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铁穆臻这篇文章，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答卷”。它用已经公开的档案说话，用官方统计数据说话，用历史逻辑说话，硬生生地把一个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反复涂抹的“毛泽东时代”，重新擦亮，摆在了所有人面前。本文试图以毛派研究者的视角，对这篇文章进行系统性的解读、补充与升华。
一、序言：一场迟到的“正名”
铁穆臻同志开篇直指史学界的病灶：“很多知识分子不仅不细致、充分呈现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站在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立场，以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历史。”这话说得够重，但没有一个字是错的。
为什么说“非无产阶级的观点”分析不了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用资产阶级的尺子去量，量出来的当然全是“短板”——没有自由市场、没有私有产权、没有“企业家精神”。但毛泽东时代恰恰是在消灭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新中国的工业骨架、国防脊梁和民生底线。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的是“压抑了市场活力”，一个无产阶级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在封锁和匮乏中为子孙攒下了家底”。立场不同，看到的“事实”就不同。
铁穆臻同志称自己通读了6卷本《毛泽东传》、20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长期研读《毛泽东年谱》。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这个底子，比那些靠二手材料写“反思史学”的人扎实得多。这是一篇用“档案”而非“情绪”写成的文章。
笔者以为：铁穆臻这篇序言是整篇文章的“总纲”，也是一把直插史学界病灶的手术刀。它开篇就把问题挑明了：史学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长期失真，不是因为他们史料读得不够多，而是因为他们站错了立场。铁穆臻同志说得很直白——“很多知识分子不仅不细致、充分呈现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站在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立场，以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历史。”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学术研究”还原成了“阶级斗争”的延伸——当一个人用资产阶级的尺子去量无产阶级的时代，他量出来的不可能是“真相”，只能是“偏见”。
这个判断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毛泽东时代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的核心目标不是创造“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而是消灭剥削、建立公有制。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去衡量一个致力于消灭剥削的时代，本身就是方法论错位。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的是“压抑了市场活力”，而一个无产阶级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在封锁和匮乏中为子孙攒下了家底”。视角不同，看到的事实就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截然相反。这恰恰印证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教导：看问题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否则再多的数据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铁穆臻同志在序言中亮出了自己的“学术底牌”：通读6卷本《毛泽东传》、20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长期研读《毛泽东年谱》。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阅读清单，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研究声明”。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它告诉读者，本文的所有结论，都不是来自二手材料或道听途说，而是建立在第一手档案的基础上。
笔者以为：这与那些靠几本“反思文学”就敢给毛泽东时代“作结论”的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档案就没有历史判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这篇序言最硬核的地方。
序言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史学界对毛泽东时代的“偏见”，不是“信息不足”造成的，而是“立场先导”造成的。他们不是因为读了档案才得出“毛泽东时代不好”的结论，而是因为先有了“毛泽东时代不好”的结论，然后选择性地读档案。这种“结论先行”的方法论，与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背道而驰。笔者以为，这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特征——它看起来是在“研究历史”，实际上是在“裁剪历史”。而这篇序言，正是用一种“档案优先”的姿态，向这种“立场优先”的学术风气宣战。
这篇序言的价值，在于它为整篇文章定下了一个基调：这是一篇“以史为证”的战斗檄文，而不是一篇“以论带史”的政治表态。它用六卷本《毛泽东传》、二十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作为“弹药库”，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用档案说话。那些试图用“学术中立”来包装历史虚无主义的人，面对这样的对手，恐怕只剩下“选择性失明”这一条路了。这，就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首先让档案开口说话，然后让事实自己证明自己。
二、五大运动：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
铁穆臻同志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概括为“五个转变”——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这五个运动，表面上是五件不同的事，骨子里是一件事：阶级斗争。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土地改革 ，消灭的是延续三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
抗美援朝 ，打击的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
镇压反革命 ，清除的是帝封余孽和千年匪患。
“三反”运动 ，肃清的是被资产阶级腐蚀的特权阶层。
“五反”运动 ，打击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铁穆臻同志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五个运动：“这五大运动的核心就是一个词——阶级斗争。”-这不是“极左”，而是历史事实。没有土地改革，农民就还是佃农;没有抗美援朝，中国就还是“东亚病夫”;没有镇压反革命，土匪就还是地方霸主;没有“三反”“五反”，新生政权的肌体就会被腐蚀。这五个运动，为后来的一切建设扫清了障碍。有人说毛泽东“只搞运动不搞建设”，这五个运动本身就是建设——没有这些运动，后来的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
铁穆臻同志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建国之初，主席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但在执行中，有些领导干部提出过“剥削有功”、“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错误思想。这种分歧，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进一步放大。铁穆臻同志特别指出：“主席本人威望最高但是没有决定权。建国以来，主席实际上一直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从来没有破坏过党的民主集中制。”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这个判断，对于反驳那些把毛泽东描绘成“独裁者”的论调，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笔者以为：铁穆臻同志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这个判断是精准的。这五件事表面上看各不相同，有的指向国内阶级敌人，有的指向帝国主义，有的指向党内腐败，有的指向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巩固新政权、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扫清障碍。没有这五个运动，后续的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
