——因为一方面并非永久固着、另一方面又并非仅仅转瞬即逝地变化的特定时期的社会体化统合与凝聚，是具有"原因"的、因而必须得到说明的"结果"。只是，用可适用于所有历史性社会的普遍概念来阐明这一点，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杰索普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式社会效果。这一节迄今所说明的那样，一方面它以体系论-形态分析性术语加以检讨，同时另一方面也被理解为社会力量的战略性实践凝聚性地铭刻的结果——即，在形态决定的社会关系的脉络中加以把握。
总之，杰索普认为，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自创生社会体系论)中内含着能够补充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体论的理论要素。然而，它无法对社会效果作出适当说明;而且，以支付体系为中心的卢曼经济性论述也未能超越马克思对资本循环的分析。为此，杰索普在引入自创生社会体系论的概念的同时，仍然依赖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援引葛兰西的理论，力图弥补社会体系论与马克思主义内外部辩证法共同具有的缺失。因此，如今(最终审级中)经济或基础的决定、上层建筑的自主性等概念都不再必要——特别是上层建筑的自主性被子体系所具有的运作自主性所替代。然而，替代最终审级中经济决定的概念尚未出现。
四、比勒费尔德与兰卡斯特的后续工作
杰索普在佛罗伦萨度过的一年，完全用于社会构成体论与社会体系论的整合工作。此后他再也没有拥有这样的时间。然而，他也在后续进行国家论、调节进路、文化政治经济学、治理研究的过程中，渐进而间歇性地补充着战略关系性进路的概念与范畴体系。本节将这一工作分为1989年在比勒费尔德进行的补充工作、以及1990年他转职至兰卡斯特大学后的后续工作，分别加以概括。
1)在比勒费尔德的工作
如前一节所述，杰索普在1989年的9个月于比勒费尔德度过。然而，他并未将这一时期的工作成果作为一篇单独论文加以发表。而且，与佛罗伦萨不同，他在比勒费尔德的工作不是社会构成体论与社会体系论的整合，而是撰写翌年出版的《国家论》。然而，这部书也并非在这一时期完全新写就的——因为书中十二章正文的一部分是1970年代以来发表的论文，一部分是——包含佛罗伦萨工作的——工作论文等的选择性缩写与改写，而另一部分才是新写的。因此，正如杰索普在前言与序言中所表明的，这部书的内容整体上呈现的不是理论一贯性，而是杰索普观点的变化。尽管如此，将1987年的工作论文与这部书加以比较，仍可发现社会构成体论与社会体系论整合工作方面的若干进展。而且，在它的前言、序言和结论中，自创生进路的痕迹——虽然没有详细说明、因而理解本身并不容易——也有大量反映。
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体化"这一概念。如序言所述，一般而言这是指多个构成要素结合而形成整个社会(体)的过程及其结果。然而，杰索普将这一概念——韦伯、齐美尔乃至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曾以不同含义使用过——以独特方式、即与社会效果及社会构成体实为同义词地加以运用。当然，他通过这一概念所力图检讨的是资本主义式社会体化、特别是其具体案例——历史性集团。如前所述，这一方向性已经内含于佛罗伦萨的工作之中。然而在比勒费尔德的补充之后，他就此提供了更为明晰的表述。例如，对杰索普而言，如今可以用形态分析性概念(社会构成体)重新表述的社会体化(社会效果)，在"体系整合"与"社会凝聚"这两个维度上被把握——前者指社会体化制度形态的整体体系性整合，后者指——有时合作而亲密，但也有矛盾而对立的案例——社会关系的凝聚。当然，制度形态是内容物的组织化方式(即形态决定的内容)，而这种形态决定中被认为铭刻着社会力量间的力量关系(各自基于战略性计算的实践的凝聚)。而且，社会体化的整体变动与再生产，在"结构性耦合"与"战略性协调"的相互作用脉络中得到理解——前者指子体系间形态性与内容性的接合与共同进化的侧面，后者意味着从特定社会力量或能动性的视角所观照的战略性维度。
而这种说明，如今使我们得以更为明晰地把握战略关系性进路是什么的进路。杰索普常常将它介绍为关于社会结构与能动性间辩证关系的进路——其核心是"刻写于结构中的各种战略性选择性"与"面向结构的战略性计算"间的相互作用。前者指社会结构的侧面，特别是强调——作为社会关系来理解的——结构对行动者施加制约，但那种制约并不对所有社会力量产生相同的影响;反之，后者处理社会能动性的侧面——社会力量面向那种结构的再生产或变动，各自经由各自的战略性计算而实践。而且，进而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战略关系性进路也是——正如杰索普本人以《国家论》第四部的标题所设定的那样——面向社会体化的进路：一方面它首先是关于结构与能动性之关系的进路法，但在最广泛的水准上，其对象正是社会(体)、社会体系、社会构成体以及社会体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也具有时空具体性的历史性集团。
