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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鲁:自由主义失去工人阶级,会走向死亡

刘越石 · 2026-09-22 · 来源:New Leftists |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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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光摆回现实,面对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肆意破坏,笔者只能暗叹阿西莫格鲁对上世纪民主政治”黄金时代“过度乐观的想象,未必会在将来看到他所期待的结果。

编者按

过去数十年间,自由主义政治所遭遇的危机往往被解释为价值观极化、民粹主义兴起,或者选民对于民主规范的背离。但如果一种政治秩序长期无法提供稳定而体面的就业、可靠的公共服务以及普通人能够实际感受到的政治影响力,那么仅仅要求选民重新相信它所宣称的价值,恐怕并不能解释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本文所介绍的阿西莫格鲁“工人阶级自由主义”,正是试图从这个方向重新理解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共享繁荣、公共服务和政治声音并非自由主义之外的福利附属物,而是其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条件。

这一方案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工人阶级简单还原为传统制造业产业工人。面对后工业社会中制造业就业下降、工会衰退和劳动形态分化,阿西莫格鲁将其扩展为主要依赖劳动市场取得收入的多元群体,并据此提出社群建设、自由与社群的平衡、公民声音、共享繁荣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等任务。优质就业、劳动者议价能力、技能培训、“面向工人的人工智能”和地方公共能力因此被放进同一套政治议程中。

但概念的扩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工人阶级”可以同时容纳体力劳动者、办公室职员、技术人员乃至部分自雇者,那么真正把这些处境并不相同的人组织成共同政治主体的机制是什么?同样,“社群”可以提供信任、身份和互助,也完全可能成为排斥、等级和地方性权力的载体。承认社群的重要性并不自动回答谁有退出权、谁能够发言,以及社群内部原有的不平等如何受到约束。文章也敏锐地指出,阿西莫格鲁目前提供的更多仍是政治纲领:愿景相对完整,但实施它的社会力量、政策次序、财政与制度成本,以及在现实冲突中维持改革的能力仍然缺乏充分展开。

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仅是自由主义是否应该重新关心工人,而是谁能够把这种关心转化为持续的组织能力:谁来重建劳动者的议价力量,谁来承担公共服务的成本,谁能在企业、官僚体系和既有政治联盟的阻力中推动政策,又通过什么制度使劳动者不只是被照顾的对象,而真正成为能够改变目标和规则的参与者。倘若缺少这样的政治主体,那么“重新面向工人阶级”仍可能停留在一种正确而温和的政策愿望;而如果这样的主体确实能够形成,那么需要回答的下一步,恐怕已经不是自由主义应不应该倾听工人,而是工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塑造自由主义本身。

阿西莫格鲁与工人阶级自由主义

一. 写作背景与主题关切

2026年8月11日,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新书《自由民主怎么了?重塑共享繁荣的政治》(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 Remaking a Politics of Shared Prosperity)出版。在这本书中,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工人阶级自由主义”(working-class liberalism)的概念,并引起相当程度的讨论。

本文是对“工人阶级自由主义”概念主张的介绍和评论,也可以看作对阿西莫格鲁新书的简要评论。主要内容是(1)简要回顾阿西莫格鲁本书的写作背景和主题关切;(2)介绍“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内涵;(3)介绍评估阿西莫格鲁的意见和方案,特别是考虑其可行性和问题。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是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人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主题广泛、产出丰富。而且由于其人比较积极地表露政治观点和社会意见,也常常引起争议。

阿西莫格鲁对制度的研究引人称道,他对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攫取制度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影响,这些研究也表现出他一贯的关切:制度怎样保障自由和繁荣。作为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对社会不平等也高度关切,他认为一小部分利益团体对社会大多数人的攫取会严重阻碍社会繁荣,从而对各式各样垄断、攫取和排他性权力强烈批判。此外,他关心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群体的冲击,提醒制度和劳动权力建设的重要性,反对技术乐观主义对压制劳动的技术进步的辩护。进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立场是比较稳固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加之其人作为经济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洞见多建立在有力的事实基础之上,有特别的关注价值。

