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场关于时间的争论，折射出的历史虚无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毛主席如何重塑中国、终结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屡遭欺凌历史的文章。文章发出后，反响热烈，但其中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深思，甚至让我感到一丝不适。那人说：“中国苦难的根源不是1840年，而是1644年。”
1644年，甲申之变，满清入关。
乍一听，这话似乎很有民族气节。在这个“皇汉”思潮与“满遗”思想在网络上交锋激烈的当下，把锅甩给满清，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然而，当我静下心来审视这个观点，我感到的不仅是逻辑的荒谬，更是一种深深的恶心。
这种恶心，并非源于对某个具体历史朝代的厌恶。虽然满清确实令人作呕，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观点背后那种刻意抽离阶级叙事的险恶用心。
为什么把苦难归结为1644年是片面的?为什么说如果不谈阶级，所谓的“驱除鞑虏”或者“反清复明”在今天就只是一场历史的角色扮演？为什么现在满屏的辫子戏里，封建帝王成了慈父，而真正的民族英雄如郑成功却面临被污名化的尴尬?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断代的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今天，我想借此机会，抛开那些浮于表面的口水仗，用最扎实的理论和最真诚的情感，和大家聊聊：为什么抽掉了阶级这根脊梁骨，中国的革命史就不成立了?为什么只有读懂了毛主席的阶级史观，我们才能真正看清那段血泪斑斑的近代史。
第一章：1644年的迷雾与1840年的痛楚
首先，我们要厘清那个评论者的逻辑陷阱。他强调1644年，无非是想说：中国的问题是异族统治的问题。如果明朝一直延续，或者如果是汉人坐天下，中国就不会有后来的屈辱。
这是一种典型的种族决定论，它极具迷惑性，因为它迎合了朴素的民族情感。
我们当然要承认，满清入关是野蛮战胜文明的惨剧。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那是汉民族血淋淋的伤口。满清的统治带有强烈的部族压迫色彩，剃发易服更是对文化尊严的阉割。这一点，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否认。满清作为一个部族政权，其防汉之心不死，为了维护极少数满洲贵族的利益，不惜牺牲整个中国的国运，这也是事实。
但是，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全部归结为1644年，就掩盖了更深层的真相。
请问，1644年之前的明朝末年，难道就是百姓的天堂吗?李自成为什么要造反?是因为崇祯皇帝不够汉人吗?不是，是因为阶级压迫到了极限。是因为地主豪绅兼并了土地，是因为“三饷”加派逼得农民卖儿卖女，是因为那是一个吃人的封建世道。对于一个快饿死的陕西农民来说，坐在金銮殿上的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有本质区别吗?
并没有。
那个评论者强调1644年，其实是在玩弄一种转移矛盾的把戏。他试图用民族矛盾来完全遮蔽阶级矛盾。在他眼里，只要统治者是汉人，哪怕像蒋介石那样搞“四一二”大屠杀，哪怕像明末士大夫那样不仅不交税还要鱼肉乡里，也是可以原谅的。
这正是毛主席之所以伟大的反衬。
为什么我们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而不是1644年?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
在1644年，中国只是从一个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满族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虽然倒退了，虽然残酷了，但其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核心并没有变——依然是地主剥削农民。
但1840年不同。西方列强带来的不仅仅是枪炮，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逻辑。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请注意这七个字，每一个字都是血泪。
半殖民地，意味着帝国主义不仅要占你的地，还要把你的国家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半封建，意味着原本的封建地主阶级，摇身一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看得那么透彻。他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反清”这个单一维度上。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赶跑了皇帝，可是中国好了吗?没有。换上来的北洋军阀，换上来的国民党新军阀，依然在卖国，依然在压迫百姓。
为什么?因为阶级没变。
满清倒了，但依靠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没变。如果不触动这个结构，就算把爱新觉罗家的人全杀光，换一个姓李的、姓张的上去，依然会产生新的“慈禧”，依然会签新的《辛丑条约》。
所以，那个评论者死盯着1644年，恰恰暴露了他历史视野的狭隘。他看不到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腐朽的封建皇权，更是强大的国际资本主义。要把这两座大山一起推翻，单靠民族主义是不够的，必须依靠阶级斗争。
第二章：“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阶级本质
这就引出了那个令人作呕的现象：满清统治者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这句话，简直就是满清晚期统治逻辑的底裤。慈禧太后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时候，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很多现在的历史发明家、电视剧编剧，试图从地缘政治、从当时国力悬殊的角度去为他们洗地，说这是“弱国无外交”的无奈。