此外，他还在《国家论》第四部中将话语分析与调节进路置于社会体化的脉络内加以处理。他所说的话语分析是拉克劳-墨菲的分析;他虽力图不陷入话语还原主义，却接受了他们关于话语(或沟通)在社会构成体全域的遍在性主张，甚至也接受了"社会的不可能性"的主张——但需注意，他们所说的社会类似于固定的单一实体。为此，杰索普认为，那种作为固着的单一体的社会虽然不可能，但通过具有体系整合与社会凝聚、且社会体化项目建构并维持霸权从而形成、暂时性地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社会——然而内部始终"内含着均裂性的、残余的、边缘的、不适切的、抵抗的以及矛盾的要素"——却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每一个成功的社会体化项目都只能实现部分性的成就。在此脉络中，杰索普综合前两个事项，强调那种具有体系整合与社会凝聚的社会体化，始终是经由意思疏通来实现的。
在类似脉络中，他也引入了调节进路。这里需注意，他使用的是调节进路(regulation approach)这一更宽范围的术语，而非调节理论。因此，他并不将处理调节的进路局限于阿格里塔、利皮茨和博耶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些人不过是调节进路的一个学派——他称之为巴黎学派的一种子集合。为此，他虽不否认巴黎学派在调节进路内的支配性地位，但同时也相对化它——因为即便是第一代法国调节学派，至少也有三个群体，而在西德、荷兰、北欧和美国也存在调节学派。其中，杰索普在巴黎学派之外还对主张社会积累结构论的美国激进派、阿姆斯特丹的葛兰西式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以及西德的政治社会学家表现出关注——因为他们的问题意识与工作正是处理着可以被解读为社会体化项目的事项。从这个角度看，调节进路对杰索普而言在至少两个脉络中是重要的。其一是巴黎学派所提出的积累体制、调节样式与制度形态等概念的有用性;其二是西德、美国和阿姆斯特丹调节主义者的问题意识——因为它正是处理了社会体化层面的统合与凝聚的实践。
2)在兰卡斯特的工作
从上述脉络来看，在比勒费尔德进行的工作的核心是：①反映佛罗伦萨的工作，用——也可以用形态分析性术语(社会构成体)来重新表述的——"社会体化"概念替代"社会"这一术语;②将其区分为体系整合与社会凝聚;③将这种社会体化的变动与再生产解读为路径依赖性的结构性耦合与路径形成性的战略性协调的辩证法。进而，他在这一社会理论性工作的基础上，④试图找到国家、调节与文化各自的位置。当然，这一时期杰索普所主力的，⑤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化的脉络内将资本主义国家置于其适当位置。这一路径的移动在转职至兰卡斯特大学后也延续。
这里仅概括对理解杰索普关于社会体化与社会构成体的最新思考所必需的三点。
第一，体系与生活世界这一二分法的引入。不言而喻，这一区分让人联想到哈贝马斯。然而，杰索普以与他相似但不同的含义使用它——因为对他而言，这是社会体化的两个维度，即体系整合与社会凝聚各自的领域。因此，当他说体系与生活世界时，前者指自创生子体系整合的制度性秩序的领域，后者则是——比通过合意来协调行动的社会性领域含义更广的——涵盖所有不直接锚定于特定子体系特有逻辑的认同与利益、价值、习俗等、且构成日常社会作用的基层与背景的领域。而且，人和共同体的日常经验在后者的领域中既存在亲密性与连带，也存在对抗性与对立。在此脉络中，如今对杰索普而言，整个社会体系被理解为"运作上自主的诸体系与生活世界共存的、边界划定的生态性秩序"，而"那种体系与生活世界间的结构性耦合及共同进化，经由各种竞争性、合作性、剥削性机制来实现"。
第二，生态支配(ecological dominance)概念的引入。这一思考的原型已经内含于佛罗伦萨的工作中，乃至内含于卢曼关于社会体化子体系能够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发挥不均等影响力的论述中。事实上，生态支配这一表述本身也确实是卢曼首先使用的;然而，在转职至兰卡斯特之后，杰索普对卢曼只在两三处使用而未加详细说明的这一术语赋予了更为实质性的内容，并试图通过它来替代"最终审级中经济决定"这一思想。按照杰索普，生态支配是指特定自主性子体系能够将自身的发展逻辑铭刻于其他体系或环境的影响力。这不是说某一子体系可以被视为独自的说明项，而是说子体系间的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与约束，但那种相互影响力是不均等的。因此，生态支配具有关系性、相对性且涌现性的属性。
进而，杰索普主张，经验上是结合而被观察的、但分析性目的下可以区分的五个条件，可以保障特定社会体化子体系的生态支配：①体系内组织与结构的复杂性与灵活性;②尽管有来自环境的扰动仍能持续运作的能力;③在体系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将其运作时空性地远距离化或压缩的能力;④能够管理或解决内部矛盾、悖论与困境，或将它们向环境转移或推迟到未来的能力;以及⑤能够使其他体系或生活世界的行动者认识到特定体系的运作是核心性的、从而使他们服从于该体系的再生产逻辑的能力。如此看来，在杰索普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这样生态性地占支配地位的子体系，正是经济体系——但他遵循马克思，将这一经济体系的根本性组织理解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图式。