土地改革消灭了延续三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这不是简单的“分地”，而是一场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几千年“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毛泽东时代第一次成为现实。抗美援朝则是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迎头痛击。有人说“新中国刚成立不该打这一仗”，但历史证明，没有这一仗，就没有后来的国际地位，没有苏联的156项援建(有偿)也没有几十年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镇压反革命铲除了千年匪患，让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无匪”。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无法想象，在旧中国，土匪是可以合法存在的地方武装。而“三反”“五反”则是对党内腐败和资产阶级进攻的双重阻击。没有这两场运动，新中国的政治肌体就会被腐蚀，社会主义改造就会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阻力。
铁穆臻同志特别提到，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但在执行中，有些领导干部提出过“剥削有功”、“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错误思想。笔者以为，这个细节极其重要。它说明，即使在建国初期，党内对“中国往哪里走”就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可以长期化，甚至允许剥削继续存在;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清楚，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这种分歧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进一步放大，也成为毛泽东后来反复强调“路线斗争”的早期伏笔。
铁穆臻同志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毛主席虽然威望最高，但他在组织原则上始终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从来没有破坏过民主集中制。
笔者以为：这个判断对于反驳“毛泽东独裁论”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一个真正“独裁”的人，不需要反复开会、反复做工作、反复等待大家理解。毛泽东恰恰是在大多数人还没有理解的时候，耐心地等待、说服、引导——这正是他对民主集中制的尊重，而不是破坏。把毛泽东描绘成“独裁者”的人，要么是不了解党的组织原则，要么是故意歪曲。
这五大运动，为新中国扫清了内外的障碍，奠定了政权巩固的基础。没有这些运动，后来的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都无从谈起。文章用“阶级斗争”四个字把它们串起来，绝对不是“极左”，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一个新生政权如果不通过阶级斗争来巩固自己，就必然在内外敌人的夹击下垮掉。这不仅是中国的经验，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革命政权的共同规律。而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有足够的魄力和耐心，把这五个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抓到底，为新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了最硬的地基。
三、社会主义改造：万古未有的制度革命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被文章称为“万古巨变”。这个说法丝毫不夸张。中国几千年私有制，在短短几年内被连根拔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铁穆臻同志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概括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三大独创性：
第一，总路线的独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举”，不是“先国有化再工业化”，也不是“先工业化再集体化”-。这意味着，改造和建设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步关系;不是“等条件成熟再变革”，而是“在变革中创造条件”。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独创——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实现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定息赎买——每一级阶梯都让资本家在“算得清账”的过程中理性地接受改造。
第三，农业集体化的独创——在不具备机械化生产能力的情况下，率先变革农业生产关系。毛泽东不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而是“先组织起来，再等拖拉机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
这个“逆序”操作，被无数人质疑，但历史证明，没有集体化就没有后来的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
此外，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六卷本《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机械化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不是的。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他认为足够的农业机器是农业合作社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6卷)》
铁穆臻同志还提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没有放弃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批《武训传》”、“批胡风”，实质是批判旧思想、旧文化、传统观念。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不仅要与私有制决裂，还要与传统观念决裂。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纪念版)
毛泽东把“和传统观念决裂”推广到全社会范围，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常常被史学界忽略。
笔者以为：铁穆臻同志将社会主义改造称为“万古巨变”，这四个字用得极准。中国几千年私有制的根基，在短短几年内被连根拔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它不是一次“政策调整”，而是一场“制度革命”——一场把“私有制”从中国大地上驱逐出去的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条件成熟了，而是因为毛泽东用一套独创的方法，在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时候，把条件创造出来了。
铁穆臻同志概括了三大独创性，我认为每一条都值得深挖。第一条“总路线的独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举。这个“并举”的分量在于：它打破了“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机械决定论。按照苏联模式，先搞工业化，等工业基础够了再搞集体化;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改造和建设同步推进，在变革生产关系的同时发展生产力。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辩证法——不等条件成熟再变革，而是在变革中创造条件。第二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条“赎买阶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定息赎买，每一级都让资本家算得清账、看得见路。这不是“剥夺”，而是“引导”;不是“没收”，而是“赎买”。这种“温和的决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第三条农业集体化的独创，是“先组织起来，再等拖拉机来”。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机械化的重要性，他只是在“机械化”与“集体化”的顺序上选择了中国自己的道路——先靠组织力弥补装备不足，再用集体的力量为机械化创造条件。后世的经验证明，没有集体化积累的水利、农田、劳动力，后来的机械化也无从谈起。