放屁！
这根本不是无奈，这是阶级本能。
对于清政府来说，“友邦”(列强)要的是钱，是地，是通商口岸。给他们这些，虽然丢脸，虽然丧权，但慈禧的位子还能坐，爱新觉罗的江山还能保，满洲贵族的荣华富贵还能维持。
但是“家奴”(人民)要的是什么?人民要的是生存，是土地，是推翻这个吃人的制度。如果把资源给了人民，如果发动人民去抗击列强，那么被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打跑洋鬼子之后，顺手就会把腐朽的清廷给推翻。
在清廷眼里，洋人是强盗，但也仅是强盗，给点钱就能打发;而觉醒的中国人民，是掘墓人。
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来说，亡国不可怕，亡党、亡身才可怕。为了保住他们那个小集团的阶级利益，他们宁愿出卖整个民族的利益。
这种逻辑，仅仅是满清独有的吗?
当然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用阶级史观来看问题。如果不看阶级，你就解释不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汉人吧?国民党是汉人政权吧?可是当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时候，蒋介石喊出了什么口号?“攘外必先安内”。
这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蒋介石看来，日本人的侵略虽然要命，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是心腹大患。日本人要的是中国的领土，而共产党要的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命!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的阶级本能决定了他会优先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所以，您看，如果不抽掉阶级这个概念，历史的脉络是如此清晰。满清的卖国，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异族，更因为他们是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也不仅仅因为他战略短视，更因为他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是所有反动统治集团的共同特征。
而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打破了这个死循环。他看透了，要救中国，就不能指望上面的统治者“良心发现”，必须把最底层的“家奴”——也就是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
只有当“家奴”翻身做了主人，只有当这个国家不再属于某一个家族、某一个利益集团，而属于全体人民的时候，这个国家才会有真正的骨气。
第三章：屏幕上的妖风——为何“好皇帝”泛滥，“郑成功”成寇？
接下来，我们要痛斥那个极度恶心的文化现象。
现在的电视屏幕上，打开就是清宫戏。一个个把辫子留得油光水亮，康熙是千古一帝，乾隆是风流明君，雍正是勤政典范。甚至连纳兰明珠、索额图这些大贪官，都被塑造成了忧国忧民的政治家。
这帮人，在历史上哪个不是双手沾满汉人鲜血?哪个不是文字狱的制造者?但在电视剧里，他们成了好人，成了慈父，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更令人发指的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某些新出的影视作品里，竟然快被塑造成反派了!甚至有的作品暗示，统一台湾的清军是“正义之师”，而坚持抗清的郑氏集团是“分裂势力”。
这是何等的颠倒黑白！
这种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鬼在作祟?
有人说这是为了民族团结。我说，去他妈的这种民族团结。建立在谎言和遗忘之上的团结，是沙滩上的楼阁。
这种文化现象的本质，是阶级史观的全面溃败和封建精英史观的借尸还魂。
现在的很多编剧、导演、文化精英，他们的屁股是坐在统治阶级那边的。他们潜意识里代入的，不是那个被圈地逼死的农民，不是那个被剃发令砍头的书生，而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是那个运筹帷幄的王爷。
在他们看来，秩序高于正义，统治高于反抗。
满清虽然是异族，但它是成功的统治者，它维持了庞大的版图，它有宏大的皇家气派。这种“成功学”的逻辑，深深吸引了当代那些崇拜权力的文化人。
而郑成功呢?他是反贼。他是破坏大一统秩序的人。他代表了一种不妥协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习惯了“跪舔”权力的现代犬儒主义者来说，是刺眼的，是让他们感到不安的。
所以，他们要解构郑成功，要污名化太平天国，要嘲笑义和团。
他们嘲笑义和团“愚昧”、“盲目排外”，却对八国联军的暴行轻描淡写;他们指责太平天国“破坏生产”、“内斗”，却对曾国藩“天津之乱”后的屠城视而不见。
这不仅仅是审美偏差，这是政治站队。
当他们抽掉了阶级这个维度，历史就只剩下了“成王败寇”。满清坐稳了江山，所以满清就是正统。老百姓被杀被辱，那叫“历史的代价”。
这种历史观是极其反动的。如果不加以批判，我们的下一代就会认为，被压迫者反抗是错的，顺从强权才是对的;就会认为，只要能当稳奴才，也是一种幸福。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为什么要评《水浒》?就是为了警惕这种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
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看看今天的电视剧，何止是投降派，简直是歌颂主子派!他们不仅要当奴才，还要赞美主子的鞭子抽得有水平、抽出了盛世辉煌。
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恶心?怎能不让人怀念那个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让工农兵成为主角的时代?
