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韩国外籍劳工数量正式突破100万人，其中三成为临时工或短工。华城的悲剧暴露出韩国用工市场的两大弊病：一是现代产业背后的血汗工厂事实，二是还有近百万沉默不语的外籍劳工正在遭受系统性的非公正对待。
2024年6月24日早上，韩国京畿道华城市Aricell锂电池工厂突发火灾，共造成23名工人死亡与8名工人受伤，其中有17名死者为外出务工的中国朝鲜族公民。事故原因认定为劣质电池起火引发的一系列爆炸与火灾，由此暴露出该厂生产中存在的诸多弊病。尽管涉事企业代表于2025年7月2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但仅这一处罚既不能平息死者家属情绪，也没有回答当下韩国电池产业中工人的处境。
华城的悲剧暴露出韩国用工市场的两大弊病：一是现代产业背后的血汗工厂事实，二是还有近百万沉默不语的外籍劳工正在遭受系统性的非公正对待。特别是这些外籍劳工，在他们被困于“低端”工作岗位的同时，还处于相当孤立的社会位置上。
在事故调查的过程中，电池厂平日的松懈一览无余。该厂自2021年接受韩国军方一次性电池订单后，便采取调包检测样品等欺骗手段通过例行检查。特别是在2024年5月以来，为了完成订单，电池厂直接将生产目标提高一倍，为此引入了大量未经培训的派遣工。讽刺的是，在事故发生的前几日工厂仓库就发生一起小规模的电池爆炸，但没有引起工厂任何反应。由于电池从起火到连锁爆炸间隔极短，所以现场工人很难有时间灭火和疏散，最终酿成惨祸。
韩国电池产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这场韩国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化工厂事故毫无疑问会对其造成影响，因此引起了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涉事企业Aricell在电池市场上表现一般，而公司一直以来都将压低成本视为关键策略。该公司曾透露电池部门的“低成本率是竞争力之一”，表现在具体上就是滥用派遣工，特别是引用大量外籍劳工。涉事工厂中的外籍员工许多都是来自东北的朝鲜族，工厂内最多时有百名朝鲜族员工，多数为女性。而这些外籍员工的故事又揭露出韩国雇佣制度下的另一创伤。23名遇难者中17名为中国籍，1名为老挝籍，5名为韩国籍（其中1人为中国移民），外籍劳工的高伤亡不禁让人质疑起韩国外籍劳工的实际处境。
自90年代以来，韩国进一步放开引入外国劳工。当时正值中韩建交与工人大下岗，许多东北的朝鲜族开始来到韩国务工，此外还有许多来自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员工。这些外籍劳工大多用于填充那些肮脏（dirty）、艰苦（difficult）和危险（dangerous）的“3D工作”的劳动力空缺。对韩国来说，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多、要价低，工会一般也不会过问，是备受青睐的劳动力资源。
大多数华人来这的原因就是被相对国内较高的薪资吸引，打算在韩国打工几年攒够了钱再回国。落地韩国的他们要么凭借一些朝鲜族联系工作，要么去华人聚集的“介绍所”求职。此外，在国内的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专门办理赴韩务工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安排的工作大多都是日结（即“日当工”），雇主也多是小企业，基本就意味着底薪与低福利。例如本次事件中电池厂的大多数朝鲜族员工，就是通过中介签署劳动合约，工资被限定为韩国最低时薪，即一小时9860韩元（约51.4元人民币，2025年这一标准已经调整到10030韩元）。
朝鲜族员工是所有韩国外籍员工的一个缩影，他们彼此孤立，又难以融入社会，相当多人只能限制在“低级”岗位上。签证正是一个卡住他们的难关，韩国政府为此规定了繁多的签证种类以对应不同的用工场景。还拿此次事件的遇难者举例，其中朝鲜族员工多持H2签证（只为朝鲜族开放）或F4签证，但前者只允许从事多为临时工的低熟练度工作，后者必须从事专业工作，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认可度各有不同。如果说朝鲜族还能凭借与韩国更近的关系获得更多工作机会，那些其他外籍工人则可以说是孤家寡人，他们也是持E9签证（非专业就业的雇佣合同制）的主力军。这样的分别实际上强化了企业对外籍雇工的控制，持E9签证的员工甚至没有自由求职的权利，只能服从企业工作安排。对签证限制稍有违规就会被打为“非法工人”，如果不愿意被遣返回国，那么只能做个“无证工人”，乖乖接受黑中介与黑厂的安排，而这正是许多工厂乐意看到的。
外籍员工在韩国受到方方面面的不公，最直观表现在工作场所死亡率上。2023年韩国学界的一份名为《制造业外籍劳工工伤死亡分析及对策研究》的文章指出，外籍劳工的工伤事故和事故死亡人数分别占总事故的7.6%和12.3%，其工伤死亡率高于韩国普通工人的近三倍。即便是与韩国本土居民更接近的朝鲜族人也常常被视为“二等”，往往从事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他们很难为本地人接受。
2024年，韩国外籍劳工数量正式突破100万人，其中三成为临时工或短工。与此同时，韩国本土劳工与外籍劳工之间的鸿沟已经加深。韩国的工厂主们抱怨韩国年轻人“好吃懒做”，不愿从事各类低薪体力劳动，于是越来越多的外籍雇工出现在工厂、工地和护工机构中，甚至一度出现外籍劳工的收入高于本国工人的现象。然而一些韩国雇主已经越来越不满移民工人收入增加，有的工厂开始削减住宿和餐饮补贴，甚至有人主张单独为外籍劳工设置一个最低工资标准。韩国本地工人也在抱怨外国劳工正在抢走他们的工作，本地工会和移民工会往往也没有太多合作。排外行为也时有发生，例如今年7月有一名斯里兰卡砖厂工人因为工作失误，就被本地叉车司机挂在叉车上，周围还有许多工人围观取笑。一边是不满的本地工人，一边是贪欲无边的资方，外籍劳工完全陷入两难境地。
对于外籍劳工来说，韩国只是他们寻求机遇的地方，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片靠金钱说话的土地。时任韩国移民工会主席的尼泊尔人乌达亚·拉伊批评道：“移民工人在韩国已经被视为廉价的一次性用品。我们被迫从事艰苦的劳动，未经雇主许可，我们没有权力离开工作场所。”很多外籍个人也有把家人接到韩国的想法，但签证限制和有限的收入往往成为阻止家庭团聚的原因，只能让他们于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外籍工人就像华城事件中电池厂生产的一次性电池一样，只有自身还有价值，才能参与这套社会运转，而他们能做的只有在“电池”放完电之前，为一个小家争取到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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