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全国的目光都被对“右派分子”的追捕牢牢牵引之时，李进却再一次被迫投入到一场私人战斗之中——这一次，是与她自己的身体为敌，比任何先前的斗争都要残酷。复发来势汹汹，毫不留情。高烧昼夜不退，灼烧着她。体重急速下坠，直至形销骨立，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医生们惊惶地聚集在一起会诊。妇科医生给出的结论冰冷而致命：子宫颈癌。
她记得，1955年她曾被送往苏联做体检——却一无所获。那时的苏联医生拒绝接受中国的诊断，讥讽所谓“细胞学说”，因而断然否定治疗。直到1956年，中国医生才在她日渐衰弱的身躯上发现：畸变的细胞正要突破子宫颈的屏障。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手术，或放射治疗。然而手术几乎不可能——她的腹腔仍因之前的肝脏手术而布满粘连，日日折磨着她。剩下的唯一选择，便是放疗。
随之而来的痛苦难以言表。镭植入让她痛不欲生，根本无法承受;而更强烈的钴60，则是彻底的酷刑。她的身体拒绝一切治疗，医生们也束手无策。走投无路之际，他们劝她再度赴莫斯科，把生命交给苏联医生。但对她而言，那意味着不可承受之重。重病之身，再次远离中国，生死未卜，在异国他乡任人摆布——这等同于彻底放弃意志。她拼死反抗，可医术之外的声音接连施压，将她逼入死角。最终，连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都决定强行送她出国。孤立无援的她终于屈服，踏上了第四次、也是最不情愿的一次赴苏之旅。
她至今清晰记得抵达莫斯科时的情景：虚脱、发烧、心中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苏联医生的诊断更为严峻——白细胞数量骤降至三千，这是放疗的可怕后遗症，她的免疫系统几近崩溃。起初，苏联医生拒绝接收她。绝望之中，她与中国的妇科医生及随员竭力抗争，坚持认为，只要医院有空床，就不能拒收。争执之下，医生们让步，破例允许她将中国专家留在身边。
接下来的治疗，她后来称之为野蛮行径。苏联医生用过量的钴60轰击她，那一击之下，她失去了意识，确信骨髓已被毁坏。随后输血接踵而至，但每一次输血都让她的高烧愈发炽烈。治疗与病魔几乎已无分别。最终，整个疗程被迫中止。她徘徊在死亡边缘，命运未卜。
苏联医生在治疗上陷入僵局后，决定让莫斯科郊外的新鲜空气替代市区环境，或许会更有疗效。于是，他们把她送到了一家郊区疗养院——显然，这也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
那个冬天格外严酷，疗养院的治疗方法近乎残酷。医护人员试图用“疗法”来治愈她：让她暴露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中。瞬间，汗珠从她全身毛孔迸出，视力也随之紊乱，眼前的影像模糊而扭曲。双腿虚弱到无法独立站立。为了“锻炼”自己，她仍勉强坚持运动，但单凭意志力无法阻止身体的急剧衰败。在她的回忆里，那仿佛是一个噩梦般的冬天，慢慢熬成春天，又熬到夏天。医生们敷衍照料许久后，郑重宣布她患的是“佝偻病”。她听后忍不住大笑：早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陕北，许多同志也曾患过所谓的“佝偻病”，人们当时以为是缺碘和缺钙所致。但这次诊断显然另有用意——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把她推回市区医院。
回到市区后，医生们终于动用了他们对抗癌症的“最强武器”。第一轮钴治疗，然后第二轮、第三轮。巨量的剂量使她的身体急剧虚弱，必须持续吸氧。在第四次治疗中，她戴着氧气面罩陷入昏迷。她记忆犹新：断断续续的意识恢复，窒息般的恐惧，死亡逼近的感觉。
一旦恢复些许力气，她立即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停止钴治疗;第二，把她送回国。然而，要求是一回事，要落实却是另一回事。在苏联，医疗体系等级森严，没有上级批准，医生或教授几乎不可能自行承担责任。等到终于找到一位医学教授接手时，她已再度陷入昏迷。等到她在氧气罩下苏醒，头晕目眩、满身大汗时，再次恳求说自己迫切想回国，但无人理会。她虚弱得无法进食，身体愈发衰败。面对自身的无能为力，市区医生恼羞成怒，索性下令将她再次送回郊区疗养院，推到他们管辖范围之外。
“在那些日子里，”她满怀激情地说，毛主席始终清楚，她最渴望的莫过于回到祖国。然而，苏联医生所出的详细病情报告，他也都一清二楚。当周总理受命赴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时，他专程到医院探望了她。正是他，转达了主席的指示：她必须留在莫斯科，直到病情确有明显好转方可归国。总理在医院期间，与医护人员详谈，并细致研读了她的病历报告，要亲自判断她的真实病况。当诊断和治疗的全貌逐渐清晰时，他对苏联医生的所为与不为大发雷霆。但她也明白，总理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同赫鲁晓夫谈判，那些冗长而艰难的交涉，难免影响了他的心情。
尽管如此，她仍为总理的来访而欣喜若狂。她竭力独自追踪国内外的政治动态，而他能告诉她的消息实在太多。但在总理眼中，最好的药方是“消遣”。有一天，他带来鲍罗廷夫人，以及以旦角著称的名伶程砚秋，他坚持要来看望她。后来又有几位友人加入，大家在病榻边逗留良久，只是总理常常要抽身去继续与赫鲁晓夫周旋。为了取悦她，程砚秋还即兴表演哑剧，讥讽党内一些同志在表演风格上，不是追随正统的梅兰芳一路，便是学他程派的创新之风。
当晚，他们相互谈笑风生，尽情调侃熟知的人与政事，直至深夜，才因饥饿而散去。医院根本没有为她准备合宜的食物以待宾客。更晚些时候，周总理与几位同志又返病房，满腹怒火，痛斥赫鲁晓夫谈判中的顽固不化：“他简直不可理喻!”总理愤然说道。她心中却颇觉难堪，因为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大家。俄国常见的粗面包、鱼和鸡蛋，在她看来根本不足以款待宾客。但总理并不在意，还极力逗她开心。他甚至还带来邓颖超写给她的信，却一时忘了交给她，结果竟一路带到印度，再带回中国，才猛然想起。