第四章：只有阶级史观，才能解释为什么“明亡清兴”不是出路
回到最初的争论。为什么说明朝灭亡、清朝兴起，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加深了苦痛?
如果您只看民族史观，明朝是汉人的，清朝是满人的，所以明亡是倒退。这没错，但不够深。
用阶级史观来看，明朝为什么亡?
明朝亡于地主阶级内部的贪婪与腐朽。明末的江南士大夫集团，富得流油，却抗拒纳税。东林党人满口仁义道德，实则代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向江南富商征税，结果国家财政枯竭，只能向北方贫苦农民加派“辽饷”。
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哭着说“诸臣误我”。诸臣为什么误他?因为对于那些官僚地主来说，换个皇帝无所谓，只要保住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就行。
所以，当满清入关，这帮汉人地主官僚，跪得比谁都快。钱谦益那种“水太凉”的丑态，就是这个阶级的真实写照。
满清入关后，为了稳固统治，它迅速与汉族地主阶级合流。满清皇帝成了最大的地主，八旗子弟成了寄生虫，而原本的汉族地主阶级依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甚至因为有了异族征服者的武力撑腰，他们的剥削更加肆无忌惮。
清承明制，承袭的是什么?承袭的就是这套封建剥削制度。
所以，1644年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人吃人的本质。它只是换了一批吃人的人，并且吃相更难看，给中国套上了更沉重的精神枷锁(奴才文化)。
那个评论者说“问题出在1644”，如果他的意思是“满清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导致了中国落后”，这还有几分道理。但如果他的意思是“只要回到1644之前，中国就万事大吉”，那就是痴人说梦。
没有一场彻底的、触及灵魂的社会革命，仅仅靠改朝换代，中国走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第五章：毛主席的破局——为什么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把视角拉回到毛主席。
为什么说毛主席改变了中国?为什么他解决了1840年以来的问题?
因为毛主席不仅仅是赶走了日本人(民族革命)，不仅仅是赶走了蒋介石(民主革命)，更重要的是，他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阶级革命。
他没有像朱元璋那样，仅仅是推翻暴元，然后自己做皇帝;他没有像孙中山那样，仅仅是推翻满清，然后把政权交给袁世凯。
毛主席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把几千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扶上了历史的主舞台。
这才是真情实感的来源，这才是我们今天依然热泪盈眶的原因。
想一想，在毛主席之前，中国的农民是什么?是“愚民”，是“草芥”，是阿Q，是祥林嫂。士大夫们虽然嘴上说“民为贵”，实际上从未把他们当人看。
是毛主席，走进了湖南的农村，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城里的绅士们都在骂“糟得很”的时候，毛主席大声疾呼“好得很!”
他发现了蕴藏在农民阶级中那种能够改天换地的力量。他告诉这些苦哈哈：“你们穷，不是因为命不好，是因为地主剥削!是因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要联合起来，推翻这三座大山!”
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重塑。
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一触即溃?
