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讨论了国际无产阶级大联合的路径。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谁来主导本国的革命?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组织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
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多个共产党的。在菲律宾，有菲律宾共产党(CPP)和菲律宾共产党-1930(PKP-1930)，还有棉兰老革命工人党等托派组织。在俄罗斯，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俄罗斯毛主义共产党等。在土耳其，有土耳其共产党和从土耳其革命工农党(1977年消亡，其继承者为1978年成立的土耳其工农党，该党现名土耳其爱国党。另一个也叫“土耳其工农党”的，成立于2010年，与土耳其革命工农党无关)分裂出来的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等。在尼泊尔和印度等国，同样存在多个共产党。
(上为菲律宾共产党党旗，下为棉兰老革命工人党标志)
这些党都自称代表无产阶级，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谁来主导本国革命呢?
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国际无产阶级大联合”就是一句空话。因为联合首先需要知道：跟谁联合?谁有资格坐在桌边?
一、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共产党?
要回答“谁来主导”，先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党”。
第一，资本主义的镇压导致了组织的碎片化。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地下斗争的逻辑是：组织越小、越隐蔽、越安全。在这种条件下，一次路线分歧、一次搜捕、一次叛变，就可能导致组织分裂。分裂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而对方是“叛徒”或“修正主义者”。
第二，路线分歧导致了政治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国际共运的大论战——中苏论战、中阿论战、中越论战——都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分裂。亲苏派、亲华派、独立派、托派、毛派、霍查派……每一次分裂几乎都产生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这些政党之间的分歧，有的是实质性的战略分歧，有的则是宗派主义的意气之争。
第三，个人因素也不可忽视。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过：“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但在和平时期，权威的缺失、领袖的野心、个人的恩怨，都可能导致分裂。
结果就是：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往往比它的资产阶级政党还多。
以俄罗斯为例。根据学术研究，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党大致可以分为“体制内反对派”(如俄共)和“激进左翼”(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前者在议会框架内活动，后者则坚持革命立场。两者之间的分歧，既有战略层面的，也有路线层面的，更有个人层面的。
土耳其的情况同样复杂。土耳其革命工农党(TİİKP)和土耳其共产党/马列(TKP/ML)在意识形态上同源，但在具体策略上分歧巨大，最终导致了组织上的彻底分裂。
二、几种错误的“主导权”方案
面对多党并存的现实，历史上出现过几种错误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都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
第一种：靠“正统”来判定主导权。
每个共产党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这里加上括号，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毛主义政党)，都声称对方是“修正主义”或“宗派主义”。但如果把“谁更正统”作为判定标准，结果就是无休止的经院哲学争论——谁的引文更准确?谁对经典的理解更正确?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批判过这种倾向：“在一切国家中，人们都特别敬重那些口头上‘最最革命’的公式和词句，把它们当作一种时髦。”他说的就是那些用革命词句掩盖自己无能的宗派主义者。
“正统”不是靠宣称来证明的，而是靠实践来检验的。
第二种：靠“国际承认”来判定主导权。
历史上，第三国际试图通过“国际中心”来指定各国的领导党。结果如何?以中国共产党为例。1931年至1935年间，共产国际通过博古、李德、王明等人强行干预中共的内部事务，推行“城市中心论”和“进攻路线”，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直到遵义会议，中共才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的路线和领导问题。这不是说共产国际的一切判断都错，而是说：一个远离具体斗争现场的“中心”，无论其理论水平多高，都无法替代一个国家的党根据自身实际作出的判断。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程中，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合作，而不是服从任何外国。”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程中，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合作，而不是服从任何外国。”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必须首先向本国人民负责，而不是向任何外部中心负责。
第三种：靠“武力”来判定主导权。
如果两党都主张武装斗争，谁有更大的武装力量，谁就更有话语权。这种逻辑看起来很“现实”，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逻辑。它把政治领导权降格为军事力量的比拼，最终可能导致革命力量的内耗甚至火并。
红色高棉就是最惨痛的教训。波尔布特通过清洗消灭了党内的所有不同意见，包括那些比他更早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结果是：党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工具，革命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意志。
三、正确的判定标准：群众基础与实践检验
既然“正统”“国际承认”“武力”都不能作为主导权的判定标准，那么什么才是?
只有一个标准：谁在真正的群众斗争中站住了脚。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过一个核心命题：社会主义意识不会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而是由先锋队从外部灌输进去的。但这里的“先锋队”不是自封的，而是必须在实际斗争中证明自己。
评判一个共产党是否有资格主导革命，要看三条：
第一条：是否扎根于群众。
一个共产党如果在工人阶级中没有根基，在农民中没有影响，在青年中没有吸引力，那它就没有资格谈“领导革命”。无论它的理论多么“正确”，无论它的口号多么“革命”，没有群众，一切都是空的。
菲律宾共产党之所以比PKP-1930更有影响力，不是因为它的理论更“正统”，而是因为它有新人民军，在农村有实际的根据地，在城市贫民窟有群众基础。PKP-1930虽然历史更悠久(成立于1930年)，但它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力远不如CPP。
第二条：是否能够根据具体条件制定正确的策略。
不是看谁的口号最“左”，而是看谁的策略最符合实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一个只会背诵经典而不会分析具体形势的党，无论自称多么“正统”，都不配领导革命。
第三条：是否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失败会检验一个党的成色：它是从失败中学习、调整、前进，还是陷入内讧、分裂、瓦解?
