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李约瑟难题”引发若干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三)
【作者按】本文系根据作者2005年1月31日完稿于夏威夷檀香山，之后发表于《孔子研究》2005年第五期“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文稿整理。
【摘要】当今自媒体在谈论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大气候中又重新翻出“李约瑟难题”议论起来。李约瑟当年问的是：为何古代中国科技领先，近代科学却没有中国诞生。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议论是一个必然，原因是“李约瑟难题”引发了近代以来若干关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其实李约瑟和一些西方学者早已切中要害地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回答，但是我们国内主流可以说仍基于西方殖民思想影响的错愕认识，将近代科学视为只是欧洲的发展，没在中国文明中产生。
其实这只是中国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之一。其他如“科学本质是什么”、“儒家传统没有科学吗”、“什么是西方现代性”、“现代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科学是狭义思维”、“为什么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为什么不假设二元即没有科学”、“儒家的是什么科学”、“为什么汉语具有精准性”、“杨振宁观点为什么不对”、“天人合一阻碍科学了吗”、“为什么古代文化促进科学的辉煌”、“美国学生为什么惊叹不已”、“西方现代化了什么”、“为什么现代科技与资本侵略、殖民分不开”、“马克思怎样痛斥现代科技”、“科技如何把人类成批灭绝作为任务”、“现代科技值得羡慕吗”、“毛泽东为什么肯定‘中体西用’”。本文一一作出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历史解答。
五、儒家思想包含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和方法在儒家思想这里是什么情形?上面分析过，它们不在同一范畴，分别在各自的大体系之中，也非同一层次。在儒学中寻找与科技相对的狭义、单一性因素，该像李约瑟那样，到古代科技经典中去，而不该在科技与儒学之间设立简单逻辑。儒学比科技范畴广大得多。它讲天事人事和谐问题。科技证实形而上本体存在，并解决个人的终极目的，或曰资本利润增生和政治权力问题。科学思维具狭义性、单一性，儒学具博大性、多重性。科学方法是研究狭义、单一问题的具体操作设计与执行。而围绕宇宙和谐，儒学是博揽一切的思维方法和实践途径，思其广益，集之大成。用两字概括，可谓“通变”(思维与实践的辩证方法)。它不仅“归纳法”、“推演法”兼收并用，且远远超乎其狭义范畴。儒学之功不在最终发现真理，而在认识、追求靠近万物变化内在联系的无终止过程。变化的内在联系无穷尽，千变万化的状态不存在绝对真理，儒学体系也就无绝对真理之说。认识、靠近万物过程不会有完结。这决定儒学永远是开放的过程体系，永远接受注入新鲜血液。
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与现有西方科学体系相比，儒学的“博大”“开放”精神，至少有六方面：1)不假设超绝本体;2)互系抽象思维;3)归纳法、推演法兼收并用;4)多重逻辑性(多重次序性);5)互系性语言准确性;6)目的与手段统一性。
1)不假设超绝本体
我曾推想中西文化在元始阶段或某关键转折点上，各取了不同路向。[ 田辰山：《中国互系性思维：通变》，《文史哲》，2002年第4期，第17页。] 或许是在根本性的同一问题上，各自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态度，结果各自具备了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个问题即是：万物从何而来?西方设想了一种“东西”并给它取名。中国既不设想“东西”也不给取名，却只说是“道”(道是过程、走向，是自然——自己如此)，研究它的表现和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基督教的“上帝”、黑格尔的“精神”、启蒙运动的“物质”，都是西方给这个“东西”取的名。