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一个朴素的真理被实践所证明：领导的权威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深深植根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之中。脱离了广泛民主参与的集中，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的“权威”也终将是苍白无力和不能持久的。
回顾历史，教训与经验都极为深刻。
“狱中八条”是重庆党组织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血泪嘱托，其中反复警示的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脱离群众、破坏民主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告诉我们，一旦领导层高居于群众之上，一味强调领导权威，听不见也听不进基层群众的声音，决策就会失误，组织就会涣散，甚至会走向变质。这从反面证明了，真正的、坚强的领导权威，恰恰必须建立在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之上。
而“鞍钢宪法”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与“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正是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中的生动体现。它打破了那种认为管理只是少数领导的事、工人只需埋头干活的陈旧观念。当工人群众能够参与到生产管理、技术革新和制度建设中时，他们的智慧和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这时，领导者的指挥和决策，因为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意愿，就更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拥护，其权威自然就增强了。这正说明了，权威源于共识，共识生于民主。
再看毛主席领导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它在政治、军事、经济民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士兵们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对长官进行监督，参与连队事务的管理，批评不良倾向。这非但没有削弱指挥员的权威，反而通过这种民主形式，迅速清除了军阀作风，使官兵在政治上高度一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力。指挥员的命令，因为体现了集体的意志并经过了民主的酝酿，执行起来更加坚决有力。这充分证明，民主管理非但不是集中领导的障碍，反而是正确集中和权威树立的可靠保障。
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凡事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看似很有“权威”，说一不二，但实际效果往往不佳。因为这样的决策可能脱离实际，执行起来必然遭遇或明或暗的阻力，最终难以落实，领导的威信也会在一次次失败的决策中消耗殆尽。反之，如果领导能够放下架子，深入到同事和群众中去，坦诚地和大家一起商量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把决策的过程变成群策群力、统一思想的过程。那么，最终形成的方案，由于凝聚了大家的智慧，体现了共同的意志，落实起来就会顺畅很多。这个时候，领导所作的总结、拍板和部署，就代表了集体的共识，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大家也愿意紧密团结在其周围去共同奋斗。
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与集中、群众与权威是辩证统一的。广泛的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和基础，有效的集中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领导的权威，归根结底来源于他能够正确代表和实现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意志，来源于他善于运用民主的方法将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回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脱离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任何权威都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是我们党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
而我们平日里所说的要藐视权威，正是说的要藐视那种脱离群众的、独断专行的、自以为是的、空虚的权威。这样的权威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因此才会有“狱中八条”中所苦口婆心、敦敦善诱、带着鲜血的那几条建议——“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重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指着自己的勇气不是人人都有，群众帮着可能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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