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乐姐学毛选论坛邀请阳和平老师主讲，就宗派主义问题做了一期节目，在讨论环节几位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太湖石老师就宗派主义的适用范畴、起源、表现、历史上的危害，以及如何战胜宗派主义作了精彩发言。欢迎大家收听。
在之前的论坛发言中太湖石老师就“路线”、“道路”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阳和平老师在此次主讲中又提到了“路线”和“道路”，借此机会再次与网友们分享。
附：文字版(由AI根据录音整理，完整版请听上边音频)
一、阳和平老师谈宗派主义
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宗派主义。恰好有些人不希望我到这里与大家交流，他们觉得我到哪个QQ群去交流，就意味着我给哪个QQ群站台，那么我多次上主流媒体，对某些人来说，是不是也意味着我认同主流媒体啊?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哪个平台有群众，我都争取到那里去宣传马列毛主义，邀请我的人不一定认同我的观点，我也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观点，这些都是无所谓的，只要有人给我宣传马列毛主义的机会，我都会尽可能把握。
那些反对我登上主流媒体的人，犯了左派幼稚病，同样，反对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人，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大家也能看到，目前网络上各类左派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默契协作的关系，反而互相攻击，甚至互相开除左籍。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左派群体内部宗派主义盛行，所以今天我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对宗派主义的分析和认识分享给大家，我准备从宗派主义的历史根源、阶级社会的思想根源谈起，分析无产阶级内部党派斗争的实质，从各路人马的具体主张识别他们的真实本质，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通过分析路线与道路、方法与方向的辩证关系，阐释文革时期“文攻武卫”口号为什么是错误的，提醒大家警惕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同时讲讲对待和克服宗派主义的沟通技巧，推动各个左派山头建立相互默契、彼此协作的有机整体意识。
宗派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思想根源，从原始部落时期开始，人类就需要抱团取暖，追求拥有共同语言、能够带来归属感的团体，这种为部落生存奋斗的共同体意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构成了宗派主义的物质基础。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依旧存在站队思维，宗派主义能够给人提供拥有共同语言的社交圈，带来想象中的依靠与归属感，生活里很多现象都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各类体育运动的球队粉丝团体，也就是饭圈文化，人们可以吐槽自己支持的队伍，却不允许圈外人批评，仿佛球队的胜利就等同于自己的胜利。我在美国工厂工作的时候就见过这样的例子，一名年轻工人十分忠于自己喜爱的摩托车品牌，旁人只要指出这款摩托车的不足，他就会十分激动，这就是典型的抱团宗派思维。
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资本会利用人们这种群体归属感来运营品牌，煽动球迷为球队消费，营造出个人命运和球队命运绑定在一起的错觉，不管是费城球队夺冠后全城沸腾，还是国内球迷为支持的战队争执斗殴，都体现了这一点。这种逻辑也延伸到数码产品品牌的对立上，苹果与Windows系统、iPhone与安卓手机的使用者，常常会把对自己所用产品的批评当成对自身的攻击，资本十分需要这种饭圈式的身份认同，将其运用到品牌营销乃至国际贸易舆论当中，鼓动民众支持国货、抵制外国商品，以此实现盈利。
政客同样会利用这类宗派意识拉拢选票，我年轻跑步的时候偶然得知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当时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这就是政客用来拉近和普通民众距离的手段。资产阶级会刻意利用群众内部的宗派思想，还有性质相近的种族主义、男女对立、狭隘民族认同为自身利益服务，我在美国的葡萄牙裔邻居，买东西只会光顾葡萄牙人开设的商铺，这就是民族认同被资产阶级用作划分势力范围的体现。小生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认同私有制，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大同小异，同样热衷于饭圈文化、品牌崇拜和偶像崇拜，“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左派当中不少人身上也存在这种思维，本质上就是小生产思想的残留。
讲完私有社会潜移默化形成的宗派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再来探讨无产阶级内部党派斗争的实质。
从群众当中成长起来的左派，多多少少都会继承这类旧的世界观，这是可以理解的。阶级社会存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奋斗目标，因此会出现对应的政党，政党本身就是服务于特定阶级或是阶级内部利益集团的工具。
在一个国家当中，真正为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奋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政党只能有一个，如果存在多个政党，必然会出现奋斗目标的分歧，《共产党宣言》对此讲得十分清楚。
大方向一致的革命者，必须依靠民主集中制实现统一，如果仅仅因为方法意见不同就分裂组建不同政党，奋斗目标就会发生偏移。即便实现了组织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依然会产生派别，派别之间的分歧大多不是奋斗目标的差异，而是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式手段不一样，历史上到底学习十月革命走城市暴动道路，还是立足中国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道路，就是典型案例，双方的最终理想是一致的。区分无产阶级内部派性和党性的核心标准，就是看斗争当中是把个人、小集团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阶级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实斗争里，部分看似派系分歧的斗争，本质上是部分人将小集团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双方追求的已经是不一样的目标，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既要同宗派主义作斗争，也要对抗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想要分清左派内部斗争属于宗派主义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带来的对抗性矛盾，需要结合历史经验寻找规律。