此外，笔者引用了《毛泽东传》中的一段话，澄清了一个长期被误读的问题：“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这个补充极其重要，它击碎了“毛泽东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的谬论。毛泽东从未轻视机械化，他只是拒绝“等”机械化——在等待中，他可以先把人组织起来。这种“在运动中创造条件”的思维，正是他作为革命家最鲜明的底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推进经济改造的同时，同步进行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批《武训传》”、“批胡风”，这些文化批判在当时的直接目标各有不同，但其深层逻辑是一致的——向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宣战。这恰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不仅要与私有制决裂，还要与传统观念决裂。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纪念版)
毛泽东把“与传统观念决裂”推广到全社会范围，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在史学研究中常常被忽略，但它恰恰是毛泽东超越列宁、斯大林的地方——他不仅改造了中国的经济基础，还试图改造中国的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只是制度上的胜利，更是思想上的胜利。它告诉后人：革命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只改经济，还要改文化;不是只建制度，还要塑造人。毛泽东用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万古巨变”，不是因为他有超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有超人的决心——他不惧怕几千年的旧习惯，也不惧怕几亿人的不理解。他的办法不是“等大家想通了再干”，而是“干起来让大家想通”。这种“行动中的辩证法”，才是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胜利的根本原因。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与其纠结于“改造得对不对”，不如先问问自己：如果换了你，你敢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就带领几亿人民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向?这，才是“万古巨变”的真正意义。
四、主要矛盾的判断：从“经济建设”到“防修反修”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路怎么走?文章指出，毛泽东最初也是按列宁的思路，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他强调“政治必须挂帅”——经济建设不能脱离政治方向。
转折发生在1957年。右派分子借整风之机公开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文章对反右斗争的评价非常明确：“反右是正确的而且必要的，这是党的决议都承认的”。同时，文章指出，反右斗争和建国以来工资制、军衔制实行后产生的问题，让毛泽东的认识逐渐深化——“这是主席从遵守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到全面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八届三中全会，主席重提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当时阶段的主要矛盾。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铁穆臻同志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在“一五计划”期间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和平过渡论”让毛泽东认识到，苏联已经背离了列宁主义。于是，“走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独立自主、破除对苏联的过分迷信”成为新的方向。苏联搞“义务交售制”，毛泽东就搞“工农业并举”甚至“农轻重”;苏联把钱都砸在重工业上，毛泽东就主张从农业中积累资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1—8卷)》
这些区别，不是“路线之争”，而是“国情之别”。文章特别指出，毛泽东“亲自仔细听了大量的干部汇报之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总结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创立了前所未有的最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辩证法”-——《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毛主席这样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1—8卷)》
笔者以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比“如何改造”更难回答的问题——“路怎么走”。改造是“破”，破掉旧制度，目标明确;建设是“立”，立起新世界，方向需要摸索。毛泽东最初也是按照列宁的思路，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他与列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强调一个前提——政治必须挂帅。经济建设不是纯技术问题，它始终有一个“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脱离了这个方向，经济建设越成功，离社会主义可能越远。这个判断，后来被历史反复验证。
但也应当指出：毛泽东与列宁的理论侧重点有所区别。列宁认识到，在需要保留商品生产的过渡阶段，阶级斗争依然客观存在;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这一历史过渡时期内，阶级斗争属于社会主要矛盾。
转折发生在1957年。右派分子借整风之机公开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铁穆臻同志的文章对反右斗争的评价非常明确：“反右是正确的而且必要的，这是党的决议都承认的”。反右斗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打退了右派的进攻”，更在于它让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当时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个判断看似与八大“转向经济建设”的决议有出入，但它是建立在反右斗争现实基础上的新的认知。毛泽东看到的是：经济基础虽然改造完了，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被改造了，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还在党内存在。这种认识，为他后来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理论埋下了最早的伏笔。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也在同步深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和平过渡论”让毛泽东意识到：苏联已经背离了列宁主义。于是，“走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独立自主、破除对苏联的过分迷信”成为新的方向。苏联搞“义务交售制”，毛泽东就搞“工农业并举”甚至“农轻重”;苏联把钱都砸在重工业上，毛泽东就主张从农业中积累资金。这些区别，不是“路线之争”，而是“国情之别”。毛泽东看得清楚：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把农民挖苦了，社会主义建设就失去了最广大的支持者。他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这种对农民的尊重，与苏联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创立了前所未有的最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辩证法——这就是《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确立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它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教条，而是毛泽东连续听取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之后，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才形成的。从“经济建设”到“防修反修”，毛泽东的思考轨迹是清晰的：他从未放弃经济建设，但他始终把“方向问题”放在“速度问题”之上。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如果经济建设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框架内进行的，那生产越发展，离社会主义就越远。这种警觉，后来被苏联解体的历史反复验证。那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重提阶级斗争的人，在苏联解体后可能才真正明白：毛泽东不是在“空谈阶级斗争”，而是在为“防止社会主义变色”提前布局。这，才是“主要矛盾判断”背后的真正分量。
五、大跃进与困难时期：谁负主要责任?