至于程砚秋——这个她本以为日后可以倚重的革新派艺术家，她说自己早就一再请求总理和主席保护他，不要让他们的共同敌人得逞。程砚秋在五十年代末首次遭到攻击时，总理尽力护持，但终究未能成功。1958年，程砚秋被“四条汉子”迫害致死。为何要迫害他?只因他开创革新的表演风格，而他的对手梅兰芳则代表正统。
她回忆说，自己在苏联滞留的时间越久，病情就越发恶化。为了纠正血小板数量的下降，医生不得不给她进行输注。在抗癌治疗开始前，她的血小板计数还很正常，大约有24万，但放射治疗后骤降至7万。输注之后，她感到一股诡异的寒意，随之而来的是麻木，继而惊觉半身不能动弹——这种半身瘫痪令苏联医生惊恐万分。她觉得头颅仿佛要炸裂，剧痛难忍，发热连连。她一再恳求，放她回国。终于，他们同意了。可是在返程航班上，她的全身又突然出现大面积皮下出血……
四
随着岁月带来的冷静与超然，她也对一些国际事务发表了点到即止的评论。她开头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却愿意把有限的资金拿出来支援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毛主席常常告诫国人，要教育年轻一代——这些将来要接班的人——两件事：“不要像军火商那样唯利是图”，“不要逼迫别人偿还债务。”领导层至今依然遵循着这些教诲。他们相信，应该支援奋战在前线的北越人民和民族，因为如果不支援北越，敌人就会直接攻到中国的领土。这同朝鲜战争时的道理是一样的。
提到赫鲁晓夫，她的语气里满是厌恶。她说，1955年9月，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竟对他说，当时国际舞台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黄祸”，指的就是中国人，还要求西德人帮助他“对付中国”。而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苏联并没有给予他们多少帮助。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只是借给他们三亿美元，还要收取高额利息。等到1956年波兰与匈牙利事件爆发，赫鲁晓夫政权岌岌可危时，反倒是中国主动飞去支援他，并提供了大量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历史经验的文章与文件。
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访问中国，表面上是来参加十月一日的国庆庆典，但整个过程既冗长又令人痛苦。就在那次访问中，他宣布要撤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强硬要求中国偿清所有债务。这一声明让人震惊，因为五十年代末对中国来说，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极为艰难的时期。可即便如此，赫鲁晓夫却还妄想中国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他根本无法理解，当苏联在1960年7月撤走了一千三百多名专家时，中国人会毅然站起来，自力更生，勒紧裤带继续奋斗。更有甚者，苏联人在撤走人员与设备的同时，还拒绝与中国平等交换商品。他们甚至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远程广播电台，如果得逞，就能操纵整个中国的通讯系统。又提出要建立一支联合舰队，从而控制中国所有的水域，包括沿海与内河。实际上，毛主席原则上同意了后一个提议，但条件是必须由中国自己出钱。毛主席当面对赫鲁晓夫说：“这是原则问题，否则你们会把一切都夺走。”
“赫鲁晓夫是个蠢蛋，”她说道。主席曾以一种哲理的口吻对他说过：“(如果苏联执意那样做)那我们就重新上井冈山去。”可惜，赫鲁晓夫愚蠢到完全听不懂这句话的深意。而赫鲁晓夫也并非没有小动作，他还会以某种“游击战”的方式暗中对付他的对手。
她强调，当苏联人还能自由进入中国时，他们掠夺了许多稀有而珍贵的矿产资源，其中就包括钛矿。她是在第一次前往中国南部海岸外的海南岛，进行与文化工作相关的调查时发现这一点的。在那里，她采访了两位曾参加抗日战争的战士，并拍摄了一些照片，用以澄清1939年日本占领期间军事行动的史实。这座热带岛屿远比她想象中更加葱郁美丽。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对其赞叹不已，他与后来的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将这里誉为“天涯”。
有一天，她在岛上人迹罕至的角落四处走动、拍摄风景时，不慎跌入一堆灰白色、粉状的物质中。她尴尬地爬起来，拍去身上的灰尘，问向导这奇怪的东西是什么。“钛!”他们答道。显然，这是一种珍贵的矿物，于是她进一步追问。不久前，一些岛民告诉她，一群俄罗斯人曾来到这里，宣称要占有这些钛矿。岛民们的反应呢?他们坚决抵抗，绝不向苏联的要求屈服。继续追查下去，李进发现海南岛蕴藏着丰富的钛资源。
至于勃列日涅夫，她并不怎么感兴趣。她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思想也充满了“谬论”。他的“有限主权论”，也可以称作“社会帝国主义”，只不过意味着他们有权横行霸道。苏联人自以为代表“爱国党”，而其他国家不过是“小孩党”。这还是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能找到这样的理论吗?勃列日涅夫是“世界上最大的丑角”!因此，中国并没有承诺给予苏联任何援助。毛主席告诉人民要“支援那些支援自己的人”。美国政府和修正主义的苏联政府都在为本国的军火工业服务。没有战争，军火工业又怎么可能获利呢?