长征时期和张国焘的斗争，初期看上去只是宗派问题，随着斗争推进，本质才逐步显露;中苏论战一开始也很难分清属于宗派纠葛还是道路路线的根本分歧，越往后立场差异越是清晰。列宁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的斗争也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列宁坚持在斗争当中寻求团结，孟什维克在一战当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暴露了根本方向的错误，就被列宁斥为叛徒;而托洛茨基虽然长期和列宁存在争论，但愿意投身十月革命，列宁便选择接纳他，团结的基础就是拥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很多斗争一开始只是方法层面的矛盾，背后却埋藏着大方向的对立，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不会一开始就暴露真实目的，会用花言巧语迷惑政治敏感度不足的中间群众，分辨他们的本质不能只依靠引经据典的“辩经”，必须交由革命实践来检验。左派内部各方大多都熟悉马列经典，单纯依靠文本辩论很难说服对方，实践论告诉我们，实践才是检验对错的标尺，我们要从各方给出的改造社会的“药方”去识别各色人物的真面目。
资本主义诞生之后，有很多人会痛斥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封建残余势力、资本大佬，包括希特勒、特朗普这类投机者，都可以对社会现状慷慨激昂地批判，但判断他们的立场，不能只看他们反对什么，更要看他们提出怎样的替代方案，看他们维护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私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仅仅批判资本主义个别丑恶现象，并不代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们识别政治骗子、分辨披着马列外衣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标准。反对宗派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宗派主义会阻碍无产阶级夺取以及巩固政权。
很多人混淆路线和道路，路线指的是方式方法，道路代表的是大方向，二者存在辩证关系，方法的分歧当中会潜藏方向的分歧，大方向的斗争也会表现在具体方法的选择上，二者相互联系，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方法分歧的根源往往是世界观的差异，早期中国革命关于城市暴动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争论，背后就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世界观问题，这种内在联系不会一开始就完全显露，要在斗争过程当中逐步看清。
回顾党内路线斗争历史，错误路线的头目，问题根源都出在世界观，私心杂念会干扰人在路线斗争当中的选择，像陈独秀、王明、张国焘这类人立场发生偏移，很难主动认错改正。还有另一类人，革命立场是坚定的，但是思想上形而上学、教条死板，属于事务主义者，只顾埋头做事看不清方向，也会站错路线，可面对客观事实能够知错就改，李立三、长征初期三人团部分成员就是如此。
左派圈子经常会争论如何评价周恩来总理，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总理的革命立场存在问题，他的问题大多属于方法层面，他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者，在复杂路线斗争当中辨别力不足，但为人自知，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对于文革的理解常常慢半拍，1971年我在场见证他接见韩丁的时候，谈及阶级斗争还只提到传统的地富反坏右，经韩丁提醒才谈到新生资产阶级，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刻意阻碍运动，相反，缺少他的全力支持，文革很难开展，事后他也感慨自己和毛主席之间存在差距。
反观张国焘、王明，习惯将个人利益凌驾集体之上，网上流传张国焘出卖李大钊的说法，资料来源于解放后北京监狱档案，真假还待考证。刘*奇的世界观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部分表述上也有体现，诸如“吃小亏占大便宜”属于韬光养晦的处世哲学，并非共产主义世界观，历史上1936年他欺上瞒下安排北平监狱六十一名党员自首出狱，相关史料网上有很多。不少历经大革命考验、敢于舍生忘死的老革命者，内心依旧残存论资排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等私有观念，在夺取政权之前，这些属于次要矛盾，可以被克服，但是掌握权力之后，“为谁掌权”的问题会把这些私心杂念暴露出来，原本看上去只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争论，会逐步演变成道路之争，五十年代初先集体化还是先机械化，1957年整风与反右的相关争论，都体现了这个变化。
革命参与者不可能生来就拥有纯粹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无产阶级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中改造主观世界，不能脱离实践幻想把自己变成圣人，头脑里残存私有观念是正常现象，世界观改造十分艰难，路线斗争就必须持续和各类私有观念作斗争，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目的就是纠正党内各类错误思想。如果私有观念在一个人的思想当中占据主导，原本方法层面的分歧，就会转化为道路方向的根本对立，部分不自觉的走资派就此演变为自觉的走资派，玩弄行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直至彻底暴露，列宁对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毛主席同走资派的斗争，都是这样的过程。
再结合文革的历史，谈谈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现实表现，我提出过“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本身是错误的，不少人对此不认同。我们需要捍卫的是全民所有制，而不是集团所有制、派系所有制、偶像所有制这类私有制变体，普通造反群众说出过激言论、做出过激举动可以谅解，看待群众运动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可一旦造反派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群体，对其带头人就不能沿用普通群众的评判标准，要看他们出发点是阶级整体利益，还是派系小团体利益，是捍卫全民所有制，还是维护派系、小集团的特殊利益。对比上海王洪文处理保皇派群众的方式，和武汉、河南部分造反派头目的做法，就能看出差距，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激化冲突，要摆事实讲道理，相信保皇派群众同样拥有革命诉求，不能把他们直接当成敌人。造反派和保皇派普通群众辩论，言语冲突升级为肢体冲突，在现实运动当中难以完全避免，但造反派的领导人不能火上浇油，必须尽力阻止武斗扩大，以牙还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式。对待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重要的立场标尺，同样适用于派系冲突。武斗的本质是依靠暴力剥夺一部分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从镇压群众这个角度来讲，参与武斗的人和走资派性质一样，都在剥夺部分群众的民主权利。站在事后回望历史，“文攻武卫”就算局部短期看上去有道理，却破坏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它的矛头指向保皇派普通群众而非走资派个人，极易激化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个口号本身是错误的。