菲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围剿、渗透、分裂，仍然存活至今。俄共在苏联解体后的废墟中重建，成为国家杜马第二大党。这些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们在失败中活了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格证明”。
承认“唯一普遍真理”和“各国具体正统”的区别，是多党并存下实现行动协调的认识论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底线;但具体结论，是各国党在自己国家的实践中得出的，带有本土的特殊性。希共认为中共在革命路线上有偏离，中共认为希共缺乏执政经验，彼此的批评都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成为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理由。只有当某一党在根本上放弃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了党的领导、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国际主义——的时候，其他党才有权利也有责任公开批判它。这是区别“路线分歧”与“根本变质”的关键，也是“行动协调”能够成立的前提。
四、多党并存下的“行动协调”原则
既然“正统”争论无法解决，那么如何实现多党之间的合作?
答案是：从“意识形态统一”转向“行动协调”。
第一，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共识，而不是在抽象理论上追求统一。
不同的共产党可能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它们可以在具体的、当下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反对美帝霸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跨国资本的剥削、争取工人的基本权利。
这些具体问题上的共识，不需要以“理论统一”为前提。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第二，建立“议题联盟”，而不是“统一组织”。
多党之间不需要建立一个“总指挥部”。它们可以在不同的议题上形成不同的联盟：在反战问题上联合，在气候问题上协调，在劳工权益上共同行动。这些联盟可以是临时的、灵活的、因事而异的。
第三，尊重各自的自主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一个党选择什么路线、什么策略、什么组织形式，是该党自己的事。其他党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1960年代中苏论战的一个教训就是：试图用“总路线”来统一所有共产党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
第四，以“行动”检验“路线”。
如果一个党在实际行动中证明了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它自然就会获得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党只会喊口号、发声明，它的影响力就会自然衰减。这比任何“国际承认”都更有说服力。
五、最棘手的问题：当一个党变质了怎么办?
“行动协调”原则有一个前提：参与协调的各方，都是真诚的革命力量。但如果其中一个党变质了怎么办?
第一，及时识别。
变质的信号往往很明确：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转向民族沙文主义;放弃了武装斗争，完全依赖议会道路;放弃了群众工作，变成了选举机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资助，或者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
俄共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它接受多党制、接受市场经济、允许党员信教(这里必须与古巴共产党的情况严格区分。古巴1991年修改党章允许教徒入党，是在美国长期封锁、国内信教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特殊条件下，为团结宗教界参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古巴并未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未试图从理论上调和宗教与共产主义。俄共则不同：久加诺夫主动为宗教与共产主义“寻找共同点”，甚至宣称东正教教义与共产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已经不是策略层面的统战，而是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性让步)、领导人公开信仰东正教。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变质”，在国际左翼中是有争议的。但至少可以说：俄共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议会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
第二，公开批判，但不“开除”。
当一个党变质时，其他党应该公开批判它的路线，指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这种批判不应该是“开除”——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党有资格“开除”另一个党。国际共运没有“教皇”，没有“最高法庭”。
第三，保持距离，但不切断联系。
变质的党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仍然有合作价值。比如，俄共虽然已经议会化，但它在反对北约东扩、反对美国霸权这些问题上，仍然可能与其他左翼力量有共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合作，在原则问题上批判”。
第四，防止“连带污染”。
当一个党变质时，与它关系密切的其他党可能会受到牵连。因此，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清晰性，比“团结”更重要。列宁在《怎么办?》中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
六、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党并存下的主导权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于：如果连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无法团结，那么“国际无产阶级大联合”就是空中楼阁。
但反过来看，如果各国共产党能够在具体问题上实现“行动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雏形。它不是靠一个“总指挥部”来指挥的，而是靠无数个具体的、分散的、但方向一致的斗争连接起来的。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过一个重要原则：“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在团结的愿望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它需要耐心、需要妥协、需要放下“唯我独革”的宗派主义心态。但如果不走这条路，各国共产党就只能在各自的角落里互相指责，而跨国资本则会继续坐收渔利。
七、结论
多党并存下的主导权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正统”不能作为标准，“国际承认”不能作为标准，“武力”更不能作为标准。唯一的标准是：谁在群众斗争中站住了脚，谁能够根据具体条件制定正确的策略，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在这个标准下，各国共产党之间应该建立“行动协调”机制——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共识，在组织上保持独立，在行动中互相支援，在变质时公开批判。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但它是一个现实的方案。正如恩格斯在晚年所说：“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本身的运动，是它自身的发展。” 任何试图用“统一”来扼杀“多样性”的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国际共运的窒息。
多党并存不是弱点，而是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现实中找到联合的路径。
(第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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