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李约瑟难题”引发若干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五)
【作者按】本文系根据作者2005年1月31日完稿于夏威夷檀香山，之后发表于《孔子研究》2005年第五期“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文稿整理。
【摘要】当今自媒体在谈论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大气候中又重新翻出“李约瑟难题”议论起来。李约瑟当年问的是：为何古代中国科技领先，近代科学却没有中国诞生。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议论是一个必然，原因是“李约瑟难题”引发了近代以来若干关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其实李约瑟和一些西方学者早已切中要害地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回答，但是我们国内主流可以说仍基于西方殖民思想影响的错愕认识，将近代科学视为只是欧洲的发展，没在中国文明中产生。
其实这只是中国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之一。其他如“科学本质是什么”、“儒家传统没有科学吗”、“什么是西方现代性”、“现代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科学是狭义思维”、“为什么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为什么不假设二元即没有科学”、“儒家的是什么科学”、“为什么汉语具有精准性”、“杨振宁观点为什么不对”、“天人合一阻碍科学了吗”、“为什么古代文化促进科学的辉煌”、“美国学生为什么惊叹不已”、“西方现代化了什么”、“为什么现代科技与资本侵略、殖民分不开”、“马克思怎样痛斥现代科技”、“科技如何把人类成批灭绝作为任务”、“现代科技值得羡慕吗”、“毛泽东为什么肯定‘中体西用’”。本文一一作出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历史解答。
七、“科学”在西方“近现代”的命运
中国为什么没出现西方式的“近现代”?问题反过来是，为什么西方出现了个“近现代”?其中神秘的原因是什么?
西方近现代科技强，中国古代科技强。其实已经是对所谓“思维(或语言)方式与科技的关系”这一命题的否定，其中包括对儒家思想与科技之间直接、简单关系的牵强假设。也就是说，其神秘原因不在思维(语言)。是“近现代”使西方一下子赶上、超过了中国，是“近现代”让中国一下子被甩到后面。“近现代”对中国、西方都是个神秘概念。双方的命运似乎都在这个“近现代”中，真是令人玩味。“近现代”究竟是怎么回事?追究“近现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为转折点导致西方资本阶级的崛起和资本生产的建立、发展，成了不争的事实。马克思这方面的分析是最杰出的贡献。
“近现代”都把什么东西现代化了?思想传统方面对上帝的否定，可以说是个奇特变化。其奇特性，就在于结束了以宗教信仰为基本特点的西方主流思想传统。说西方终于在这方面赶上了儒家思想，应当不过分。儒家两千多年前就不迷信。西方到近现代才做到。不过西方对上帝否定还不彻底。所作的只是让上帝换换位置，从目的地位转到手段地位。个人利益和欲望现在被摆到原来上帝的地位。这种变化最清楚不过的是反映在尼采“超人”的理论和洛克“个人可以无限积累财富”的理论上。尼采说上帝死了，它再也不能为穷人和弱者说话了。强者压迫弱者才是天经地义。洛克则提出是上帝给予“个人无限积累财富”的权利。所以，还要不要上帝，是看它是否为“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绝对地位说话。除了上帝有些变化，原来以宗教信仰为基本特点的整套西方思想体系，其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如宇宙为分散个体)的基本结构没有变。西方传统的道德概念是始终与上帝在一起的。上帝降到了次要地位，道德传统衰落也在逻辑之中。道德衰落为毫无顾忌地研制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手段(包括科技)，打开了各种绿灯，“个人利益和欲望”在“自由”的旗帜下放纵、膨胀(所谓个人发展)。这就是西方科技在近代获得空前发展的思想文化根源。
不少人感觉遗憾，设想中国也该有个跟西方一样的什么文艺复兴和启蒙。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自古中国(儒家思想)没有让以宗教迷信为基本特点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个别现象虽存在，但总体不是)，所以也就不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问题。只能说，西方两千年前非理性思想传统，到近现代才克服，才到达儒家两千年以前的认识。儒学内部虽然随时代变化充满争论，但其根本精神一直保持不变。 西方在宗教迷信问题上似乎赶上来了，却又被引导到以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为终结的目的，思维又返回“超越”的模式。西方近现代除“工具理性”发达，思想传统在整体上并无真正的进步。难怪丹尼奥• 海德里克在《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欧洲文明的真正胜利是在疫苗和凝固汽油、轮船和飞机、电和无线电、塑料和印刷，一句话，它成功是在技术，而不在思想意识。”[ 丹尼奥• 海德里克(Daniel R. Headrck)：《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学者发出“原始野蛮和近代野蛮”、“西方文明衰落”的种种置疑，都反映出西方思想意识方面停滞不前的现实。
从这样的“近现代性”的内在逻辑看，“现代化”了的，仅仅是手段。手段发展，一个是直接服务于实现个人利益的资本利润增值，另一是个人政治的权力欲望(这是之所以马基亚维利政治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原因所在)。二者互为逻辑、复杂交叉。正是由于此，科技进步、资本膨胀、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成了西方“近现代”的主要历史内容和科学实践社会性的基本特点。如果一桩桩一件件仔细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不一定每一项都清楚地体现与资本利润增值和政治权力欲望有简单、直接的联系，但如果将科技发展及用途放到整个历史社会文化大域境中考察，则会发现科技在现代获得发展的神秘原因则不是什么难事。
