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令人尴尬的追问
请你试着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中小学学了十二年“语文”，你知道这个“语”和“文”分别指什么吗?
第二，当你说“你会讲中文吗”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相当于问一个希腊人“你会讲希腊字母吗”?
第三，你认为“四川话”是一种方言吗?那“成都话”呢?“重庆话”呢?
如果你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感到迟疑，不必惭愧。这不是你的知识缺陷，而是我们整个语文教育体系的结构性盲点。
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革命导师，还是卓越的语言学家。马克思精通多种语言，熟知格里姆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德文文法》的一切细节。恩格斯更是语文学的老爱好者，马克思经常就词源学问题向他请教。恩格斯曾指出，语文学是一门“内容非常浩瀚的科学”。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中，对语言的起源、本质、演变、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方言等问题都有精辟论述。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来审视当前的语文教育，会发现一个深刻的矛盾：我们的语文课天天教“语言”，却从来不教“关于语言的知识”——也就是语言学。这就像天天教人开车，却不教交通规则和汽车原理。
二、语言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回答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根本问题：语言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出了经典定义：“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句话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语言是“实践的”。语言不是凭空产生的抽象符号系统，而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恩格斯进一步论证：“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语言。
第二，语言是“社会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指出：“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语言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一个人与社会隔离，不可能发展出语言——语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第三，语言是“现实的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观念、意识“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的思维;离开语言，意识就无法存在。
这三重属性——实践性、社会性、意识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语文教育的三个根本问题。
三、问题一：我们学了十二年“语文”，却不知道“语”和“文”是什么
1949年，叶圣陶(1894—1988)先生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这年8月，他主持草拟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在此之前，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叶圣陶后来在1964年2月1日回复浙江乐清中学语文教师滕万林的信中解释道：“‘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也就是说，“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语文”这门课，就是要同时教学生“听、说、读、写”四种本领。1950年6月，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以“语文”命名的教材，叶圣陶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
然而，绝大多数学生学完十二年语文，并不知道这个答案。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语文教材和课堂教学几乎从不解释“语文”二字的含义。学生每天都在上“语文课”，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门课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那些“把一定的语言看作是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的哲学家。他们指出，语言“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如果连“语文”这个课程名称的含义都不教，我们又怎能期望学生把语言当作“现实生活的表现”来理解和运用?学生把语文当成“背课文、写作文”的应试科目，而不是“学习运用语言本领的功课”，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背离吗?
四、问题二：“你会讲中文吗?”——语言与文字的混淆
当我们问一个外国人“你会讲中文吗”的时候，我们在问的是他会不会“说”，但“中文”指的却是书写系统。
这个错误的实质，是把“语言”(口语系统)和“文字”(书写系统)混为一谈了。这就好比问一个希腊人“你会讲希腊字母吗”，或者问一个英国人“你会讲英文字母吗”——荒谬程度完全相同。
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认为“你会讲汉语吗”这个问法是正确的。事实上，“汉语”指的是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整体，包括所有方言——这相当于问一个意大利人“你会讲罗曼语吗”(罗曼语族包括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数十种语言)。当然，在日常交际中“说汉语”已被广泛接受为“说普通话”的代称，但从严格的学术分类来看，这种用法确实不够精确。
马克思高度重视语言与文字的区别。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而“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也就是说，语音——而非文字——才是语言的物质载体。文字是后于语言产生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把“说”和“写”混为一谈，不是小学生的口误，而是整个社会语言意识薄弱的缩影。这种薄弱，恰恰根源于我们的语文教育从未系统地教过“语言是什么”“文字是什么”“二者是什么关系”这些最基本的语言学常识。
恩格斯说语文学是一门“内容非常浩瀚的科学”。如果连“语”和“文”的基本区别都不教，我们又怎能指望学生建立科学的语言观?
五、问题三：“四川话”是一种方言吗?——语言与方言的迷雾
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一个省只有一种方言，因此有“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广东话”这样的说法。这就像说“欧洲话”一样不严谨。
根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概况》，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平话土话。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官话方言可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种次方言。
所谓“四川话”，在语言学上属于官话方言下的西南官话——西南官话覆盖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等广阔区域。也就是说，“四川话”和“河南话”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方言大类(官话)，而“四川话”和“温州话”(吴方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比欧洲某些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还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语言的这种复杂性。恩格斯指出同一民族内部存在不同的支系和方言。马克思更是明确地说：“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生产中不断分化、演变、发展的。
国内外学者对“方言”和“语言”的界定存在根本分歧。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各方言和共同语在语音上有对应规律，因此不是独立语种;而国外一些学者因各方言区的人互相不能通话，倾向于视其为不同语言。这种争议本身说明：方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的学术问题。
然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对此几乎只字不提。
六、为什么要在语文课中加入语言学?
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明确指出：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语言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而是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的。
但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却有科学性。对语言的科学认识，是每一个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观给我们提供了三个重要的教育启示：
第一，语言是实践的产物，因此对语言的学习必须是实践性的。但实践不等于“只练不说”——学生需要在实践中理解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就需要语言学知识的介入。
第二，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因此语言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社会语言意识。学生应该知道：为什么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方言为什么存在?语言和文字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语言学基础教育。
第三，语言是意识的现实，因此语言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如果连“思想借以实现的工具”本身都不理解，又怎能进行清晰、准确、科学的思考?
当前语文教育界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自1904年语文学科独立以来，由于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前沿成果转化到语文课程中的迟缓，历次课程标准都没有完善地呈现课程内容。202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虽有所更新，但语言学基础知识的系统融入仍有待落实。是让教师了解一点语言学常识，还是在课程中系统地加入语言学基础知识?前者是点缀，后者才是改革。
七、结语：让语文课真正成为“关于语言的课”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课要“听、说、读、写并重”。要学好运用语言的本领，首先得了解语言本身。
我们的学生学了十二年语文，能背上百篇古诗文，能写八百字议论文，却不知道“语”和“文”是什么意思，分不清“说中文”和“说汉语”的区别，搞不懂“四川话”和“西南官话”的关系。这不是学生的失败，是教育体系的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语言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的，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对语言的认识，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语文课中加入基础语言学内容，不是给课程“加负”，而是让学生真正理解——他们天天在使用的，究竟是一件怎样的工具。
正如恩格斯所说，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如果一个国家的语文教育不能让学生科学地理解这个根本标志，那这门课的名字——无论叫“语文”“国语”还是“国文”——都配不上它应该承载的使命。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