群众运动当中会涌现大量领袖式人物，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历史证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物大多没有好的表现，这类人领袖欲望强烈，好为人师，标榜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对待马克思主义缺少科学实践的态度，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现在网络上有不少披着马列外衣、骨子里是独裁思维的人，凡事要求别人遵从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左派内部派系林立、宗派主义泛滥的一大诱因。他们仅仅读过部分马列原著，没有做出多少实际工作，却化身狂妄的键盘侠，随意指责别国革命运动的不足，比如有的人批评七十年代日本托派领导的群众运动，指责运动没有走向更加激烈的形式，完全不顾当地的客观现实，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极端就等同于恐怖主义，日本赤军就是前车之鉴;还有人隔空对印度毛派的斗争指手画脚，把斗争遭遇的挫折归咎于没有执行自己纸上谈兵制定的路线，这种自大的态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想要克服宗派主义，首先要客观承认宗派现象客观存在，再主动寻找化解的办法，就好比看球赛，要敢于承认对手球队的优点，就算自己支持的队伍取胜，也要欣赏对方优秀的运动员，评判不能完全被派系立场裹挟，对待不同派别切忌一棒子打死，要具体区分。拿对托派的态度举例，不能全盘否定托派，当今世界多数托派依旧坚持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属于可以团结的对象，错误主要来源于思想认知而非根本立场，相信真正追求革命的人，最终会经由实践走向马列毛主义。但也存在例外，像印度、菲律宾存在武装革命斗争的地区，托派诋毁、破坏当地武装运动，就属于反革命行为，三十年代上海洋楼里的部分托派，高喊革命口号污蔑红军，性质同样是反革命。
克服宗派主义还需要听得进逆耳之言，主动和观点相左的人沟通，开展调查研究弄明白对方和自己产生分歧的缘由，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面对对立群体，不能简单因为对方反对自己，就直接判定对方是反革命，必须通过调研分清分歧属于立场对立还是方法差异，当年阳泉煤矿就出现过简单逻辑，仅仅因为别人反对自己，就直接给对方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种思维误区现在依旧常见。
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网友的辨别力，社交媒体上频繁拉黑、控评、删帖、举报，本质就是饭圈思维衍生出来的宗派主义，不利于革命力量团结。我在自己的平台就公开表明，从不拉黑、删帖、控评，真正相信群众就不需要惧怕不同声音，面对误解、辱骂、造谣，做好澄清就足够，保持冷静平等，时间会让大家分清谁是投机分子，谁在造谣，谁在坚持真理。如果和冲突激烈的团体难以直接对话，可以借助第三方渠道开展沟通，充分调研之后，如果确认双方立场完全对立，也要把对方普通群众和派系头目区分开来，不能把普通群众推到敌人的对立面，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敌对势力。就算有人造谣攻击我，我也依旧平等看待对方的粉丝，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政治骗子的真面目。
克服宗派主义最终目的，是壮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可以把革命队伍类比人体，各个积极分子的工作阵地如同身体不同细胞，每个细胞都承载完整DNA，各司其职，彼此协调配合而非互相竞争，马列毛主义就是这个统一的DNA，把各个“山头”协调成相互协作的有机整体。我们反对的是山头主义，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山头阵地，山头主义把不同工作阵地视作竞争对手，宗派主义更是如此，如同身体内部的癌细胞，只追求自身扩张，无视整个有机体的生死存亡，长征当中张国焘的行为，文革时期各地的武斗，都是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全局的典型表现。好了，我说了这么多，现在需要听听大家的看法，我先停一会。
二、太湖石老师谈宗派主义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同志要发言，如果有同志发言，可以先发言。没有的话，就由我先来讲。首先讲两个题外话。
第一，我们这个论坛办得很好，但我提一个建议，不要把讲课的老师看得过高，这里主要指我本人，并不是指其他人。不要认为老师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每个人的认识都存在局限性，只能代表个人的看法。我不认同《论语》式的教学模式，弟子向老师求教，老师给出答案，弟子就照搬执行，这是儒家学说的弊病，会束缚人的独立思考。我并不是崇洋媚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部分思辨的方法可以借鉴，不涉及立场观点，只谈方法论。苏格拉底和学生交流，不会以权威姿态下达指令，而是开展思辨式探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样注重思辨，亚里士多德构建的逻辑学就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之上，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体现的也是思辨的方法，这种思考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总而言之，不要把老师当作解答一切问题的标准，老师本身存在认知局限。
