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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爱外企的根子在恨国企

左大培 · 2021-02-1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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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爱外企的根子在恨国企”,讲的不是个人感情上的因果关系。当今的外企几乎百分之百是私营企业。一个在思想感情上就恨国企的人,喜爱私营企业是顺理成章的,爱外企也是自然而然的。不过,本文所说的“爱外企的根子在恨国企”,不是这样简单的思想感情上的关系。本文所要说的,是政策取向与客观形势之间的互动造成的经济政策上的因果关系,它使反国企的政策必定会导致偏爱外国的私营企业。

  左大培:爱外企的根子在恨国企

  (2021年2月16日)

  本文所说的“爱外企的根子在恨国企”,讲的不是个人感情上的因果关系。当今的外企几乎百分之百是私营企业。一个在思想感情上就恨国企的人,喜爱私营企业是顺理成章的,爱外企也是自然而然的。不过,本文所说的“爱外企的根子在恨国企”,不是这样简单的思想感情上的关系。本文所要说的,是政策取向与客观形势之间的互动造成的经济政策上的因果关系,它使反国企的政策必定会导致偏爱外国的私营企业。

  先要说明,这里说的“国企”已经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而是除了人们传统上说的“国企”之外,还包括一切使用国有的股权资金的企业。

  在中国,政策取向与客观形势之间的互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恨国企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不得不热烈欢迎外企进入中国。

  这中间的逻辑链条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宏观总需求明显小于充分就业产出,一直需要大幅增加实物投资以扩大宏观总需求;而明显的经常账户顺差表明中国是资金净流出国,本国国内有足够的剩余资金可以用于在国内投资,本来不需要进入的外企带来国外的资金用于国内投资;但是由于国内私营部门固有的弱点,国内剩余资金中能够用于实物投资的股权投资资金总是明显不足;而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的实物投资,必须要有足够部分的资金来源于私人的股权投资;本来可以用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将国内多余的债权资金变为足够的实际投资,但是由于反国企的政策基本上禁止了对企业的国有股权投资,使国内剩余资金无法化为扩大总需求所必需的用于实物投资的股权投资,最后就只好求助于进入国内的外企来投入股权资金以扩大实物投资。

  最近几年,这种为扩大国内实物投资而热心讨好外企的倾向特别明显,而且它在表面上似乎是为客观经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爱”外企。2020年12月3日彭博社报道说:2020年创纪录的2120亿美元外国资金涌入中国债券和股票市场,中国监管机构还采取了取消外资机构投资额度限制等措施。这些举动被华盛顿注意到了。那一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警告称,中国金融开放是“精心策划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获得外国投资,利用它们来支撑国内经济。我也有同样的猜测,认为这样欢迎外资的理由是以外国投资来增加国内资金,以此扩大国内的实物投资并由此扩大中国国内的总需求。

  表面上看,这样热衷于获得外国投资是迫于实际形势而不得已。近些年来,中国一直没有摆脱总需求不足的萧条,2018年以来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又增大了总需求的不足,再加上2020年碰上了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上确实需要扩大总需求以稳定就业。而要扩大总需求,除了应稳定并增加消费需求之外,增加实物投资需求也不可少。外国投资特别是外企投资一般都会增加对国内产品的总需求,引入外企投资看起来至少是缓解当前的宏观经济困难的一个办法。

  而在实际上,这种想法是误入歧途,完全不知道中国宏观上的对外经济关系。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有着明显的经常项目顺差,这意味着中国整体上对外是一个资金不断净流出的国家。就是在2008年和2010年那样的宏观经济过热造成通货膨胀的年份,国内投资需求已经过大,也仍然没有改变经常项目顺差造成明显的资金净流出这种格局。这意味着中国国内一定存在着足够的过剩资金,可以也应当仅仅依靠国内的资金来源创造足够的实物投资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根本就不需要求助于外企带来的投资扩大国内总需求。

  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既然国内有足够的资金,政府每到经济萧条严重时还总是大力扩大财政支出并扩张信贷以鼓励企业借款投资,为什么还是时常国内总需求明显不足,为什么现在总需求还小于充分就业产出?

  其实按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总需求不足在政府支出不够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正常情况。但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限于凯恩斯所说的那些。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将政府采购扩大到了按凯恩斯标准说已经足够大的程度,中国仍然会由于私营企业投资不足而使总需求小于充分就业水平。

  恰恰在积极扩大政府采购时,才能清楚地看出国内私营企业实物投资不足的痼疾。其实有意识地扩张政府采购已经有二十多年,但是这种扩张的局限性也已经暴露得很清楚。由中央政府实行的扩张性政府采购,其投资方向早已被概括为“铁、公、基”,即仅仅将政府投入的资金用于建设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而原则上不投资于盈利性的企业。这样的投资,一方面使中国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过于超前,造成了优良的基础设施相比许多还相对落后的制造业产业已经发展过度,造成了新的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这样巨额的政府采购基本上不要求政府直接收费以回收投资资金,这又在长期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制约政府采购无法长期在高水平上持续。而这样规模的政府采购,并不足以使中国国内的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这就凸显出根本的问题所在:为什么即便在这样高水平的政府采购之下,中国私营企业还不能进行足够的实物投资。其实执掌政策的人也明白私营企业投资不足这个毛病,他们几年来极力对企业搞减税降费,理由就是要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某些掌权的人还亲自跑到银行去坐镇逼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更是明摆着要以此增大私营企业的实物投资。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折腾,私营企业的实物投资就是不能达到宏观经济需要的水平。