因为对于国民党士兵来说，他们是为长官打仗，为地主打仗;而对于解放军战士来说，他们是为自己打仗，为家里的几亩地打仗，为不再受欺负打仗。
这就是阶级觉悟的力量。
毛主席把“中国人”这个概念，从少数精英扩展到了全体劳动人民。
回到满清的话题。毛主席对满清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辩证。他既承认康熙的版图贡献，又毫不留情地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解决了一个满清和国民党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组织力。
清政府为什么“宁赠友邦”?因为它无法动员人民。一旦动员，人民先反它。
国民党为什么“片面抗战”?因为它不敢发动群众。一旦发动，减租减息，地主不干。
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毛主席，敢于彻底地发动群众。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阶级基础的纯洁性，使得中共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四万万同胞凝聚成一块铁板。
当中国人民被武装起来，被先进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之后，什么八国联军，什么日本皇军，什么美帝野心狼，统统都是纸老虎!
这就是1949年之后，中国之所以能从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变成一个敢在朝鲜半岛硬刚世界头号强国的巨人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突然有了核武器(那时候还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基因变异了，而是因为阶级关系的根本变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和战斗力。
第六章：警惕“去阶级化”的阴谋——为郑成功，也为我们自己
最后，我想再谈谈那个让我们感到恶心的现实。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拼命地要抽掉阶级?
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人们重新拿起阶级分析这把手术刀，去解剖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去审视资本的无序扩张，去追问为什么“996”成了福报。
他们希望我们沉溺在“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中，只谈民族，不谈民生;只谈地缘政治，不谈阶级矛盾。
他们把历史变成了一锅浆糊。在他们的叙事里，曾国藩是修身齐家的圣人，却忘了他是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李鸿章是忍辱负重的裱糊匠，却忘了他一家资产富可敌国。
他们甚至开始解构革命。把革命领袖庸俗化，把革命英雄虚无化。
当我们看到郑成功被污名化的时候，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评价问题。这是一种信号。
郑成功抗清，某种意义上，不仅是民族气节，更是一种不向强权低头的反抗精神。虽然他代表的是南明残余势力，但在那个汉民族被残酷压迫的时刻，他的坚持代表了被压迫者的最后尊严。
那些污蔑郑成功、美化满清的人，骨子里就是当代的“包衣奴才”。他们崇拜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强权。
如果我们丢掉了阶级史观，我们就会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舆论场中迷失方向。我们就会跟着别人去赞美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皇阿玛”，就会跟着别人去嘲笑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泥腿子”。
那个评论者说“1840不重要，1644才重要”，实际上是在试图割裂中国近代革命的逻辑链条。
如果我们承认1644是根源，那么解决之道似乎只要“光复汉室”就行了。但如果我们坚持1840是开端，那么解决之道就必须是反帝反封建，就必须是社会主义。
这就是路线之争。
今天，我们重申毛主席的伟大，重申阶级史观的重要性，不是为了在这个和平年代挑起仇恨，而是为了保持清醒。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虽然没有了皇帝，但资本的王座依然在渴望奴役;虽然没有了八旗子弟，但特权阶层依然在试图固化阶层。
我们不能让“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悲剧，以另一种形式——比如“宁救股市，不救房奴”，或者“外资超国民待遇”——在今天重演。
尾声：正本清源，守住我们的魂
同志们，我们的愤怒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你(们)对满清戏说泛滥感到恶心，如果你(们)对郑成功被无端污名化感到不解，这恰恰说明我们内心深处依然跳动着一颗朴素的、正义的、属于人民的心。
因此，不要被那个“1644论”带偏了节奏。满清固然恶心，但我们要反的不仅仅是满清，而是一切压迫剥削人民的制度。
毛主席改变了中国，是因为他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他让我们知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让我们知道，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他让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崛起，绝不是靠给某个“好皇帝”磕头磕出来的，而是靠千千万万个觉醒的劳动者，挺直腰杆，用血汗和智慧干出来的!
那些试图抽掉阶级、把历史变成宫廷斗争剧的人，终将被历史嘲笑。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让我们守住阶级史观这盏明灯，不媚权，不媚俗，看清历史的真相，也看清未来的路。不论是1644的血腥，还是1840的屈辱，终结这一切的，不是另一个封建王朝，而是1949年那一面五星红旗，和红旗下站起来的、不再做奴隶的人们。
这，才是不可动摇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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