二. 自由民主政治的衰落

这本书名为 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实际上就强烈透露作者的写作主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民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衰落的分析和应对方案。作者的一个在先的重要判断就是自由民主政治正在进入显著的衰落。这很自然,如果没有衰落,那也不必要一个写作来专门为自由民主政治出药方。相当数量的民主发达工业国家确实表现出宪政代议制被破坏的特征,美国、日本的右翼集团夺取政权,德国和法国的右翼不断抬头,中东欧政治开倒车者更是越发猖獗,此外各类治理问题突出而居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不断下滑。至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些现象可以显著观察到,也无外乎自我定位民主政治内部的进步派——阿西莫格鲁忧心忡忡了。

在这本书的第1章,阿西莫格鲁先回顾了自由主义的含义,也就是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广泛的大帐篷式的思想体系各类观念中共识的那一部分。就是(1)对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证;(2)对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约束;(3)法律的平等原则(4)社会进步。紧接着他进一步区分自由主义的左翼一侧具体的内容比如社会民主和自治、基本权利对工人阶级、妇女和少数族群的平等和社会繁荣。作者认为,左翼自由主义的典型是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是推动物质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正是这个版本的自由主义正在陷入危机。作者认为这在美国突出表现为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不断降低。阿西莫格鲁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民主制度没有兑现其三大承诺:共享繁荣的承诺、提供公共服务的承诺和赋予民众发言权和自治权的承诺。

根据阿西莫格鲁的回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些承诺的履行效果非常可观,公民权的扩展和社会繁荣的景象比比皆是。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就愈发不如人意了:首先是经济上的紧缩和滞胀带来的工资水平长期平台期,以及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劳动者生活的持久恶化和不如意意味着“共享繁荣”事业的失败。其次就是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和医疗的问题,大量移民家庭孩子的教育诉求不被重视,而人均医疗支出远高于英法日国家的美国,民众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却低于欧洲。此外各类公共设施的恶化和实际工程建设的严重滞后也造成很大的公共服务缺口。最后是民选官员对社会底层选民的忽视,这些导致他们寻求民粹力量的响应,德国AFD的崛起,美国中产和蓝领阶级白人家庭和共和党右翼的持续靠拢,都是这些忽视的结果。总之,在阿西莫格鲁看来,自由民主政治的承诺无法兑现,严重恶化了其社会基础。

当然,面对这些系统性问题,他的反应首先是拒绝反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代以重建进步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活的方案。首先,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意味着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充分时代合理性;其次,各种替代方案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可行性和正确性。因此,在阿西莫格鲁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历史上成功的事业,其反对强权、捍卫自由和繁荣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建设卓有成效。而自由主义的衰落和观念瓦解,是各种现实趋势的结果,比如后工业化、知识精英的越发崛起、自由主义文化的破坏,因此需要现实地分析历史和当代问题。

三. 后工业社会的困境与新的理论方案

首先,规模工业的历史时代,自由主义模式的成功是市场经济增长和劳动话语权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自由和民主政治结合的产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改善并行,社会保障网、财富再分配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维持着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有效的市场运转。

其次,自由民主制度的长久困境在于受教育情况分化带来的价值观分裂,这伴随的可能的精英政治和共享价值观建设的困难。尽管这一问题伴随着自由主义出现,但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代尤其明显。

最后,阿西莫格鲁详细论述了后工业社会自由民主制的困境:包括后工业经济和后工业政治方面。在后工业经济方面,制造业的下降、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等产业的重要性激增是特征。美国工会力量的瓦解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长、对体力劳动者的削弱等等。在后工业政治方面,受教育精英的崛起伴随着精英主义模式的“社会工程”的扩张,这指的是出于某种价值观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干涉。阿西莫格鲁认为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精英群体,都出于各种原因积极地推动社会工程的扩张,造成自上而下的、忽视地方性和本土社区诉求的干预和监管,以及伴随着的反对和抵抗。

