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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毛爷爷的道器变通(1)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说起

李克勤(jixuie) · 2011-09-17 · 来源:乌有之乡
毛泽东历史真相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李克勤(jixuie)题记:道器变通是我研究企业家的一个基本框架,实际上中国最杰出最伟大的超级企业家是毛泽东,他是我们的祖辈,小时候我们亲切地叫他毛爷爷,他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创业者和奠基人。我们从毛泽东时代的世界级的,够得上诺贝尔奖的科技成果人工合成胰岛素开始谈起,研究毛爷爷的道器变通。毛爷爷的道器变通,从空间上讲,覆盖新中国的行行业业,方方面面;从时间上看,开始形成在战争岁月,成长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末,而在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培育的红色企业家精神,依然在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要说典型的是华西村的道器变通,成就了“天下第一村”。过去,的的确确对此认识、总结的很不够。今后,我们将按照企业家道器变通这个思路,作出进一步深入的总结。


1965年9月17日,中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是当时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最大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实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在进行牛胰岛素的合成实验。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等先生的带领下,提出了“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的宏伟目标。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国家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1958年12月底,我国正式启动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 然而在1958年,有关蛋白质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它们的生物功能、物化性质,对结构—功能关系的了解不够深入,对化学合成蛋白质则更是知之不多,充满着“神秘色彩”。我国选定胰岛素作为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对象时,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例如,必须解决胰岛素分子中三个硫硫键拆开后能否再重合成原来的胰岛素,因为它是双链的蛋白质分子。这一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合成方案的选择。   

1959年初,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全面展开。首先是由钮经义、沈昭文、龚岳亭几位研究人员组织有关人员解决了氨基酸的大量供应的问题。天然胰岛素的拆合工作在邹承鲁的指导下几经波折得以解决,为全合成胰岛素奠定了基础……
  
经过短短7年时间,1965年,我国科学家终于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它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由于蛋白质和核酸两类生物高分子有生命现象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人工合成了第一个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便突破了一般有机化合物领域到信息量集中的生物高分子领域之间的界限,在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漫长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最后,合成胰岛素工作的简报发表于1965年《中国科学》(Science China)。   

胰岛素的全合成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结构与功能研究、晶体结构测定等结构生物学亦从此开始。多肽激素与类似物的合成,在阐明作用机理方面提供了崭新的有效途径,并为我国多肽合成制药工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由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史上几个里程碑的工作都是以胰岛素为对象的,不少科学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例如,Banting和Best于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为第一个蛋白质激素,可作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物,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1965年,胰岛素工作成果发表后,也在国际上引起极大轰动,有上百名著名科学家来信祝贺。英国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中国成功合成人工结晶胰岛素的消息,《纽约时报》也用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

这项科技成功的水平够得到诺贝尔奖。

1966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在访华时说: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没有合成它,你们却做到了,这使我很惊讶;人们可以从书本上学到如何制造原子弹,但不能从书本上学到如何制造胰岛素。

这项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我国著名科学家邹承鲁说:在国外对诺贝尔奖也没我们看的那么重,也许他们人比较多,得奖人比较多,特别是剑桥,是诺贝尔奖的大户。应该说,在马路上在实验室走走,动不动就可以碰见一个,我办公室挂了一张照片,是我有一年,带领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去访问英国照的一个相片,六个英国人吧,六个人中三个诺尔奖获得者。我想一个科学家他应该是真正热爱科学的,真正热爱科学才能够把科学搞好,假使是为了名利去搞科学是搞不好的。假使你是为了热爱科学,是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科学事物,也许有一天你就真能得上诺贝尔奖。

邹承鲁出生于1923年,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后到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师从凯林教授研究生物化学,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在上海生化所从事酶的研究。

邹承鲁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邹承鲁的妻子李林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李林的父亲正是李四光。

大家知道,李四光在新中国科学家里,首屈一指,曾经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另一位杰出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从邹承鲁的家庭背景,我们也许会体会到新中国杰出科学家的思想境界,也就是在科学研究能力之上的世界观。