取名本身是假设，尤其“上帝”。它是宇宙本体，先验而无需证明;它具有人的形象、却具人类无与伦比的万能与智慧，以及慈善精神和健壮体魄，说出的话皆为善言。这样的区别将上帝与人类相割裂。正如尼采的批判：“整个目的论建立在过去4000年这个‘人’的说法上。它作为永恒的‘人’，世界一切都从这个‘人’所开始的时间，遵循着‘他’和‘他’所建立的自然关系。” [ 尼采：Human, All Too Human, [1878], p.2 in A Nietzsche Rea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注意：这个“自然”不是我们“道”蕴涵的自然性。)
中国古代先哲不是挖空心思假设一个“东西”，为它寻找名分，而是描述它的如何，也即“道”与“神”。虽然《道德经》为道家经典，“道”也是儒家的宇宙观。
这两种态度的意义差别在哪里?不假设超绝本体，即不追究确定性、本质性、绝对性和决定性。有神还是无神，儒家无神倾向偏重，但不置绝对可否，其实是不设禁区，未来知识向哪方面发展都有开放空间。这是一个建立封闭还是开放思维体系的区别。
西方假设其实不假，更是设定。而且先验而无须证明，这就封闭了。封闭为不留探索余地。体系之外皆为禁区。这是为什么西方思想传统总体上与宗教信仰分不开。科学的目的则是证明上帝存在。这一传统到启蒙后仍很严重。科学为概念思维的工具，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建立语言体系、进行假设、取证、发现“绝对普遍真理”。相比之下，能给后人留下充分探索余地的，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第25章] “道”不是神秘主义，而是奇妙之意。“道”不是西方那种本体;由于不是，也不会有普遍的绝对真理性。它其实是对万物互系的通变态度。人需根据具体情况、特定时间、地点与情势，探求事物内在的联系。因为不设本体，“道”的态度不仅不排斥，反而包括具体、特定问题上所必要的方法，如假设、取证、去伪存真、找到事物内在的联系。所谓格物致知和辨析考证皆为此种方法，但不过与科学探求的不是同样问题。我们的注意焦点应当是，西方通过这种方法找的是本体和由它决定的法则或规律，儒学这里则是事物内在的联系。[ 现代中国语言虽然有法则和规律的概念，由翻译西方学术而来，但是在翻译和中国人运用当中，已将西方原概念的本体性过滤，成为中国思维事物内在联系。]
2)互系抽象思维
有这样一个流行观点，说儒家没有抽象思维，说中国人是自然主义，直观(intuition)，不用思辨(speculation)。[ 例如费尔默•诺斯罗普(Filmer S. P. Northrop)。见查尔斯•莫尔《中国头脑》(The Chinese Mind)，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04页。中国人直观思维，梁漱溟是接受的。德克•鲍迪说中国古代会逻辑思维的人不多。见《中国思想、社会和科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杨振宁先生说中国思维没有推演法。] 这种观点其实只是流于假设性，不曾有求证。它类似于许多科学命题的命运，始终未获确实证据。像上帝，即使没有被证实，却也流传得久。它只是因为信奉人多而被信以为真。现在，我们来试用逻辑推理，证明这种流行观点的不成立。
先从抽象思维开始推理。西方有“非矛盾法则”(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即“甲不能同是甲和非甲”[-(P+-P)]，它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式的抽象逻辑，被认为是普遍真理。但它的“普遍真理”性被限定了。其意义只是概念化现实上的、仅指甲质体而不包括甲与任何非甲的联系。它是不折不扣的封闭系统。用儒学思维看，它不能成立。因为无视真正现实万物的不可分割或非独立，现实“甲”恰恰与“非甲”相依相存瓜葛不断。一个桌子不可能既是完全木头又是非完全木头的，这个逻辑似乎是成立的。但木中是否含非木物质呢?而且在儒家眼里，它即使成立，意义又在何处呢?本是无须说的话，什么也没说的话。如果用光是粒又是波的例子，则可一下子把这逻辑推翻。原因是这个逻辑只在关闭固定的一个特定时间点和空间点上成立。况且还不能同时从时间和空间点两个角度看。如果说某人既是儿子也是父亲。就是一个开放系统，是从某人两种关系上看他。“非矛盾法则”只封闭固定在“某人和儿子”上。用儒学看，又是废话了。封闭固定在一定具体二人之间，当然要么是儿子，要么是父亲，不可能全是。如果说儒学不具备这样“非矛盾法则”的抽象逻辑思维，是说对了。儒学抽象思维远比这种博大，这种逻辑已不再话下。
