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大势 中国经济
刘金华 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
今年中国共产党要开20大，这是头等大事。19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政治大势已定。
2022年中国经济大势，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会议在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等七个方面作出明确部署。大势是继续“维稳”。
网上信息，2022年新年伊始，多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开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10日，这些重大项目的总投资规模超过3万亿元。同时，通过近期各地政府会议表述来看，2022年地方推动“基建投资”发力稳增长的重点渐次清晰。
我也看了十几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和讲话，基本如黄文涛认为，面对“三重压力”，需要有针对性地来分别化解，主要是就事论事，想法应对。
我不评论这些对策，只提出，如何“维稳”，首先要认识中国的“维稳”大势及其所以然，须要标本兼治。
“维稳”不是今天的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早在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工作的“三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维稳趋势已经开始。到2011年的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胡锦涛提出了“四要”：“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
当时的中国政府智库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预示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此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表现为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维稳已成大势。“稳中求进”成为党此后十多年来的一贯的经济方针。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的报道看，中央正确指出中国经济将发生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的判断，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我2006年学会使用电脑上网以来，首先探讨的就是经济问题，第一篇文章就是2006年4月26日发表的《一评张维迎的“理性思考”》， 7月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组文章，其中《中国的未来发展看农村的变化》，已经触及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在文章中，我批评了“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只知道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实践上不过是所谓企业家的喉舌。他们总是鼓吹政府只要把权利放给企业家，就一切问题都没有了。……这些眼里除了企业家就什么都看不见的寸光眼，根本不能从整个中国看问题”。此后我发了多篇文章，谈中国经济大势。2007年4月12日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帮未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出“改革阶段论”。2008年1月25日的《辩证地对待危机》，准确判断美国已开始经济危机，霸权衰落，预告中国经济将进入调整期。2010年的《新年伊始，除旧更新》，否定“经济触底”说，指出“去年的‘保八’，可以说完全是靠国家资本这匹马出力，拿钱搞‘铁公基’保起来的。……是用国家的钱变换成企业的产值，把已有的收入换成现在的收入”，弄不好会成为“赘瘤”，指出“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这条路走下去，困难才刚刚开始。”提出应“思考自己所走的道路和此后的改革方向。”2012年的《除旧更新，在“转”与“维”》，提出“‘转’，就是转变发展道路。‘维’，就是维护人民的权益，维护国家的主权”。2013年10月21日在“曹刿论战”之二十二《以人为本，转变发展方式》文中写道：“现在许多人都在关注7.5 %的增长率。我说，5 %的GDP增长率又如何？惟请领导们应当趁现在还不很困难的时候，抓紧机会沉下来认真读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了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知道它将走到何方。”2013年12月19日发表《以后要准备过紧日子》，2014年的《关键是道路问题》再提GDP增长5 %，认为“如能以此换来经济发展道路的转变，那就太好了！”2015年的《改革关键年三谈除旧更新》第12篇《“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变化。”
毫无疑义，我所掌握的经济数据和资料，远不及高层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那么，为什么我能较早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下行趋势和必然进入调整阶段呢？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马克思主义使我能比较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运行规律。
2009年5月4日，我发表《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完全生产》，引马克思的论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不可能完成产品生产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这个矛盾，它的利润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不仅与整个社会和全世界对立，而且也与自身相对立，货币资本越来越游离于生产之外，它们不再生产剩余价值，而是转为通过投机占有产业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率必然下行。
资本主义生产是逐利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因此，产出的价值必然要大于投入的价值。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公式Ｇ－Ｗ（A+Pm）…Ｐ…Ｗ’－Ｇ（G+g）’。公式中的g，就是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能发展生产，就在于它能生产出利润g，并用于扩大再生产，产生更大的利润。
资本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的利润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但扩大再生产受到资本生产方式自身的制约，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就不可能再把利润转化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就开始衰亡之路。
资本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决定于劳动力的多少，这就是经济学家说的“人口红利”。一旦劳动者充分就业（资本要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决不会让劳动者充分就业，而这将减少资本可利用的劳动力的量），剩余价值的量也就到了极限。这时的利润转化为生产资本，只能增加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量，改变资本构成，改变劳动力A与生产资料Pm的比例，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利润率的降低，因而用来发展生产的利润，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小，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自然越来越慢。
资本利润的实现，取决于产品能否卖出去，它受到市场消费力的制约。消费有两种，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生产消费又受制于生活消费。生活消费力决定于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将减少剩余劳动价值，利润也就相应减少。资本家决不愿意自行消灭资本，让劳动者获得他们的劳动创造，必然要把劳动者的生活消费力维持在生产他们的劳动力内。因而决定了劳动者的生活消费，决定了利润不可能通过生活消费完全实现。
在“人口红利”枯竭后，利润既不可能通过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扩大劳动者的生活消费来扩大再生产，它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剥夺资本自己，一个资本家打倒另一些资本家，占有这些资本占有的市场，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瓜分完了，为维护国际市场秩序，产生了（美国）霸权主义，现在美国霸权主义也不行了，搞经济恐怖主义。这是马列主义已经阐明的资本特性和发展规律。
中国市场经济有中国的特色，但是，既然是市场经济，它就不可能不会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生产的私有性和和逐利生产的不完全性。这个共同点决定了，它必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掉头下行。什么是“新常态”？这就是。
我们应当把握经济发展大势。现在，经济学家着眼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重压力”，提出针对它的表现形式——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提出对策，治标不治本，不能改变下行趋势。应当弄清楚经济持续十多年的“下行压力”的根源，重视中央提出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从根本上寻求扭转经济增率下行趋势的道路。民众揭批联想的意义，就在于此。
现在，中央提出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搞“大基建”维稳。我建议对“大基建”赋予新定义，这就是，我在2008年1月发表的《辩证地对待危机》中提出的：
“从中国现实存在的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机械半机械生产和手工生产的多层次的社会生产力结构出发，因势利导，优化组合，改造提高，形成分工合作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前导、大企业为龙头、中型企业为骨干，组织带动众多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层次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这也就是现在说的“高质量发展”，两个“大循环”的内循环。这是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经济的“大基建”。
“发展精细农业，治山、治水、治荒漠。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农民最能干的事业，只要很少的Ｐm，就能吸收大量的Ａ，开拓资源，美化环境，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提高人类生存条件。这不同于原来的第一产业，而是新的社会生态产业，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美的人类生活环境。”也就是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经济。对此，我建议，应当充分利用、挖掘农业中的自然资源，把扶贫与建立生态产业结合起来，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提上议事日程，引西藏、四川富裕的水，入青海、新疆、甘肃、宁夏，把西北的荒漠变为“塞北江南”。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过程。实施中，若干万亿的投入，可增加就业和发展基建工业，稳生产；建成后，中国将大规模增加绿地；改善气候，能耕种，宜人居的国土，未来的产出无算，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大基建”，真的“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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