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作者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被公认为中国大陆思想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这本书收录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到2007年间撰写的多篇论文，在豆瓣获得8.6分(基于1005人评价)。
书名本身构成了一个悖论——“去政治化的政治”。政治居然可以被“去政治化”?政治消失之后剩下的还是政治吗?这个看似矛盾的概念，恰恰指向了当代社会最深层的困境。
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分析框架，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命题。
一、什么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先把这个绕口的概念拆开来看。
汪晖对“去政治化”的定义是：“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
通俗地说，“去政治化”就是让真正的政治辩论消失——阶级的议题不再被讨论，权力的分配不再被质疑，社会矛盾被转化为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人们不再追问“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而是接受“市场就是这样运行的”“效率就是一切”。
但汪晖进一步指出，“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当全社会不再讨论阶级、不再追问权力、不再质疑分配，这种“不讨论”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政治安排：它让既得利益格局得以维持，让不平等被“自然化”。
这个概念受到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的启发。鲁索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其终结是由于“去政治化”——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损害了公开政治辩论。鲁索还认为“去政治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世界政治的特点。
这本书讨论的核心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知识群体明显分化。汪晖同时对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东西方均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换言之，他认为“去政治化”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时代病症。
二、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政治”?
要理解“去政治化”意味着什么，首先需要理解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政治”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政治不是独立自足的游戏，而是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图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法律、国家等都属于上层建筑。
从这个角度看，阶级社会的政治从来都是阶级统治的政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直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政治的实质，就是不同阶级之间围绕生产资料的占有、剩余价值的分配、社会权力的配置而展开的斗争。
那么，“去政治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阶级斗争这个核心议题被从公共讨论中排除了。当阶级议题消失，谁受益?当然是那些在阶级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
三、“去政治化”如何发生?汪晖的诊断
汪晖的诊断可以概括为几个层面：
第一，政党政治的危机。汪晖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他提出了一对概念：“党-国体制”与“国-党体制”。在“党-国体制”中，政党代表某种政治价值和阶级立场，国家是政党实现其政治纲领的工具;而在“国-党体制”中，政党日益向常规性的国家权力转化，从代表某个先进阶级转变为功能化的国家机器。政党的阶级性被淡化，政治辩论被技术治理取代。
第二，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汪晖在谈到西方“去政治化”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最初并没有与之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这促使他们力图使经济成为一种自足的体系，“以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为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试图创造一种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换言之，市场被包装成“非政治的”“中性的”，仿佛经济逻辑超越了一切社会矛盾和阶级利益。但马克思早已揭示，所谓“自由市场”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是资本扩张的制度载体。
第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汪晖指出，“商业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当消费成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也能用消费证明自己的幸福，证明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性”。消费主义将政治问题转化为个人选择问题——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不是因为阶级结构不公平。
有评论者精辟地概括：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家和资本的霸权压制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去政治化的本质其实是重新强化政治性——政治性安排被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就被“自然化”了。
四、马克思主义如何批判“去政治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去政治化”之所以是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
第一，它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直言：“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恩格斯也写道，现代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当“去政治化”的话语声称国家是超越阶级的、中立的公共权力时，它恰恰在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
第二，它否定了政治作为“纠错机制”的功能。汪晖认为，正是政党体制内部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使得政党保持内在的活力，使得政党不致在相对稳定的权力构架下变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组织，也使得政党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之下通过路线斗争纠正自身的错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政治辩论是认识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变革的必要途径。压制政治辩论，就是压制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和解决。
第三，它让资本获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当经济被“去政治化”，市场逻辑被神圣化，资本的扩张就不再受到政治力量的制约。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资本拜物教——人们把资本增值的逻辑当作自然规律来膜拜，忘记了它背后是人对人的剥削关系。
五、争议：如何理解“重新政治化”?
汪晖提出的出路是“重新政治化”。但这引发了激烈争议。
历史学者杨奎松(1953年—)在认可汪晖关于“去政治化”分析的基础上，否定了汪晖的“再政治化”或“重新政治化”主张。杨奎松认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或在“文革”前的历史中，“过度暴力”现象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并不是因为太机械于阶级划分了，恰恰是由于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恰恰是暴力的根源。
另有评论者指出，汪晖最明显的问题“是对政治这一词汇的理想化”——“好像新中国前20几年的政治理念是好的，只是一沾上现实政治中的派系斗争和争权夺利就不好了。殊不知政治从来都是复杂的”。
还有评论质疑：汪晖“并非毛左，他不支持回到CR时期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但“新的平等主义怎么实现?”所谓“具有丰富政治生活的国家和社会”描绘得很美好，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行的实现渠道。
也有学者认为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虽然能够贴切地描述社会悖论状况，但也存在模糊之处——对“去政治化之后”的政治，他说“是政治的一种特定形式”，又说“是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但到底是什么政治，并不清楚。
六、结语：政治不会消失，只会被掩盖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去政治化的政治》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政治永远不会消失，它只会改变形式。
当公开的阶级话语被压制，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化为更隐蔽的形式：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被包装成“市场规律”，社会不平等被解释为“个人能力差异”，国家的阶级属性被“全民国家”的话语所掩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依然存在，只要阶级对立依然存在，政治就永远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
“去政治化”的真正危险，不在于政治消失了，而在于政治被掩盖了。当人们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社会矛盾，他们就丧失了改变社会的能力。正如汪晖所言，“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种让既得利益格局永恒化的政治。
这本书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提醒我们：当有人说“不要谈政治”的时候，恰恰最需要谈政治——因为“不要谈政治”本身，就是最危险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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