取19世纪为缩影，海德里克有个精辟概括：“在许许多多19世纪重大事件中，两件给整个世界带来震动后果的，一个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强大，另一个是欧洲对非洲及大部亚洲的占领和剥削。”海德里克申明，他做的是要找出这两大事件的联系。他分析的例子之一，就是英国发明的炮舰，它完全是以打开中国大门为目的的。炮舰不仅是工具，而且是西方强大的象征。这是个典型科技进步与帝国主义野心相互促进的例子。科技与追求商业利润、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关系，固然不尽然如此，但说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服务这些目的，与之伴随而且互相促动发展，是不错的。根据海德里克的研究，技术进步不仅给帝国主义扩张提供可能，而且是它的刺激作用。欧洲人利用技术进步进行渗透和征服殖民地。帝国主义的每一阶段都包括某些主要科技。东印度公司发明的炮舰保证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胜利;奎宁药品使得欧洲人具有能在热带非洲待下去的能力;枪炮进步使欧洲人在与非洲人的战斗中占绝对优势。以后的交通、通讯进步(包括轮船航线、水下电报电缆及殖民地修建的铁路)则成为对殖民地实行剥夺的保障。[ 同上，书背介绍文字。]
近代科技发展的特点，是以个人利益和欲望为最终目的而开始的经济、政治、社会实践。科技运用于资本生产(被称为“工业革命”，但目的是减少劳力实现生产成本的机器化)，运用于国外争夺原料和市场，运用于为此目的的领土扩张，运用于在世界称霸。如果说，19世纪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统治者在立法机构辩论的热点是关于对殖民地的需求和推行帝国主义成本，那么今天则是各种重大技术项目，像计算机、喷气式飞机、卫星和新式武器，都是只有政府才能够担负和积极领导的。这是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政治化的反映。
塞默• 梅尔曼1970年指出，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科技大国，已经发展出一个“八角大楼资本主义”模式。即：“在国防名义下，不需通过任何辩论，美国政府系统已推行一种新作法。联邦政府内已建立起一工业管理体系。在国防部掌管下，其目的是掌握全国最大工业体系网络。……这个国家管理体系实现了独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最高决策权。”[ 塞默• 梅尔曼(Seymour Melman)：《八角大楼资本主义：战争政治经济学》(Pentagon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McGraw-Hill Book Company, Yew York, 1970， 第1页。] 后现代科技关系则清楚地反映在美国的一个庞大“军事工业复杂体系”上。它从事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发明，既服务政治也从事军火生意，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商业家、科学家、知识分子。[ 这个体系叫做“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这方面可以找到大量参考资料。不在这里赘叙。]
“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是一幅使人类惶恐不安的图画。它是取得了空前成果，可它的与现代资本结合，同时也给人类的毁灭带来一颗定时炸弹。它已失去本身的客观性，越来越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它被用来对自然进行剥夺，进行和准备战争。人类已经研制出足可以将地球毁灭数次的手段。
科学是研究客观真理的学问吗?马克思140多年前指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谁是真理?已不是问题。而问题是在于它是否对资本有用。”[ 见《资本论》跋。] 他还指出近代科技的困境：“一方面产生以往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几年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同上，第79页。]
马克思还指出：“整个技术科学现代化之所以产生是一个过程结果。这个过程‘原则’是为生产的生产(in and of itself)，它丝毫没有将人的因素包括在内。”[ 英文版《资本论》，第616页。]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科学与技术都是作为服务于扩大资本利润，具体目的都是为降低商品价格，缩短那一部分劳动时间。它们是资本利润生产的副产品。正是这个原因，机器化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成功地进行市场竞争。如果劳动力更便宜，机器或新技术不会带来利润增加，它不会被付诸使用。在机器面前，工人不过是带意识的器官，必须与没有意识的自动化器官协调，与其一起受制于中央的驱动力量。[ 同上，第544-545页。] 科学驱动无生命躯体，它本身的结构，是为着一定目的的动作。另外，包含于机器中的知识显示是生产者的额外力量。知识积累，社会技术积累全被吸收到资本中。这样，不仅不再是工人活动决定和管理工具运转，而是相反;另一方面，个人能力、力量和智慧整体都作为机器财产。在与资本结合中尽管科技获得发展，人生命本身只是生活手段。可以说科技已经脱离生活。脱离其原来应有的目的。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中尖锐批评：“让生活有一基础，而科学有另一基础，这是先验主义谎言。”[ 转引自Raha, Sham Neutrality of Science Born of Capitalism. 2005年1月11日下载自http://www.newsandletters.org/Issues/2004/October/Essay_Oct2004.htm.]