然而，关于经济的生态支配，杰索普也补充了三点说明：其一是经济的生态支配得到维持的情况下其程度可以变化;其二是即便这种经济的生态支配看上去长期延续，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等情况的政势中，情况有时会暂时逆转;其三是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都始终确保生态支配力并成为社会体化的基本原则——在经济体系生态性地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经济化"是社会体化的基本原则，但"法律化、政治化、军事化、神圣化、医疗化、科学化、审美化、伦理化等"也都可以成为社会体化原则的候选，甚至"生活世界中根植的认同与价值们成为社会体化基础的情况也是可能的——例如民族性或种族(种族隔离)、性别(父权制)、世代(长者支配)、国民性(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都可以包含在内"。事实上，这些社会体化原则也与经济化结合或竞争。进而，在此脉络中，他也不否认以利润导向且市场中介的资本积累逻辑暂时性地未能占据支配性地位——即其以上的社会体化原则在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可能性;其中他代表性地提到的案例，是——通常被称为发展型国家的——东亚安保国家、特别是经济增长逻辑被置于军事安保目标之下的时期的东亚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生态支配的论述与社会空间理论及治理研究的关联。众所周知，19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界发生了一系列空间性转向——依次是场所、领域(领土)、尺度和网络的转向。杰索普相对较晚地介入了这些讨论。特别是，他与同事地理学家马丁·琼斯、尼尔·布伦纳等人最初倡导了尺度转向并讨论了尺度重组的各种方向性，此后也介入了领土转向;但不久他们批判空间转向停留于空间一维主义，呼吁开展更具体的层面的研究——关于可以被视为空间多个维度的场所、领土、尺度与网络相互构成性地发挥影响，创生出新的社会空间的倾向的研究。通过这一工作，杰索普如今不再将社会体化的空间视野局限于外部明确区分且内部均质的"民族"领土。因此，他的社会理论进路如今呈现出的特征，不再只是历史性的社会理论，而是历史性的社会空间理论或地理历史性的社会理论。在此脉络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视角也有所修正——他所强调的事项是国家主权的空洞化。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主权已不再以民族领土国家内中央集权的形式存在，经济的政治性干预也不仅通过国家来实现，还通过①官民合作、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准政府组织、③超国家性政治体或协约来实现。在此脉络中，他主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弥补市场失灵的政治性干预、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正通过后民族的政治体制来实现——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对象如今不仅仅是调节，而是"调节-兼-治理"，且那种调节-兼-治理所着眼的空间视野也不局限于民族尺度。因此，在杰索普那里如今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悖论、困境所基于的各种危机倾向，是如何导致市场失灵、国家失败乃至治理的失败。而在最近，这种关心还使杰索普走向了从(元)治理研究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国家-市民社会关系。
五、结论性补充
至此，本文以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为焦点，重构了社会构成体的战略关系性进路的发展史。最后，这里提供本论部分更为重要的两个事项的补充性说明。其一是对自创生进路对战略关系性进路的影响为何长期未被充分理解的回答，并在此过程中也涉及本文表述方式的局限。其二是对"那么，按照战略关系性进路，社会构成体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此过程中也简要涉及社会构成体的战略关系性进路的意义与局限、以及未来的工作。
1)为什么它被忽视了?
