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巴西左翼与中国网民之间出现了一场跨越万里的文化讨论。
10月5日，一位巴西网友在国外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分享了一段中国现代城市和高铁的画面，并配文表示“希望能在这样的巴西醒来”。这条称赞中国基建成就的帖子，很快吸引了大量中国网民留言。
此刻恰逢巴西大选前夕，许多巴西左翼支持者陆续加入讨论，原本大概是想向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网民取经，但讨论逐渐演变成了“冲突”，甚至出现了双方互开左籍的情况，并引来巴西右翼网民的围观与共鸣。
知乎上的一条回答，生动地展现了这幅图景：
巴西“左人”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网民应该也是左翼，然而，按照现在的网络政治光谱，从双方的交流看，参与交流的中国网民主体顶多算“兔友”。“兔友”最本质的特征是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置于价值序列的顶端，其经典论证是“没有国家强大，就谈不上个人发展”。
中国“兔友”发现，这些自称左翼的巴西人，谈起革命便以“流血残忍”为辞，问及纲领则毒品合法化、身份政治、保障罪犯权利纷至沓来，唯独对治安崩坏与通货膨胀语焉不详;巴西“左人”则大概同样困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网民，为何在削减公共福利、劳工权益、秩序与惩戒等问题上与巴西右翼“同流合污”。
在这场跨国度的文化冲突中，“兔友”所暴露的问题非常明显。“没有国家强大，就谈不上个人发展”的话语触及了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直觉”：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只是这个“直觉”被包装在民族主义的外壳之中，其本身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立场。在这个“直觉”的背后隐藏的，则是一种被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双重包裹的资本崇拜：他们看见了“生产”，看见了“国力”，却唯独视而不见那个在生产线上创造一切、又在分配中被系统性剥夺的劳动者，进而把唯物主义倒退成了粗陋的“生产力拜物教” ，把资本的发展权悄悄置换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权利，而将劳工权益贬斥为可以延后、可以牺牲、可以“顾全大局”的成本项。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初巴西左翼政府的劳工部到比亚迪巴西工厂维护中国劳工权益时，“兔友”们会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对巴西的做法产生出极大的敌视。
“兔友”对“发展”的理解停留在资本逻辑所规定的水平上。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经济增长”被建构为“发展”的唯一内涵，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都被抛到经济增长之后。他们没有看到生产力的增长同时意味着劳动者被更彻底地吸入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器，他们不愿追问“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归谁占有?”“生产力发展的代价由谁承担?”这种立场一旦暴露出来，自然也就无法被其他国家的哪怕只学过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皮毛的网友所真正认同。
而巴西“左人”的问题同样明显。当下巴西左翼主流与卢拉劳工党的“劳工社会主义”共享同一个理论谱系。劳工党1990年将“劳工社会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其纲领反对资本剥削与霸权主义，但自我定位为“渐进变革”，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推行改良。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真正决定巴西底层命运的，不是卢拉或博索纳罗谁在文化议题上更“进步”，而是跨国资本对巴西经济结构的锁定、买办集团对国有化改革的阻截，以及帝国主义对选举过程的干预。
当巴西左翼无力撼动依附性的经济结构时，他们便退守到文化领域进行“象征性反抗”，用心理上的平等叙事掩盖经济上的不平等。将阶级压迫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心理、性别领域的“文化转向”，用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用对“系统性压迫”的文化主义解释取代对生产关系与剩余价值榨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巴西“左人”的“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意义上的“左”，而是一种被去经济化、去革命化的进步主义文化姿态。
毒品合法化、LGBT权利、监狱制度改革占据了公共表达的显著位置，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关系、劳动者组织这些决定巴西底层命运的核心议题，却未必获得同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尽管他们从初心上仍旧坚定地维护劳工权益，却因为没有去致力于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具备能力去真正维护劳工权益，更谈不上解放劳动人民。
甚至仅仅是因为毒品在底层泛滥、很多底层靠毒品生活，他们就要去支持毒品合法化，把一个阶级问题(谁在毒品经济中被剥削、被摧毁、被当作可消耗的原料)置换为一个权利与刑罚问题，从而在“激进”的话语下完成了对资本逻辑最彻底的顺从。当大量底层青年被排斥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之外，贩毒集团便成为他们唯一“可及的雇主”。他们不追问这个“可及性”是如何被土地关系、依附性积累和阶级结构生产出来的，却把斗争聚焦于毒品合法化，这无异于在症状上做文章，而放过了病因。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应该去为巴西“左人”的文化进步主义背书，也不应该去为“兔友”的民族主义直觉加冕，而是要坚持那个被双方以不同方式回避了的阶级分析：巴西的贫富差距与治安崩溃，根源于一个被跨国资本与国内买办集团所锁定的依附性生产关系;不触动这一生产关系，任何文化层面的“进步”都不过是给不公涂脂抹粉;而触动这一生产关系，只能依靠巴西无产阶级自身的组织化与政治化。
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左”的理论被抽去了阶级，无论是巴西的还是任何地方的革命，便都还停留在它最困难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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