儒学是具备抽象思维的。不过思维的是不同问题，抽象所含盖的广度、深度也不同。儒家思想将宇宙看为互系就是抽象思维。互系并不是实在、看得见，没有推理看不到。阴阳、矛盾就是推理概念。儒学中找不到西方意义的自然科学，找不到西方抽象、逻辑思维，原因是找错了对象，或者只是想对号入座。可现实中没有这么现成。其实正如张东荪说的，西方的是特质逻辑(logic of identity)，中国的是互系逻辑(logic of correlation)。[ 张东荪："A Chinese Philosopher’s Theory of Knowledge”, S.I.Hayakawa, Our Language and Our World, Harper, New York, 1959. 见郝大维、安乐哲：Anticipating China,，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郝大维和安乐哲也说，儒家思想秉持物事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不是本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它看到一个内在的宇宙，万物的概念偶对。[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思维》(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至25页。] 这意味什么?意味儒家不是没有抽象逻辑思维，不是不会思辨，而是抽象逻辑焦点设于内在;不是外在，不在万物背后，不是探求外在法则或背后的本体或实质，而是万物的内在互系。西方抽象逻辑和思辨是单向的、单层的、直线的、简单的、直接的;儒学是多向的、多重的、曲折的、复杂的、间接的。儒学不但不排斥单向、单层、直线、简单、直接逻辑，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西方科学思维和方法是狭义、单一范畴逻辑的简单体系，儒学是将其包括在内的博大、多重范畴逻辑的复杂体系。
3)归纳法推演法兼收并用
杨振宁说：“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这种说法正反映出对儒家思想的博大、多重范畴逻辑复杂体系的不认识，不认识它的包括狭义、单一范畴逻辑简单体系，对简单归纳法和推演法兼收并用。杨振宁更不会意识到儒学归纳法、推演法是全息性多重的归纳推演。全息性是张东荪、郝大维、安乐哲所说“互系逻辑”和“物事本体论”。物事必然是全息性，全息性是互系及关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概念信息。在杨振宁眼里，“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大有问题。而恰恰他感觉大有问题的“理一分殊”是推演法，是一般到具体。只不过不是他所熟悉的科学狭义、简单推演法，而是全息性、多重推演法。他没有辨认出。至于他说“中国文化是摆事实，次序没有关系”，也是他没有意识到儒学推演法不排除简单三段推演法，只是由于讲的是物事逻辑，需传递全部信息，其特点必须是类比逻辑。只有类比逻辑才有能力成为整体概念信息载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包括杨本人，研究狭义、单一逻辑科学命题时，不因为具有中华文化全息、多重逻辑的推演法思维而成为理解西方推演法的智障，而是反而有利于对它的理解。中国科学工作者接触西方科学研究命题共同的体验是，一点也不比西方人弱智。
实际上，儒学推演法的例子很多。“举一反三”就是。胡适对诺斯罗普的“中国没有推演法”观点写的反驳论文，曾列举朱熹、王充、顾炎武、钱大晰等许多古代学者的考証和格物致知，都与西方科学假设、取证的类似程序和推演相符。[ 胡适：《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The Scien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查尔斯•莫尔《中国头脑》，第104-130页。] 任何文化体系都不可能只有归纳而无推演。不同之点是在于将它们用来研究不同范畴的问题。儒学追究宇宙和谐，归纳出道：万殊贞一;推演出具体之道：理一分殊。需要指出，儒学归纳、推演由于不是简单系统，其逻辑也不可能是单向、单层、直线、简单、直接的。儒学的归纳、推演，不是可割裂分开的科学研究归纳法和推演法，而是它们的互系、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你拿着推演论三段法之类西方方法的狭义、简单逻辑到儒学中对号入座，当然找不到。