关于社会构成体与社会体化的战略关系性进路，它是深入理解杰索普国家论等的主要条件之一，然而不仅在国内，在英语世界里也未能整体而系统地得到阐明。问题所在，是杰索普自身的缘故。首先，他在过去五十年间出版了数量惊人的文献——以2016年的简历为基准，他出版了22部单独著作、17部编著、118篇通过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240篇书章、55个百科全书条目、27篇工作论文，以及80篇其他著述与访谈等。而且，这种活跃的活动在此后——甚至在2020年退休之后——也在持续。这些文献中的大多数，因介入出版时特定论争的需要，以及——无论学术期刊论文、书章、甚至单行本——受到篇幅限制，只突出战略关系性进路的部分侧面。另有一部分——正如1987年的工作论文那样，尽管重要却——几乎从未被阅读过。而且，杰索普在发展战略关系性进路与国家论等的过程中，不断修订和补充了既有立场;在这一过程中，他惯于不对作为后续工作背景的既有工作加以特别说明就引入新的范畴体系。进而，正如他在2006年的访谈中所披露的，将自己视为国家理论家的他，与其以一般性术语说明自己的社会理论性工作，更愿意期望读者自行领悟那种社会理论是什么，从而专注于其社会科学性应用、尤其是国家论的发展工作。为此，在同一访谈中，他坦承不早期地以一般性术语阐明战略关系性进路，是自己学术经历中最大的失误;与此相关，他还将自己评为在理论性工作"大众化"方面能力不足的研究者。为此，2008年他也出版了部分包含对战略关系性进路发展史说明的《国家权力》，但这部书也只收录了关于马克思、葛兰西、普兰查斯、福柯等人影响的综合性说明，并未提供以自创生进路与社会体系论整合为中心的论述。因此，不存在将社会体系论与社会构成体论的收敛及相互补充可能性为出发点、以社会效果、社会体化、结构性耦合与战略性协调、体系与生活方式、运作自主性与生态支配，以及社会构成体(社会体化)的时空视野问题一次性且系统整理的文献;这些内容只是零散地散布于从1987年至近年所出版的各种文献中。
正因如此，他关于社会构成体论与社会体系论整合的工作，不是通过特定时点的部分文献所能理解的。进而，选择性地阅读几篇文献时，特别是关于卢曼的态度，看上去会是矛盾的。例如，在2006年的一个访谈中，他曾评价卢曼对战略关系性进路的"一般性定式"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那之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曾——特别是在就开放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提出反批判的过程中、为了强调自己与马克思之间仍然保持更为认真且持久的关系——将自己与卢曼的关系描述为只是"调情"而已。然而，这种评价应该在强调自己尽管引入了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脉络中来理解，而不是意味着那种影响力是微小的。事实上，正如本文所呈现的，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对杰索普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小;而且如果将托伊布纳和维尔克等人的影响也考虑进来——尽管受篇幅限制无法充分处理——这种影响力更大。进而，在更近期的访谈与讲演以及若干文献中，他更明确地表示，不仅在社会理论方面、在国家论领域也受到了卢曼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在2016年的《国家》中，他阐明了关于国家本身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己的进路;而在同年进行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那一进路是结合了三种要素的结果——卢曼对国家的定义、德国一般国家学，以及马克思的视角：
我多年来发展起来的进路是三种要素的结合。第一是卢曼对国家的定义，即政治权威的领土性组织化。这意味着在特定领土内行使的权力并不总是与马克斯·韦伯关于近代国家的著名定义——即存在着对特定领土内强制性手段的合法性垄断的主张——相吻合。卢曼的定义，因为涵盖了从酋长制出发经由复合酋长制、王国、帝国等……直至近代国家的历史性变异与发展。第二个要素来源于德国的一般国家学，它将国家定义为三种形式性特征的结合，即国家领土、国家人口与国家机构的结合……在这里我想补充第四个、即意识形态性的或观念性的维度，也就是说，某种"国家项目"——关于国家的本性与目的的说明，必须存在。这赋予在国家机构内工作的官员的活动以凝聚性，并在其他地方为其权威提供正当性……而第三个要素是……国家并非事物或主体的思想。这是源自马克思关于发现资本不是事物而是社会关系的不幸的皮尔先生的叙述的比喻。——Flohr, Mikkel and Yannick Harrison. 2016.“Reading the Conjuncture: State, Auster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Interview with Bob Jessop.”