  其实,逼银行放贷以增大私营企业投资的做法,本身就是不明白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我在《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一书中已经说明,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创办和经营企业都必须投入一定数额的企业自有资金,如果这种资金不来自企业经营者自己,它就必须来自股东的投资。这种资金在金融上被称为“风险资本”,企业的固定资产通常都来自这种风险资本的投资。企业的实物投资要有这样大的部分来自股权性的“风险资本”,是因为过多地靠债务筹资的企业会有许多经济上的扭曲行为,这些行为会危及企业债权人资金的回收,因而潜在的债权人们会自动地限制借给企业的债务资金,以免企业债务占其资产总额的比例过高危及债权人资金的回收。这样的私营部门融资行为严格地限制了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能够借到的债务,使它不能超过企业的风险资本的一定比例。这样,企业自有的股权资金等风险资本过少,就使借给企业的债务资金被限制在过低的水平。特别是在形成固定资产的企业实物投资上,就尤其是如此。这样,企业的实物投资不足,根源不在借给企业的债太少,而在私营企业自有的股权资金等“风险资本”太少。

  明白这个道理的少数官员也想大幅增加国内私营企业的股权资金,他们能够想得出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的融资。但是多年来这种做法一直收效甚微。中国股民对股市的投资多半限于买卖已上市流通的股票赚取涨价收益,很少将资金真正用于帮上市公司进行实物投资,在真正增加企业自有的风险资本上贡献甚微。而且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实私营企业的风险资本不能主要靠股票上市买卖来筹集。

  在真正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在交易所卖出股票只能是企业筹措其风险资本的最后一步,它不可能是企业筹集其风险资本的基础性主要步骤。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自有的风险资本,除了来自创办和经营企业的经营者本人以外,首先来自于合伙企业中的非经营者合伙人,主要的来自股票尚未上市的那些股份公司的股东。这样的合伙人和股东通常都与企业经营者熟识甚至有各类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样的私人关系他们提供了私有制市场经济中企业风险资本的主要部分。就是那些股票在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在其股票上市之前的初创时期,其风险资本也都是这样筹集的。

  中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企业通过合伙人和股票未上市公司的股东筹集的风险资本太少。这并不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新问题,而是近代几百年里中国经济一直就有的老毛病,它甚至是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上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老毛病的根源恐怕要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上去找,这种文化传统造成了经商者的奸猾和外人对企业经营者缺乏私人的信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事例。这样的文化传统绝非短时间中可以改变,而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市场经济,更是使这个害人的文化传统恶性发展。在一个企业经营者惯于用种种卑劣手段侵吞公有财产的环境中,怎么能设想私营企业的经营者不去侵占合伙人或股东的权益,又怎么能指望资金的所有者信任私营企业经营者而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其企业做风险资本。

  必须强调的是,企业通过合伙人和股票未上市公司的股东筹集的风险资本太少,并不是由于缺乏私人所有的资金,而是因为这些私人所有的资金大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债权资金,特别是变成了银行的储蓄存款。私人宁肯将自己的剩余资金存在银行而不愿投入私营企业作股权投资,一方面是由于值得人们信任的经营企业的真正企业家太少,更是由于前边刚刚说到的,在国内的私营部门中流行着一种亚文化,其特征就是私人之间的无诚信和相互不信任。这就造成了最近二十年中国悖论式的局面:一方面是国内有过多的过剩资金甚至不得不流出到国外,另一方面是宏观经济形势需要扩大企业以股权资金作的实物投资,而国内的过剩资金就是不愿化作投入企业的股权资金。

  还能够想出的破解这个悖论的补救之道就是:通过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将国内私人所有的只愿作债权资金的多余资金变为足够的实物投资,这样来一举两得地解决上述那个荒唐悖论式的困境:一方面是需要资金来扩大国内的实物投资,另一方面又是有多余的过剩资金不能流入企业甚至流向国外。

  所谓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就是由财政部或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提供资金,用于为企业或科研单位购置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或研发支出;这样为企业或科研单位支出的国有资金算作国家持有的相应企业或科研单位的股权,这样形成的国有股权则由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持有并进行经营;财政部提供的资金来自财政部发行的专项国债,以财政部特别收缴的国有股权盈利还本付息;国资委提供的资金则由国资委发行的债券筹措,以国资委特别收缴的国有股权盈利还本付息。