与资本结合，科技被用来向自然剥夺的程度越来越使人们发生恐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像爱因斯坦、福米、泰勒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科技精英的“控制自然为科学家的交易股票”声明对国家政策有巨大影响。[ Robert C. Wood, Scientists and Politics: The Rise of an Apolitical Elite, in Scientists and National-Policy Making, at 47 and 55. Edited by Robert Gilpin and Christopher Wright.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战争政策成为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的特点和潮流。资本生产将科技降低为生产手段。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以将人类成批灭绝作为任务。近现代科技，其中巨大部分是直接破坏性项目的研究，用在进行战争和准备战争。[ M. Rubinstein, Relation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Under Capitalism, 2005年1月11日下载自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science/essays/rubinstein.htm.]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在要不要使用它的问题上，最后一刻是向科学家进行过咨询的。这可以作为科学的中立性向服务于的政治概念进行转变的标志。[ Raha, Sham Neutrality of Science Born of Capitalism. 2005年1月11日下载自http://www.newsandletters.org/Issues/2004/October/Essay_Oct2004.htm。] 国家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一刻不停地在进行新式战争灭绝性武器的研制。这种武器的性质已经不仅仅是针对外国军队，而是针对整个其他国家的平民。合成化学、航空、细菌学项目的研究本应服务于人类，但它们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在进行整体性的毁灭方面，使得历史上任何毫无人性的野蛮都望尘莫及。
丘吉尔曾有这样关于现代战争的话：“进入20世纪，战争才开始进入其潜力可能毁灭整个人类的境地。人类组织进入庞大国家和帝国阶段，民族崛起达到成为完全的集体意识，它可以使屠杀事业纳入计划，一意孤行地，不可想象地在一定范围内施行。所有个人的高尚品德都被集中在一处，用来加强大规模杀伤的能力。科学打开她的宝库和她的满足人们急迫需求的秘密，并将这些机构和工具交给那些具有决定命运的人物手里……”[丘吉尔：《世界危机：结局》伦敦，1929，第452页。]。
“近现代”科技，除了与资本结合，已经没有什么了。中国所以没有出现西方式现代科技，除了没有与资本结合，也没有什么了。正像海德里克提示：如果帝国主义野心很小，就像中国郑和15世纪30年代下西洋那样，帝国主义冒险活动就不会有了。[ 海德里克：《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第9页。] 应当说，西方所以发展出近现代科技，逻辑并不难找。但是这些年人们为什么糊涂起来了?这不能不考虑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有关。第三世界主流由追求民族解放到追求发展和现代化，似乎走了一个回头路。似乎这是两个根本不相联系的逻辑。追求“现代化”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看不到所谓现代性所含的“科技发展”和“思想停滞不前”两个方面。其负面是一头科技与资本结合而成、给整个人类带来威胁的神奇怪物。
西方现代科技道路值得我们羡慕吗?近代没走这条路遗憾吗?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是否要走这条路呢?其实，效仿西方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还在其次。首当其冲的还是它意味着中国要抛弃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将世界和谐的目标放弃，置一切道德于不顾，改变宇宙观，改变思维方式，由一个注重社会责任的人生哲学转变为人人以自己为最终目的哲学。能办得到吗?如果办到了，则我们已经不是中国。更何况说，只有头号无知之人才会认为可以办到。这句话立此为证。
作者 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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