综合考量这些情况，本文以经由卢曼的智利生物学的影响为焦点，重构了战略关系性进路的发展史。然而，正因为这种叙述方式，本文也具有若干局限——因为这种焦点的选择必然附带着对战略关系性进路其他面貌的盲点。而且，正如在本论中多次提及的，受篇幅限制以及整体结构的考量，不得不过度压缩了杰索普对卢曼的详细检讨与评价;而且，因为花了相当篇幅来说明引入自创生进路之前的脉络以帮助读者理解，2000年代以后的论述也不得不相对粗略处理。特别是，在卢曼体系论与调节进路整合的脉络中重新解读波兰尼的工作，以及处理卢曼体系论与拉克劳-墨菲话语分析之间关系的文献，在本论中甚至未能提及。这些事项将在以本文讨论为基础的后续工作——特别是在检讨技术经济或知识基础经济的产业转型与国家功能及作用变化的过程中——加以处理。
2)那么，社会构成体究竟是什么?
尽管有上述局限，本文至少呈现了杰索普整合社会体系论与社会构成体论的工作所遵循的路径。首先，杰索普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时空上特殊的社会们——为目标，而非关于一般社会的普遍理论。这种社会并非永久持续，但也不以转瞬即逝的变动为特征;它在时空上仅以暂时性方式得到"固定"。而且，这种暂时性固定于特定空间视野之上的社会，既不自动出现，也不机械运作，更不是完全的单一实体。在此脉络中，对杰索普而言——正如"全球性"与"全球化"可以区分那样——"社会"与"社会体化"是可以区分的，而二者中更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后者。因此，如今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而是社会体化;而且这种社会体化也可以用形态分析性术语——社会构成体——来翻译。当然，就社会体化或社会构成体而言，分析对象也是资本主义式社会体化(社会构成体)的特殊案例——历史性集团。然而，对他来说，社会构成体或历史性集团不再以基础-上层建筑的结合来理解——因为这是以具有经济决定与相对自主性概念为中心的社会构成体论们的根本局限，或者更好的理论化的可能性所在。
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从自创生(社会)体系论中被引入。为此，社会构成体被把握为：具有运作自主性的社会体化制度形态的统合，与日常生活世界共同进化而形成的生态性秩序。前者的制度形态们不仅结构性地耦合，而且也是战略性协调的对象。因此，社会变迁与再生产，被理解为路径依赖性的结构性耦合与路径形成性的战略性协调间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形态("体系")——包括底层民众在内——与复数认同合作、竞争，也被动员、也抵抗的主体们的领域——"生活世界"——共同进化。在此脉络中，通过符号作用来进行意义体系生产、即文化，并不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连经济实践与结构化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这整体性的共同进化过程，以社会体化项目这一术语来理解。因此，对他而言，时空上特殊的社会，是各社会力量的社会体化项目凝聚的效果。这种社会体化项目的原则的候选是多样的，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其中发达类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强力的候选是经济化或市场化。在此脉络中，不过是社会体化子体系之一的经济，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着生态支配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对此作出反应，而是说，二者——乃至经济、政治、法、媒体、教育、家庭、医疗等子体系——相互依存并发挥相互影响力，但其中经济逻辑影响其他体系的倾向强于反之。而且，不仅政治与法，如今教育、科学、医疗、甚至恋爱与婚姻中也有经济逻辑或市场机制被应用，这是我们所有人已经目睹的事项。进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兴起、因而国家去民族化、政治体系去国家化、政策体制国际化导致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弱化的今天，这种不均等的影响力更为显著。而且，在这种国面中，社会构成体的空间视野也在迅速变化：世界地方化、世界都市化、各种特区的出现、跨国经济合作的兴起、大都市化、巨型城市化等现象，都与此相关。如今，社会构成体一方面仍表现出民族国家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内也呈现出相互复杂多端地接合的面貌。