第二，前面有同志发言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有人提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认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里混淆了概念，计划不等同于计划经济，市场也不等同于市场经济，就如同个人不等同于个人主义，民族不等同于民族主义，地方不等同于地方主义。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是可以实行有计划的生产，美国大型托拉斯企业，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生产，必然要有内部生产计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内部的有计划生产，仅仅是生产手段，不等于全社会范围的计划经济，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否则就无法区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计划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覆盖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毛主席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社会当中同样存在市场，市场一方面指交易场所，另一方面指商品交易行为，当时民众需要到商场进行商品买卖交换，存在市场，但这并不等于实行市场经济。列宁指出，市场经济结合雇佣制度，就是资本主义性质，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对于和社会制度相关的核心经济学概念，必须严格区分，比如资本和资金，二者一字之差，内涵完全不同，资金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资本则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名词，不必过度死抠字眼。市场经济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后续有机会再展开批判。
下面回到本次的主题，探讨宗派主义。向各位同道学习，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首先要界定宗派主义的范畴，不能将这个概念无限扩大，否则抓不住它的本质。宗派主义属于阶级内部的问题，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核心就是整顿党内的宗派主义，文中举例的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八路军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全部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宗派主义发生在内部，但属于必须坚决反对的错误，类似《反对自由主义》当中列举的十一条自由主义表现，针对的都是革命队伍内部同志，自由主义发生在内部，但依然是革命的大敌。
马恩所处时代，工人运动内部存在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布朗基派、魏特林派、工联主义、可能派等诸多派别，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定性为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平均共产主义等，并没有称之为宗派主义，这些思潮本质是混杂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属于对立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也被定性为机会主义派别，而非宗派主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二者的斗争也不能叫作宗派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的斗争，属于敌我矛盾，不能将国民党称作宗派主义。要分清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互相混淆。
当前左翼阵营内部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现象，即便同属左翼，宗派主义依旧是错误的，需要加以反对。回顾党史，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当中重点点名批判王明与张国焘的宗派主义。张国焘后期叛变革命，但在长征时期还没有叛变，就已经表现出严重的宗派主义。王明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属于党内的同志，但他是典型的宗派主义代表。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期，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结成小圈子，搞团团伙伙，六届四中全会依靠米夫的扶持，从江苏省委宣传岗位一跃登上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之后扶植博古组成临时中央，结成小集团，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压正确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惨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的惨重牺牲，根源就在于此，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将会遭遇覆灭。1937年王明回国之后，继续搞宗派主义，依仗共产国际的身份，在武汉长江局实际形成了第二个中央，拒不服从延安中央的指令，擅自发表演说、决议，甚至拒绝全文刊登《论持久战》，要求党中央前往武汉开会，宗派问题十分严重。即便如此，在党的七大、八大，王明依然保留中央委员的身份。张国焘的宗派主义体现在另立中央，开会宣布另建一套中央机构，甚至宣布开除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党籍。建国之后，高岗、饶漱石事件也是宗派主义的典型，高岗在路线层面部分观点有其可取之处，还批判过刘少奇，但是借机搞团团伙伙，划分所谓红区党、白区党，进行宗派活动。
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斗争环境，我们在敌后开辟了多块革命根据地，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等，还有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等武装力量，客观上形成了山头。山头是历史客观条件造成的，我们承认山头的客观存在，但是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例如新四军部队和山东八路军部队初期相遇，曾经发生误会冲突，经过磨合整合，共同组成第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当中发挥巨大作用。党的七大就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目的就是实现革命队伍的大团结。客观形成的山头不等于主观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群众运动当中也出现过派系，很多矛盾根源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分化出保守派和造反派，后期造反派内部又进一步分裂，爆发武斗。运动当中不少先锋人物，逐渐滋生小资产阶级派性，脱离工农群众，演变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最后中央只能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制止武斗，消解派别。这是需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之后，左翼力量兴起是好事，但也客观存在不少宗派主义现象，令人惋惜，需要我们加以反对。宗派主义的本质是私有制思想的产物，是放大的个人主义，体现为小团体的私利。区分是否属于宗派主义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出发点是无产阶级整体、长远的阶级利益，还是小团体的局部私利。如果立足宣传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整体长远利益，即便组织人数不多，也不属于宗派主义;如果一切围绕小团体私利，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是精英思想，突出个人，自我标榜绝对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党同伐异，为了抬高自身攻击、打压其他进步力量，看见别人取得进步就心生嫉妒。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同盟组织规模很小，由各国工人流亡者组成，但代表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全局利益，就不能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围攻他们的势力，反而带有宗派主义色彩。