  这种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并不是什么新创造,而是老一代开国元勋们在建国初期就成功使用过的政策工具。那时候为了配合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专门发行了国家建设公债以筹措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这些由私人踊跃购买的公债所募集的资金,被国家用于经济建设,最终化作了投入企业的实物投资,形成了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公债到20世纪70年代就由国家全部还本付息还清,为我国建成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开始实行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之后,本来应当重新大规模实施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以便一方面壮大本土的现代制造业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在有需要的时候顺畅地增加实物投资以扩大国内的宏观总需求。可是,四十年前弥漫于国内的反公有制、反国企思潮,彻底封杀了使用这一有效政策工具的可能性。当时流行于经济政策界的一个规矩就是不再新建国有企业,政府部门也不再向国有企业投入资金,国有企业经营所需资金靠银行贷款解决。在这样一种反国企的政策下,根本就不可能实行任何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这样的反国企政策一直实行了将近四十年。

  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下,为这样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发行的债务在资金来源上不会有大问题。从近年发行公债甚至企业债券的经验看,财政部和国资委为这样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而对私人发行的债券,只要所定利率适当,会在国内有很好的销路;也应当允许国内的商业银行购入一定数量的财政部和国资委为国有股权实物投资而发行的债券,以此作为商业银行持有资产的一部分,这会将私人的银行储蓄存款资金直接导向国有股权实物投资;最后,还应当让中央银行购入一定数量的财政部和国资委为国有股权实物投资而发行的债券,使它像中央银行购入的一般公债一样,在宏观经济调节和实施货币政策上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在四十年前就开始按中国产业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大规模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肩负战略性产业发展重任的中国企业会有充裕得多的资金,许多企业根本就不会寻求与外企合资以获得需要的资金投入,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有国有资金投入的企业会比现在强大得多;更重要的是,长期苦于缺乏资金投入的芯片制造业、燃油汽车制造业、民用飞机制造业、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会比现在好得多。以这样筹资的企业占领产品市场从而抓住投资机会,加上适当从严的限制外企外资流入的政策措施,就会有力地遏止外企的进入,使占据中国投资机会的外企比现在少得多。

  这样系统地围绕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而实行的配套政策,最终会大大减少进入国内的外企和外资数量,而且会由于外资流入的减少适当降低官方的外汇储备,在中央银行的资产方以大量持有财政部和国资委的专项债券取代减少的外国资产形式的外汇储备;国内的过剩资金会显著减少,资金向外流出的动力会降低,从而资金由私人部门的向外流出会显著减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制造业和民族产业都会比现在发展的好得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还会强劲得多。由于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是由官方渠道流出的资金,外汇储备的减少和私人部门资金流出的减少都减少了国内资金的对外流出。而外企和外资流入的减少则减少了外部资金的对内流入。国内资金的对外流出和外部资金的对内流入都减少,就意味着那种扭曲性的无效率国内外资金对流小得多。

  这样的结果正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因此,在四十年前就应当开始按产业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大规模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在28年前就开始了长期持续地资金净外流以后,更是应当坚决地大规模实行这项政策。

  显然,正是出于不发展国企甚至要消灭国企的基本理念,才拒不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甚至根本就不许向这方面想、往这方面谈。由于反国企的政策基本上禁止了对企业的国有股权投资,才出现了前边说到的那种经济政策上的因果链条:不愿直接作股权投资的巨额国内剩余资金无法化为扩大总需求所必需的用于实物投资的股权投资,一方面剩余的国内资金只好流向金融投机倒卖房产制造房地产泡沫,甚至通过官方的外汇储备和私人部门的对外投资流向国外,另一方面对国内产出的总需求仍然小于充分就业产出,需要扩大国内的实物投资以增加对国内产出的总需求;缺乏充足的股权资金的本土企业无法吸入足够的债务资金,因此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达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企业实物投资;即便政府以公共资金对非盈利的资产进行了巨额实物投资,造成了基础设施相对制造业发展过度的不平衡和难以持续的财政赤字,仍然难以将国内总需求扩张到充分就业需要的水平。陷入这个无可奈何的境地之后,指望外企进入国内带入股权资金以扩大实物投资,就成了一个似乎不错的出路。而这样不得不求助于外企,却是由不许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股权投资造成的。因此才可以说,正是反国企的政策导致了不能不爱外企的客观形势。

  这种爱外企反国企的做法使本土企业发展无力,在多数高端制造业中仍然受外企压制。摆脱当前困难的正确出路就是回到大力发展国企挤压外企的基点上来,有计划地大规模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物投资。目前芯片制造、大飞机制造等顶尖制造业的发展,正需要大规模投入巨额的股权资金,甚至本土燃油汽车制造业和有机化学产品制造业的巩固和壮大也都急需补充大笔股权资金,特别是突破那些妨碍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所需要的高精尖机器设备的研制,更是需要投入充足的国有资金。在这些地方,根本就不能指靠外企,需要的是国有股权实物投资。过去反国企爱外企的政策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许多资源,但是亡羊补牢,尤为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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