找到了反倒奇怪了。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到儒家体系中去对号入座，找不到西方思维和方法，用的恰恰就是简单三段推演：A 、科学用推演法;B 、中国没有推演法;C、所以中国阻碍科学。可惜这是个不成立的推演。它本来是个很好的推演典型，只可惜三段都是无效假设。因为A，归纳法、推演法不能分割。二者之间，任何一个都不可舍其一而单独成立。虽然杨也提西方科学二者都用，但却只用其一(推演)来判定儒学体系。这证明，在他头脑中二者是分离、单独存在的。而这在中西两大体系都是不可能的。B，中国有推演法。C，所以阻碍之说不成立。 难怪杨宣扬近代科学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的观念，让我们相信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 杨猛：《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众学者质疑》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2日《北京科技报》。] 这些话表明，杨先生不适当地将人为的科学分类习惯，强加在了自然宇宙本身，已是由简单逻辑发展到了轻率。
4)多重逻辑(多重次序)性
科学思维与儒学比较，一个单一逻辑、单一顺序;一个多重逻辑、多层互系。儒家秉持互系思维，至少是双重、双向。而西方思维只能算是将其肢解之后所截取的一段。儒学思考属于大域境。如果将(儒家)科技思维作为焦距中心，单一逻辑和单一顺序是包含其中的。明显地，这焦距中心辐射与回收的逻辑是立体、多向、多重、多次序、曲折、复杂、间接的。倘若将所有其余略去，只留较为直接、简单、单一性的逻辑，也至少会是三个：自然、社会和人生，可为典型的自然与人文的统一体系，即使“政治”范畴也不在话下。如果就某一具体研究课题为焦距中心，其域境也极为简单。西方科学思维与方法正是研究命题意义上的。所以，从域境-焦距看，西方科技思维和方法怎么也不过儒家思想域境中的一个点。
西方出现系统科学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复杂系统，正是反映科学界对经典狭义、单一系统研究的不充分的觉悟;单一性科学明显对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无能为力。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斯图尔特•考夫曼说：“通过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用还原论方法开辟的，为一堆不同程度被理想化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多少背离了真实的世界，局限于找到一个解答，这就导致科学的越分越细碎。而真实世界却要求我们采用更加整体的方法。”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盖尔曼(Munay Gell-Mann)则说，必须确定一个“确实宏伟的任务，就是实现正在兴起的包括多学科的科学一体化。”[ 姚向东：《复杂科学于管理》http://it.caep.ac.cn/dept-science/fotum/yaoxiangdong/yxdlw.doc 2005年1月22日下载。]
在这里，本文不是在设立儒家思想和科技关系的又一种简单逻辑，不是在二者之间制造一种对立，排斥西方科学。而恰恰相反，它是仅仅想说明，儒家思想阻碍科技发展的逻辑错误;同时提出，儒家较之西方的更博大和开放性的独特哲学思维，有实现中国科技发达的极大可能性。可能性指强弱、机会多少和潜在力大小。然而中国是否真正在某一历史时期实现科技发展和创新，则与中国是否创造出这样的社会条件有更直接的逻辑关系。
中西都有抽象思维，只不过思考的问题范畴不一。中国的多重逻辑和西方的单一逻辑，是两大思想体系各自结构差异及对不同命题思考造成的。范畴狭小、单一的问题使用单一逻辑;范畴博大，牵涉多范畴，就必然采用多重逻辑。中西方思想体系各有自己校准焦距的命题，也各有自己不假思索的问题。儒家思想思考具多重性，出于历史文化种种原因，对西方许多流行问题不曾涉及，但这决不等于对那些问题的思考逻辑具有排斥性。
作者 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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