现在,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阿西莫格鲁声称自己提供了新的自由主义理论方案,来实现个人权利和社群关怀结合的、迈向共同繁荣的理想。

通过从可错性、社群中的社会性学习、温和的认识论改进以及集体知识的可取性四个前提出发,阿西莫格鲁得出这样的几个结论:

实验性的重要性(即我们应如何鼓励人们尝试新事物,从而使社会能够积累技术性与社会性知识);

非支配性与自治性(即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权力与制度应如何组织);

经济增长(即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实现这些改善成果的共享,是自由主义议程的核心内容);

软社群主义(探讨如何将社群建设成为自由民主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平衡其对自由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他认为这些原则能够保证制度公平和吸收灵活性,从而兼顾效率。更重要的,这吸收了社群主义的关怀,确保重要的社区制度建设得以开展。他认为,这些关切体现了社区、自治、经济安全以及其他与工人阶级相关内容,因此应当称为“工人阶级自由主义”。

四. “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内涵与方案

原文摘录

p. 39

我将自己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在当下的实际应用称为“工人阶级自由主义”。这一对工人阶级的侧重,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主义当前遭遇的种种困境,正是源于其对工人阶级及其优先事项的忽视。工人阶级自由主义具有深厚的社群根基,摒弃了社会工程手段,并将共享繁荣、就业机会及公共服务置于优先地位。

阿西莫格鲁认为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两大优势分别是:首先,自由主义当前的困境是对工人阶级及其优先事项的忽视,重视工人阶级及其社群基础有助于重建和强化自由主义。其次,包容或接受自由主义价值的工人阶级及其社群会真正实现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事业,支持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

接下来讨论“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

首先需要关心的是工人阶级概念。作为阿西莫格鲁“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前身,从欧洲传播到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对工人阶级的定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雇员、在实践上高度依赖产业工会与产业工人。然而,21世纪的当代美国,制造业就业只有8%~9%,私营部门工会规模也非常小。如果指将工人阶级定位为产业工人,那么这个概念几乎没有意义。因此,阿西莫格鲁把工人阶级定位为依赖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的群体,也即是包含体力劳动者、技术工种、办公室职员,也包含一部分自雇小创业者的多元群体。我们会注意到,他采取的是一种泛化策略,目的是适应美国等发达工业国的特定劳动群体状况。

其次,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方案,是对应其实现目标的现实挑战展开的,因此被阿西莫格鲁归结为五个任务:

(1)重建社群价值

这里的关键是重建对社群重要价值的认识。自由主义不能只讲个人权利,也要承认社群在信任、身份、社会学习和地方自治中的作用。工人阶级自由主义要面对社群构建的问题,权衡益处和威胁。

(2)平衡自由与社群

建立自由主义的底线原则,甚至也要捍卫部分不为大众接受的权利。换句话说,尊重社群的基础上,不能放任社群压迫个人。表达自由、宗教自由、退出社群的权利、少数群体的基本自由仍是红线。特别是面对移民问题,工人阶级自由主义可以吸收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资源,探索对大多数工人阶级社群的考量方案,在尊重工人阶级社群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而非强加的形式扩张自由主义价值观。

(3)建设声音与公民身份

致力于构建超越地方性及特定社群的共同身份认同,通过公民权认同的建设,重新引导工人阶级参与公共政治和公民生活,塑造积极的公民概念和意识。这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群体不只是需要福利或补偿,还需要在政治、社区、制度设计中有真实发言权。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如何提升非大学工人阶级公民的权力和能力。也就是说,在建设工人阶级公民权的问题上,对他们的政治权力分配和能力建设、社会地位和技能培训的投入也必须得到重视。在制度上,为工人阶级居民获得基层政府职位和政治影响力的通道需要打开;经济上,对工人阶级的技能再培训也需要开展。核心目的是通过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来重建工人阶级的公民认同。