宗派主义在中国比欧洲表现得更加顽固，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来自传统宗法制度。旧中国大一统社会之下，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枷锁，族权也就是宗法制度长期维系封建基层社会，从周代流传下来，地方宗族豪强势力强盛，一直延续到唐末黄巢起义，才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但宗族宗派的社会土壤依旧存在。“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说明派别现象很难完全避免，但难以避免不等于它具备合理性。宗派主义最大的危害就是造成力量涣散，过去毛主席把一盘散沙的人民凝聚起来，而现在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宗派主义又造成力量分散。
对待宗派主义，首先要承认它客观存在，不能幻想立刻彻底消灭，反对宗派主义要牢牢遵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位的，方向正确才能争取群众，如果路线方向错误，无论一时拥有多少群众，最终都会失去支持。各个群体首先要自查自身宣传方向是否符合马列毛主义，方向正确，才能够团结更多群众。第二，要团结不要分裂，对于暂时还没有认清正确理论的人，要尽可能争取团结，壮大力量。第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依靠阴谋诡计或许可以短期得逞，但在历史的检验之下终将失败。这三条原则相互联系，主次分明。只要坚持正确理论方向，不断修正自身错误，就能够凝聚力量，继续向前，不同的次要分歧可以放在其次。
以上仅为个人思考，很多观点或许存在错误，欢迎大家坦诚提出批评。
三、关于“路线”与“道路”的交流探讨
首先谢谢各位，前面发言的都挺好，包括阳老相关各类内容都很不错。听取各方面意见，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首先表一个态，今天组织不同观点互相交流的这种方式非常好。浅层含义是活跃了群内讨论氛围;深层来看，这样的交流能促进大家共同提升，促使每个人主动思考，无论持正方、反方观点，双方互相换位思考、彼此探讨，很有意义。阳老师作为左翼长期坚持宣传马列主义的前辈，十分值得尊重。
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评判是非必须以马列毛、特别是毛主席的相关论述作为指导思想。讨论缺少正确指导思想，很容易出现偏差，不能单纯判定谁的观点绝对正确，要以毛主席的理论思想作为根本遵循。
接下来进入正题，相关争论由来已久，不只是本次阳老师提出的问题，多年来各类社群里一直流传一种观点：路线是方法，道路是方向。这种提法流传已有十几年，来源角度各不相同，我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该观点混淆了不同历史革命阶段的斗争本质，至少是表述不准确。
我不赞成单纯揪着 “路线”“道路” 这类名词抠字眼、翻字典辩论。部分概念必须精细区分，比如 “资本” 与 “资产” 一字之差，内涵完全不同，必须辨析清楚;但如果陷入无意义的名词之争，反而会模糊核心大方向。看待问题应当立足中国共产党斗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结合毛主席革命理论形成发展的完整过程分析。
简单将路线等同于方法、道路等同于方向，划分过于片面，核心问题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斗争属性。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各类力量都可以参与民主革命，其中包含大量革命同路人。“同路人” 概念最早由列宁提出，后毛主席也多次论述，指目标一致、可共同参与革命的群体。这一阶段，王明等人与毛主席的分歧，大方向是统一的：共同反对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革命对象、革命目标、革命性质认知没有根本分歧，差异只存在于思想方法层面。毛主席立足中国革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王明等人秉持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照搬国外革命模式，由此产生路线分歧：一方主张农村包围城市，一方坚持城市中心论。二者的分歧仅属于思想方法、革命实施路径的差异，大方向没有对立，从这个层面讲，说分歧是方法层面的差别尚有一定道理。
但当革命性质发生转变、社会形态更迭，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路线斗争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反帝反封建，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此时路线分歧就不再只是简单的认知、方法差异。围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八大主要矛盾论断、“三自一包”“三和一少” 等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分歧，和民主革命时期 “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 的路径分歧有着本质区别，核心是两条完全对立的发展道路之争。
先厘清 “路线斗争” 的定义：路线斗争特指党内、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斗争;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不属于路线斗争，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中国命运的根本对抗。路线斗争不是空洞名词，具备实实在在的阶级内涵。民主革命阶段的路线分歧，核心是革命实施路径;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斗争，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对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内会滋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此时的路线分歧已经上升为根本方向之争，绝非单纯方法问题。