这一点让她想起了一部关于中印边界战争(1962年10月)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名印度士兵在战争结束后准备回家时攒下了一些钱。然而在激烈战斗中，这笔钱不慎遗失，他因而痛哭不已。一名中国士兵捡到钱后把它归还给了他，印度士兵欣喜若狂。
她接着说，中印边界战争的祸根应当归咎于赫鲁晓夫。正是他怂恿印度人主动挑衅中国，以扩大领土。他告诉印度人，中国人不会还手。但他大错特错了!当印度军队的考尔中将眼看就要被俘时，他伪装成普通士兵逃跑了。毫无疑问，如果中国当时继续作战，他们完全可以一路打到新德里。但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主动撤军，并将俘虏的印度士兵和暂时缴获的装备一并送还。然而，她反复强调，中国人心里清楚，他们本来完全可以一路打到新德里。
在这场中印战争中，他们很快明白，虽然印度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但其人民仍然受压迫。印度人民之所以与中国作战，只是因为被自己的领导人所强迫。正如她父亲尼赫鲁一样，甘地夫人也奉行大国沙文主义。
与苏联的麻烦从未间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珍宝岛之战(1969年3月2日)，李进继续说道。这场战斗由年仅二十多岁的孙玉国指挥，他“真正懂得如何作战”，英勇果敢，指挥得当。作为嘉奖，他被选为党的九大的代表(1969年4月)。
为了说明毛主席在对待中苏论战上的民主作风，李进举了一个例子：当苏联辱骂中国时，中国报纸照样刊登他们的咒骂;但苏联却绝不会刊登中国对他们的批评。再比如，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1972年5月22日至29日)时，中国没有说过一句讽刺他的话，哪怕就在同一时刻，美国政府正在越南进行着疯狂的轰炸。当然，他们清楚尼克松是“反共老手”。然而，正是他第一个迈出脚步，走上中美友谊之路。他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的美国总统。即使如此，尼克松在美国国内仍因这些举动饱受批评——李进说到这里，语气里既带着讥讽，也带着几分感慨。
他们观察到，尼克松是个善于突然转变立场的人。曾经，他视中国为“扩张主义国家”;后来，却认为中国是“内向的”。因此，必须时刻对他外交政策的风云变幻保持警觉。如果毛主席没有对尼克松这些骤然的变化保持敏锐，又怎能主动邀请他以旅行者、游客，或者任何身份走进中国?
在谈到尼克松时，李进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坚决批判美国帝国主义;但在政治礼仪上，则要尊重尼克松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尤其在缓和时期。当我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外交政策发表了几句贬低的话时，她立刻回击道：“要不是尼克松总统来了中国，你今天也不会来!”
李进强调，她的人生重心几乎完全落在公共事务领域，而这一领域又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她与毛主席的私人生活。她说，他们夫妻一直过着简朴的日子，时间主要用来读书、研究时事、写作，以及偶尔介入外部事务。她和主席几乎从不一同外出，更谈不上为了享乐而去下馆子。自他们定居北京以来，她只去过几次餐馆(那是她年轻时的嗜好)。她带着几分苦笑承认，主席对饮食并不讲究，总是狼吞虎咽，等最后一道菜端上来时，他早已吃饱，没了兴趣。这习惯让她想起宋代宰相王安石：王安石只吃摆在面前的菜，忽略了桌上的其他佳肴。一次，他夫人告诉厨子“宰相最爱这些菜”，厨子就反复烹调，殊不知王安石只是因为那些菜刚好近在手边。李进把这段轶事讲给毛主席听，他哈哈大笑，打趣道：“哈哈哈，你对历史就只知道这么点儿，还拿来取笑我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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