(4)后工业社会中的共享繁荣

工人阶级社区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往往源于高薪、稳定且受人尊敬的就业岗位的消失。重建经济增长、共同繁荣和优质就业是经济政策核心,这包括好工作、劳动者议价能力、反垄断、税制改革、工人培训,以及“面向工人的人工智能”(pro-worker AI),也就是让 AI 增强劳动者能力,而不是单纯替代劳动。在这里阿西莫格鲁设想了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包括对劳动者友好的技术进行政策奖励、提高识别有利于劳动者的技术的能力、改变税务政策来调整企业对劳动者需求的结构、加强劳动者技能的培训、支持新劳动业态下的工人运动。

(5)二十一世纪的“公共排水系统”

重建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作者借用书中“democracy and proper drains”的意象,强调多种公共服务的重建: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网、地方政府能力。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必须重新变成能交付公共服务的政治力量。然而,这一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调整,在减少官僚化程度、削弱其弊端的同时需要探索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制度建设方向,在监管、制度成本和建设能力之间折衷。

以上是对工人阶级自由主义方案的大体介绍,我们会观察到其特点:(1)延续着建制派自由左翼的政治议程,基本继承了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和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2)对当前自由主义代议制政治设想的建设性大于破坏性,是基于当前现状进行变动的方案纲领而非替代性愿景;(3)更多是一种政治议程的纲领而非具体施政方案的讨论,缺少大量关于成本和可行性的思考。

对于第三点问题,我们进行如下考虑:首先,这一方案得以实施的制度支持和社会支持是否存在,或者说,怎样的制度力量愿意支持”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设想,而怎样的社会力量愿意成为其施政的主体呢。作者自己没能给一个合适的解答,实际上即使接受这一方案的读者,也很难想象是那一部分社会力量会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真正来源。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寻找与之相关的政治主体,他的方案只能停留在规范性设想的程度。其次,由于缺少关于成本和细化的政策决策的探讨,工人阶级自由主义可能会面临大量来自保守一侧的攻击。并非是说其真正缺乏可行性,而是阿西莫格鲁目前提供的方案很难进入到政策方案的辩护和讨论的层面,因此也缺乏被现实地考虑的条件。最后,让我们想象如果真正有政治家和政治力量推进着基于”工人阶级自由主义“的议程和政策,其现实面临的困难也是不计其数的,除过右翼反对派及其社会基础:垄断的商业组织和其领袖的阻击,来自工人阶级的不理解和难以释放社会支持的现状,已经足够使得政策落入空中了。毕竟,就现有阿西莫格鲁提供的意见,我们几乎很难分辨那一步是最先实施进而最可能得到成效而进入正向的议题推进的。不过,阿西莫格鲁不能说没有对这些问题有过思考,他对方案的陈述,恰恰是强调其作为面对严苛挑战的任务属性。只不过,他并没有如我期待,对此进行展开的讨论。

五. 评估与展望

当然,以上的讨论是泛泛而谈的几点忧虑。作为高度赞成返回工人阶级基础和重建进步政治议程的社会主义者,笔者对阿西莫格鲁的许多关于技术进步、劳动者政治和工业公民权的意见是相当认可的,也非常期待这些观点被建制派力量深化为共识,并催生为有益于美国劳动人民的行动。然而,当目光摆回现实,面对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肆意破坏,笔者只能暗叹阿西莫格鲁对上世纪民主政治”黄金时代“过度乐观的想象,未必会在将来看到他所期待的结果。除此之外,作为经济学家的阿西莫格鲁,一方面让我看到一种充满激情和热忱、也具备相当程度的现实性的自由主义方案,另一方面却只会更多将重建工人阶级同社会进步视野的信心、从主流的民主党进步派转移向DSA这类更具工人阶级动员潜力的进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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