这里还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领导者王应睐,他是英国归侨,中国科学院院士,比利时、匈牙利、捷克国家外籍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科学院院长。他是生物化学家,我国近代生物化学科研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对我国生物化学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王应睐受聘于剑桥大学Dunn营养实验室,继续从事维生素研究。他和Moore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合成的纯维生素A过量时有毒性,在英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维生素A过多症”一文,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王应睐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化研究能力与视野,1943年王应睐到剑桥大学Molteno研究所,在国际著名生化学家D.凯林教授(Keilin)领导下工作,对血红蛋白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王应睐提供完整的实验证据,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这一发现有助于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解释生物进化学说,并且促进了对豆血红蛋白在根瘤固氮中的作用的深入研究。王应睐还提纯与结晶了寄生在马胃的马蝇蛆的血红蛋白,并且研究了它的性质,阐明了在不同生活条件下血红蛋白的性质与功能的关系。这项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王应睐的上述成就得到凯林教授的高度评价,并一直为国外同行所引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王应睐十分兴奋,他谢绝了凯林教授的再三挽留,决定立即回国。凯林教授十分赞赏王应睐的爱国精神。当时交通尚未完全正常,王应睐乘船取道印度回国,被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医学院聘请为生化教授。   

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官吏贪污腐化,民不聊生,科学研究不被重视,就是在中央大学也缺乏实验条件。王应睐一面授课,一面研究维生素与代谢,但是困难重重,他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1948年他离开中央大学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研究员。

1950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王应睐担任该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王应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

王应睐在建立生化研究队伍,发现和培养各种人才上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他为发展我国生化事业所作的又一贡献。   

二次大战后,国际上酶学、蛋白质、核酸和中间代谢的研究迅速发展,成为生物化学学科的生长点。王应睐认为中国生化研究必须紧紧围绕这门学科的生长点来带动全局,才能使我国的生化研究尽快改变落后面貌。1953—1958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就以蛋白质、酶、代谢(包括核酸和维生素代谢)为主开展生物化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1950年代中后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给各门生物学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这一新的动向,王应睐及时地加强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并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应重视并重点支持这方面的研究的建议。   

在对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作出战略布局以后,紧接着的任务是要有一批学科带头人来共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立时,国内生化人才很缺,他根据生化学科生长点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国外留学生发出了一封又一封邀请信。

1951年他首先请到了在凯林实验室工作的邹承鲁。为了给他配备助手,王应睐把跟随自己工作的有发展前途的伍钦荣让给邹承鲁培养,开展酶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1952年曹天钦回国,开展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王应睐也为他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并争取到一系列研究蛋白质的先进仪器,保证了他的工作开展。之后又陆续请到了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苷酸代谢专家王德宝和蛋白质化学专家纽经义。为了弥补所内微生物学专门人才的空白,他又争取到周光宇来参加工作,再加上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时来所工作的代谢专家沈昭文。就这样,一批思想敏锐,年青有为,崭露头角的科学家组成了一套门类较齐全并互为补充的阵容。王应睐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善于发挥和调动各位专家的才干和积极性,并使全所上下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形成了一个民主、和谐的研究集体,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有探讨问题的活跃的学术气氛,有操作严格、秩序井然的实验室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成果和人才的涌现。在此基础上,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新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在培养人才上,王应睐倡导的一个成功的做法是举办高级生化训练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学里没有设立过生化专业,建院初期来所的青年科研人员几乎都是化学系毕业的,没有经过生化的基本训练。王应睐参照他当年在剑桥的经验,举办了高级生化训练班,既系统讲授生化的最新知识,又强调提高动手能力,掌握研究方法,选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实验,让学员动手去做,从中学习生化大师是怎样做研究的。训练班的对象,开始主要是所内青年科研人员,以后应全国各地要求,于1961年举办了一次大型的训练班,有400多人参加。当年的学员中有许多人现在成了有关单位生化科研和教学的骨干。

1979年又在沪、杭两地同时举办了一次大型训练班,参加者达500人。这种集中培训的方式,对于学员系统掌握生化的最新知识,打下扎实的生化基础,用以从事研究或教学,实践证明是一种良好的方法。

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研团队的工作,我们同样看到世界一流科学家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这个和“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完全是一个道,这还值得怀疑吗?