这一视角不仅为自创生体系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体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增进对杰索普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进而，它对批判实在论者也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点。至少在笔者看来，它不仅提供了比巴斯卡的模型或阿彻进路更为精密而丰富的范畴体系，而且与各种实在论社会科学理论也得到很好的关联。而且，它虽然拒绝以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为基础的——例如国内的所谓"殖半论"或"新殖国独资论"，乃至部分文化研究者所提出的"文化政治经济"在内的——一切特殊的社会构成体论，但仍然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它也是仍然使用社会构成体这一表述的进路。在此脉络中，战略关系性进路与国内的社会体制论并非相似，而是可以被视为后者的替代方案——事实上，"八七体制"或"九七体制"，以及作为二者结合的整体社会体制这样的视角，除了"子体系"的编年学顺序始于哪一年之外，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而且以目前的理论发展水准来衡量，社会体制论难以思考如下问题：八七(政治)体制与九七(经济)体制是通过何种结构性耦合与战略性协调的相互作用而整合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哪种社会体化项目确立了霸权，在那种霸权之下生活世界的人和共同体是如何被动员的或加以抵抗的，因而那种霸权的社会基础有多广泛，进而如果那种社会体化项目仍在为支配与剥削辩护的话，为了克服它可以想象何种替代性社会体化，以及，为使那种替代性社会体化占据对抗霸权性地位，需要思考什么战略与战术——因为它根本缺乏能够处理这些事项的范畴体系。因此，它不仅不是实质性理论，甚至也不能作为走向那种理论的发现装置而适当地发挥功能。
当然，战略关系性进路也并不对今天批判性社会科学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简易的回答。事实上，正如其名称所蕴含的，它不过是进路而非理论。因此，它也不是就某种具体现象提供具有其内容的说明的实质性理论。然而，它可以作为一种发现装置，有助于在研究特定经验性现象时判断应关注哪些事实;它也具备能够系统地整理所发现的事实、并就其关系精细思考的一定程度的范畴体系。因此，正如本文序言所表明的，它只能作为临时停靠的中间经由点发挥通往经验研究的航行中所必要的作用，但那个经由地是相当完备的。另一方面，战略关系性进路主要只应用于政治与经济，以及部分高等教育领域，因此适用于媒体、家庭、科学技术、宗教、体育等领域的必要社会科学理论资源，目前仍处于发展不充分的状态。然而尽管如此，它仍具有：允许就社会构成体的经济化、即经济的生态支配这一脉络内的特定事项开展经验研究、并尝试将其整体综合的可能性。
此外，战略关系性进路还面临着另外一些课题。其一是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转向——例如，战略关系性进路对如今愈发受到重视的非人类问题应当以何种能动性来处理，尚未充分展开;因此，如果今天需要"人类之外的(战略关系性)国家论"，就有必要检讨它所能依据的社会理论应当是什么样的。其二是数字转型——在检讨社会空间理论的过程中，杰索普曾提及网络空间变得日益重要，以及那种空间决不是平坦的;为此，他甚至强调，网络空间的出现与扩散所导致的新社会空间的形成，是尺度重组的主要轴心之一;然而作为社会空间理论进路的战略关系性进路，就网络空间这一事项未能取得更多进展。而且，这一问题与最近的地球政治经济性事项——特别是霸权竞争——也直接相关联，需要更为迅速的补充。这样的战略关系性进路的生态与数字转向，看来是今天紧迫的工作，然而对于1946年出生的杰索普来说，期待他进行这种工作将是遥远的事。因此，这成为后来世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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