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一次值得审视的“炮轰”
2026年7月26日，B站UP主“路灯与断头台”发布视频《硬核原文炮轰葛兰西!对列宁的背叛，哲学、国家理论的修正》，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一种，并且是最可恶的修正主义”。
这一论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修正主义成分”——这一点甚至连西马的研究者也并不讳言——而在于两个更具深意的问题：第一，葛兰西本人是否真的“背叛”了列宁?第二，将“最可恶的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扣在西马头上，是否意味着对另一桩历史公案的选择性遗忘?
本文试图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厘清几个关键概念的真实内涵，审视这则视频论断的理论依据与历史视野。
二、什么是“修正主义”?——从伯恩施坦说起
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概念。修正主义(Revisionism)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
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系统性地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修正”。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中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社会主义不应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而应通过议会斗争和工会运动逐步改良。伯恩施坦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正是这种改良主义立场的集中表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尖锐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坦的论点，指出修正主义的实质是用庸俗的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列宁则进一步将修正主义定义为“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并不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打着“发展”“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质上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
从这一定义出发，修正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来自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而非外部；第二，它以“修正”“发展”为名，实质上篡改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第三，它在实践上导向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最终背离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目标。
有了这个基本框架，我们才能判断：谁可以被归入“修正主义”的范畴，谁不能。
三、葛兰西：是“背叛者”还是“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葛兰西是党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逮捕，在狱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他的理论贡献，特别是“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概念，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不等于否定唯物主义。
UP主声称“葛兰西说马克思没说过什么唯物主义”——这一说法严重存疑。事实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明确写道，“实践哲学的始祖”(指马克思)未使用“唯物辩证法”一词，而是将其称为与“神秘的”辩证法相对的“合理辩证法”。这一表述源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神秘辩证法与合理辩证法的对立来比喻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区别。
葛兰西批判的是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自动决定一切”的宿命论。他认为，这种庸俗化理解恰恰背离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核心命题。
葛兰西的批评对象主要是以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1856—1918)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曾被列宁称赞为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阐述”，但葛兰西认为，这种阐述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化的理论体系。葛兰西主张“恢复马克思思想原有的批判性和整体性理解”——这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努力，在方向上其实有着内在的呼应。
其次，将葛兰西与列宁对立起来，是对思想史的一种简化。
学术研究表明，“熟悉的人都知道，在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在狱前与狱中时期都没有否认列宁对他直接而正面的影响”。那种将葛兰西与列宁截然对立的“对立论”——认为列宁只关注政治领导权而葛兰西只关注文化领导权——经不起文本的检验。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恰恰是对列宁主义革命策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而非否定。列宁关注的是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葛兰西思考的是：在市民社会高度发达的西欧国家，即使夺取了国家政权，如果不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革命成果也难以巩固。
意大利和西方主流学界高度评价葛兰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又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意大利召开的历次葛兰西国际研讨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将葛兰西与卢卡奇、科尔施混为一谈，本身就是对葛兰西思想的一种误读。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这一判断的历史由来
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这一判断并非UP主的原创。早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1883—1936)就已经提出，在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他点名批评了卢卡奇和科尔施，称他们是“教授”式的理论家，与工农群众的革命实践脱节。
问题在于：季诺维也夫当年批判的对象是卢卡奇和科尔施，而非葛兰西。葛兰西在1924年时还只是意共的一名年轻领导人，尚未写出《狱中札记》中的主要理论著作。将季诺维也夫对卢卡奇、科尔施的批判移植到葛兰西身上，在时间上和对象上都是错位的。
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标签。有学者明确指出，“西马非‘马’是个筐，萝卜、白菜一块儿装”。“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而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学术研究方便而进行回溯性建构出来的范畴。将葛兰西纳入“西马”阵营，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操作。
五、被遗忘的“苏修”：一个比“西马”更值得审视的课题
这就引出了UP主论述中最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对“最可恶的修正主义”的批判，绕开了苏联修正主义?
历史的事实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层所推行的路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冲击和分裂，远比任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要大得多。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著名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此后，苏联在对外政策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些主张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暴力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是典型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这些文章的基本结论是：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分裂。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拥有核武器、主导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其危害性难道不比几个学院里的理论家更大吗?
如果严格按照“修正主义”的定义——来自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以“发展”为名篡改核心原理、在实践中背离革命目标——那么苏联修正主义的“资格”远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充分。UP主将“最可恶”的标签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头上，却对苏修这一实实在在改变过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选择性批判的学术严谨性在哪里?
六、理论史的失焦与批判的选择性
UP主的论述之所以引发质疑，根本原因在于其理论史的失焦。
第一，在对象选择上失焦。葛兰西是反法西斯战士、意共创始人，他在狱中遭受了十年折磨直至牺牲。将他与“修正主义”挂钩，本身就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正对待。正如有学者所言，将葛兰西说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是对伟人的贬损和英雄的亵渎，而且不利于准确把握和学习其理论遗产”。
第二，在历史坐标上失焦。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问题，但这与“修正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修正主义是政治路线上的背叛——放弃革命、拥抱改良；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是理论路径上的分歧——强调文化、意识形态、主体性等维度。将理论分歧等同于政治背叛，是一种范畴上的混淆。
第三，在批判逻辑上失焦。如果UP主真心要批判修正主义，那么苏联修正主义——一个拥有国家机器、主导国际共运、造成实际历史后果的修正主义——难道不比“西马”这个大帐篷里的理论家们更需要批判吗?将炮火对准一个在监狱中死去半个多世纪的理论家，却对真实改变过世界历史进程的“苏修”保持沉默，这种批判的“火力配置”令人费解。
七、结语：理论批判需要历史感与分寸感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写道：“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的活力恰恰在于不断的自我批判和发展。
然而，理论批判与扣帽子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严肃的理论批判需要回到原文、回到历史语境、回到问题的实质；而扣帽子则只需要一个标签、一段剪辑、一种情绪。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正统的’观念需要加以更新并把它带回到它的真正根源上去。”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审视一切理论争论的方法论提醒——无论是评价葛兰西，还是评价UP主的视频本身。
回到UP主的视频标题：“对列宁的背叛”——葛兰西从未背叛列宁，他是在列宁开辟的道路上，为西欧无产阶级探索新的革命战略。“哲学、国家理论的修正”——葛兰西确实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批判性“修正”，但这种“修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内的深化和发展，而非背离。
至于“西马就是最可恶的修正主义”——如果一定要说谁是“最可恶”的修正主义，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些掌握着国家机器、主导着国际共运、却一步步走向背离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其对世界共运的危害，远不是几个学院里的理论家所能比拟的。
理论批判可以尖锐，但不能失去历史的纵深感；可以立场鲜明，但不能选择性失明。在葛兰西逝世近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给他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是认真阅读他的《狱中札记》，理解他在铁窗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做的理论探索——那是一种在极端困境中依然保持思想创造力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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