铁穆臻同志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处理，是最见功力的部分。它没有回避问题，但也没有把问题简单化。
首先，指出国际环境的极端危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的变质，迫使新中国必须以更高速度发展综合国力。1958年“总路线”的提出，正是在这种“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下。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其次，铁穆臻同志强调毛泽东是最早发现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人。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每一次会议都在纠“左”。薄一波说过：“最早决定纠‘左’的是毛主席，而不是别人。”
(《薄一波文选》：《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铁穆臻同志更进一步指出：“主席、总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文集、选集、文选之中，唯独主席的文集在1958年到1960年有纠‘左’的文章，而其他同志的选集、文选之中，纠‘左’的文章却没有一篇。”
铁穆臻：《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这个对比极其有力——它说明毛泽东不仅在纠“左”，而且是唯一在纠“左”的人。
那么，困难时期的问题谁负主要责任?铁穆臻同志引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同志的话——中央书记处应该负首要责任。同时，文章列出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撤资逼债、极端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干部的违规操作。把三年困难全部归咎于“大跃进”，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标准套路;而还原其复杂性，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让最早发现和纠正问题、最积极纠正问题而且正确最多、错误最少的毛主席对这一时期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合适吗?完全不合适!
笔者以为：铁穆臻同志对“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处理，是整篇文章中逻辑最严密、史料最扎实的部分。他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把问题简单化，而是用档案说话、用对比说话、用历史逻辑说话，把一段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反复涂抹的历史重新擦亮。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对“实事求是”的最好践行。
首先，铁穆臻同志指出国际环境的极端危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的变质，迫使新中国必须以更高速度发展综合国力。1958年“总路线”的提出，正是在这种“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下。这个背景，常常被那些把“大跃进”简化为“毛泽东头脑发热”的人刻意忽略。一个被美苏两霸夹击的国家，一个有被“外科手术式”打击危险的国家，一个刚刚在朝鲜战场上证明了自己不怕打仗的国家，不可能像和平时期那样从容地搞建设。“总路线”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形势所迫”。当然，形势紧迫不等于措施无误，但把“紧迫的形势”从分析中抽掉，就等于把“为什么会出现高指标”的原因抽掉——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手法。
其次，铁穆臻同志强调毛泽东是最早发现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人。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每一次会议都在纠“左”。薄一波说过：“最早决定纠‘左’的是毛主席，而不是别人。”这个判断不是“为了维护毛主席而说的”，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事实。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纠正“共产风”;12月的武昌会议，他开始纠正高指标;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坚决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月的上海会议，他继续强调降低指标、注意冷静。一年之内，连续四个会议纠“左”——这说明毛泽东不仅没有“推波助澜”，反而是最早刹车的人。
铁穆臻同志更进一步指出：“主席、总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文集、选集、文选之中，唯独主席的文集在1958年到1960年有纠‘左’的文章，而其他同志的选集、文选之中，纠‘左’的文章却没有一篇。”这个对比极其有力。它不是“恶意对比”，而是“事实对比”。如果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为什么他的文集里有那么多纠“左”的文章?如果其他领导人是“无辜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的文集中找不到同期纠“左”的痕迹?这个对比告诉我们：“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缺乏经验、急于求成的共同问题。而毛泽东，恰恰是全党中最早发现这些问题、最坚决纠正这些问题的人。
那么，困难时期的问题谁负主要责任?铁穆臻同志引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同志的话——中央书记处应该负首要责任。这是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认识，不是后人的推测。同时，文章列出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撤资逼债、极端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干部的违规操作。把三年困难全部归咎于“大跃进”，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标准套路;而还原其复杂性，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三年困难是多因一果的结果——国际封锁、天灾、工作中的失误，三者叠加才造成了困难。把其中一个因素无限放大，把其他因素全部省略，这不是研究历史，这是裁剪历史。
铁穆臻同志的问题——“让最早发现和纠正问题、最积极纠正问题而且正确最多、错误最少的毛主席对这一时期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合适吗?”——是一个逻辑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别人还在“左”的时候就已经在纠“左”，如果他的文集里有大量纠“左”的文章而其他同期的领导人文集中却没有，如果我们还要把主要责任放在这个人身上，那只能说：我们不是在追究责任，我们是在寻找替罪羊。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还原历史的多因性，既不推卸责任，也不制造替罪羊。铁穆臻同志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分析，正是这种态度的典范。
(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