放眼 1848 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整体存在两类斗争：一是外部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二是贯穿始终的工人阶级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工人运动内部就持续存在路线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主要是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各类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的核心冲突皆是如此。这些机会主义者表面也宣称反对资产阶级，部分人还亲身投身革命运动，但核心主张是改良主义、议会道路，妄图放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依靠与资产阶级合作改良社会，本质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这是革命道路的根本对立，绝非简单方法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滋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列宁扛起反修斗争旗帜。修正主义是潜藏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敌人，表面包装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列宁同孟什维克、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持续斗争，核心分歧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暴力革命道路，正是这场反修斗争，才促成十月革命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二者的分歧是根本道路、根本制度的对立，不存在方法层面的区分。
后续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推行修正主义，直至勃列日涅夫时期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最终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印证了毛主席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的论断。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我党持续同苏联修正主义论战，相关史实可参考吴冷西写的《十年论战》。即便外交层面保持礼节往来，双方的对立仍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斗争，绝非简单方法分歧。
毛主席明确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混入党、政府、军队、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已经是政权归属、道路选择的核心矛盾，不能简化为方法认知差异。
毛主席晚年留下重要教导：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1967 年，两条路线斗争局势已经十分清晰，毛主席明确论述：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核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部分党内人员认为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过低，应当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党内路线斗争的内核，就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对抗。毛主席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不在别处，就在共产党内，这类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推行资本主义，本质就是修正主义，同他们的斗争等同于同党外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存在模糊空间。
纵观国际共运史与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实践，能够清晰得出结论：仅民主革命阶段，在反帝反封建大方向统一、各方同为革命同路人的前提下，路线分歧可归为思想方法差异;而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长期斗争，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本质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根本发展方向的对立。因此我并不认同流传十余年的 “路线是方法，道路是方向” 这一笼统说法，该观点混淆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与斗争对象，表述存在明显偏差。
再谈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初期，群众发起批判走资派的运动，部分领导干部派出工作组压制群众，出台各类限制群众运动的规定，内外划分界限、禁止跨区域串联、管控舆论，甚至将大批革命群众定性为反革命，数十所高校、上万名师生遭受打压，实质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毛主席指出，对待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这种镇压革命群众、对抗文革、维护走资派的行为，完全具备反动属性，因此毛主席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 年 8 月 5 日，毛主席写下《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明确批判部分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推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围剿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助长资产阶级气焰、压制无产阶级力量。这篇文章直指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相关定性有着充分事实依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党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后续一月风暴夺权、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至九大召开，这条反动路线已经遭到沉重打击，后续公开批判该路线的提法逐步减少，但这段历史、这条路线的反动本质是客观事实，不容淡化。
以上是我对路线、道路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关概念的个人观点，并非针对群内某一位同志，只是针对流传多年的片面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欢迎大家交流探讨、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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