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毛主席只搞阶级斗争，从来不提依法治国。这种认知，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一代伟人治国理政思想的双重误读。
一个小作坊都知道要想经营好必须建立规章制度，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伟人岂能不知?这本身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事实上，毛主席不仅重视法治建设，而且他对法治的思考，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深远。
一、“治国，须有一部大法”
1953年年底，一趟专列驶离北京，向南疾驰而去。列车上，毛主席对随行人员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
此行的目的地是杭州。从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在西湖边度过了整整77个日夜。他几乎爬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一边爬山，一边思考。他对身边同志说：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做党和政府主席了，谁来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这就是毛主席对法治最基本也最深刻的理解——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规矩。
为了起草好这部宪法，毛主席秉持 “搞宪法是搞科学” 的理念，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他广泛阅读、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苏俄宪法、罗马尼亚宪法、波兰宪法……案头堆满了一摞摞书籍。他从苏俄宪法中得到启发，决定在总纲前加入序言部分。从此，“序言”这个形式成为我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至今。
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与起草和修改，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用他自己的话说： “宪法的起草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搞了的。” 他提出了 “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 的指导方针，要求宪法 “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让老百姓都能理解宪法” 。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6月，宪法草案公布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随即遍及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各方提出意见118万多条。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主席说，这部宪法 “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 。
这样一位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倾注无数心血的人，竟然被说成“只搞阶级斗争、不重视法治”，这不是天大的笑话是什么?
二、那些“只搞阶级斗争”的论调，到底肤浅在哪里
说到这里，不妨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人张口闭口“毛主席不讲法治”?
说这种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种是真不知道，对建国初期的历史近乎空白，既没读过“五四宪法”的起草过程，也不了解那场1.5亿人参与的大讨论，只凭几个道听途说的标签，就敢对一位开国领袖的法治实践妄下断语。这种无知，倒也罢了，补补课就能醒过神来。
另一种，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嘴里喊着“依法治国”，心里装的却常常是另一套，把“法治”窄化为西方那套程序正义，把“阶级斗争”等同于不讲规则，然后拿这个自己立起来的靶子打得津津有味。他们选择性忽略一个基本事实：毛主席主持制定宪法的那几年，新中国刚刚走出战火，百废待兴，他第一时间抓的不是别的，正是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 如果这都不叫重视法治，那什么才叫?
更可笑的是，这些人往往把“法治”和“群众运动”对立起来，好像法律必须高高在上、远离人民才算“纯粹”。他们不理解，毛主席恰恰是在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法律如果脱离了人民的监督，迟早会沦为少数人的工具。他们指责毛主席“不讲法治”，其实是因为毛主席的法治观超出了他们那套狭隘的教科书，触及了他们不愿触碰的命门：谁来管住掌权的人?
所以，不是毛主席不讲法治，而是某些人把法治理解得太浅、太窄、太自私了。
三、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
但毛主席对法治的思考，远不止于制定一部宪法。
他一生都在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历史之问：中共能否跳出历代政权“人亡政息”的宿命?毛主席沉思片刻，给出了一个满怀信心的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毛主席看来，光有法律条文远远不够。法律制定出来了，谁来监督它的执行?谁来保证掌权者不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法律失去有效的监督，就会出现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的现象。这恰恰是历史上无数政权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所以，毛主席考虑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如何形成群众监督机制，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在起草“五四宪法”的过程中，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宪法草案初稿中有一条写道：“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执行其任务时，应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和监督国家管理工作。”毛主席审阅后专门批示： “此条似应移至总纲。” 在正式通过的“五四宪法”中，这一条被写入总纲第十七条，文字改为： “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把“群众监督”写入宪法总纲，这绝非文字位置的简单调整，而是毛主席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法律的公正性必须由人民来守护。
毛主席深知，历史上所有王朝从不缺乏法律，秦有秦律，唐有唐律，法典不可谓不完备，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根本原因不在于有没有法律，而在于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当权力失去监督，再完备的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四、法治的深层逻辑：让人民成为法律的守护者
正因如此，毛主席的法治思想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将群众路线贯彻于法律监督之中。
他认为，对付权力腐败、贪污浪费，单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在他看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对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 。
这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恰恰是对法治的深化。法治不只是制定法律，更要确保法律不被架空、不被扭曲、不被少数人操纵。而确保这一点的最可靠力量，就是人民群众。
毛主席清楚地知道，宪法和法律写得再好，如果执行者不受约束、不受监督，法律迟早会沦为工具。他一生都在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让人民能够有效监督权力的机制，让法律不仅写在纸上，更活在人民的眼睛和嘴巴里。
他曾说：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 这句话常被误解，但放在他的法治思想框架中看，逻辑是清晰的，法律的执行需要持续的人民监督，否则法律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专利。
毛主席反对的是 “人治” ，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存在。他追求的是让法律永远公平公正地为人民服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就是让人民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守护者。
写在最后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主席不仅重视法治，而且对法治有着超越时代的深刻思考。
他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千秋基业。他提出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从主席到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的法治原则。他更超越了“有法可依”的层面，深入思考了“法由谁守”“权如何管”的根本问题，给出了 “让人民来监督” 的历史性答案。
那些说“毛主席只搞阶级斗争、不重视法治”的人，要么是不了解历史，要么是有意歪曲。一个在列车上说出“治国须有一部大法”的人，一个在西湖边度过77个日夜逐字逐句推敲宪法条文的人，一个将“群众监督”写入宪法总纲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既要有法可依，更要让法有所护。
法律的威严来自制定，法律的灵魂来自监督。毛主席的法治思想，恰恰抓住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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