这就是道,此道,非彼道,绝不是搞毒奶粉之类的邪门歪道,而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探索之道,也是人民科学家为人民服务之道。

此道的形成与发展,与毛泽东的科学文化息息相关,是毛主席共产党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功之道,在这个康庄大道上,首先出现了一大批人民科学家,如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王应睐,等等,他们无疑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有能力作出世界顶级科研成果,同时他们又是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旦他们形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协作团队,其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正因如此,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除了让全世界的华人扬眉吐气的“两弹一星”工程外,我们还自行研制出来我们的核潜艇,以及国防用的飞机、坦克、汽车、军舰、各种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到1970年代,我们拥有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就是国防工业。

在民用工业方面,新中国的四大发明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

“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2007年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除了以上介绍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产生于1965年以外,另外三项成果,都是成功于1970年代,也就是说在毛爷爷晚年,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民用上的研究与发明能力,已经开始站在世界的前沿,有些发明创造无疑是世界一流。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1974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仅1974年至1978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课题小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杂交早稻“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技术难关,实现早、晚双季杂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国杂交稻的第二次大发展,形成一个多类型、多熟期、早、中、晚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为中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1975年9月,王选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

  1976年底,王选教授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王选教授的设计理念终于为人们所接受。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封关锁国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

  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1960年代。

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

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从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国获国际社会承认、在国际医药界最有影响的两个药物之一。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3天就可见效,较传统氯喹疗法减少了4天。临床应用30多年来,尚未发现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初已经接受全球基金的拨款,拟在5年内每年出资1亿―2亿美元,为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以青蒿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作为全球抗疟疾首选药物。

  1991年开始,中外双方相继在世界63个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专利组织申报复方蒿甲醚专利,截至2002年,已获得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共体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方药物发明专利权,成为我国率先在国际上获得专利的化学药品,也是世界复方类药物中拥有发明专利保护国别最多、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

其实,在毛泽东时代还有很多重大发明,人们至今都没有做完成的总结。比如李四光领导的科研团队发明的陆相生油(terrestrial facies of petroleum)理论及其应用,就是一例。

陆相生油,是资源地学术语,是指陆相沉积条件下的石油资源形成过程。人类发现并利用天然气和石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但是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手段发展石油、天然气只是近100多年的事情。经过不懈的理论探讨和勘探实践,人们逐步确立和完善了系统的油气生成、聚集和油气藏形成、分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和结论都认为,石油的生成和油气藏的形成都是在特定大地构造单元内的海相环境中进行的。

中国在大庆、大港、胜利等地连续建成大油田,陆相成油理论的作用功不可没。此前,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海相地层中才有可能出现的大的油田,西方人确认中国贫油,就因为中国一些大型中新生代盆地多为陆相沉积,我们的科学家经过研究提出了只要条件适宜,陆相沉积也可能生成大油田的理论。这个基础理论的突破,让我们发现了自己脚下的油气资源。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奠基人。

李四光曾在1954年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一文中,论证了新华夏体系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油的条件,指出我国找寻天然气、石油的广阔的前景,提出了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开展石油普查的意见。1952年李四光开始任新中国地质部部长。李四光领导了当时的全国地质普查,也批准了大庆的勘探计划,所以成为新中国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号功臣。

大庆石油会战,甩掉贫油国帽子,这对于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工业上革命性的变化。

在大庆出了个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工人英雄群体,铁人喊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可以作为中国工业时代的创业精神,也就是现在讲的企业家精神。

伟大领袖毛爷爷教导我们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毛爷爷领导的新中国创造的科技奇迹还少吗?

这些奇迹都是看见,摸得着的有形之物。

由于毛主席坚信“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也可以变精神”,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英雄的中国人民,不仅用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艰苦创业精神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财富,而且又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提炼出新的新的精神,新的文化。

这样,精神与物质的互换,道器变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良性循环。

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精神,有很多是以党员干部的文化习惯保持下来的,这也影响了象李四光、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当“鞍钢宪法”形成并在全国推广以后,我国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加上始终保持者红军精神、延安精神的部队,我国整个社会的就已经具有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风格和气派,那个时候的单位就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企业文化,基层劳动者(工人、农民)参与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者结合,后来又加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就在现代管理的决策程序、机制、制度上,进一步把毛主席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进一步体现出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理论与实践模型来。

这种管理方式,在公有制基础上,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新模式,被称为比福特流水线更先进搞得后福特主义。

在研究大寨、华西、南街这些共富村时,我们明显的感到从陈永贵,甚至更早的合作化时期,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那些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敏锐的发现的“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后来并没有消失,这样的“群众领袖”就是现在郭凤莲、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红色企业家。

这是毛泽东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使然。

令人惊叹的是,最近几十年里,要说综合发展搞得好的,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按劳分配,共同致富的竟然是共富村里的这些土里土气的农民,但是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民,他们是毛主席培养的红色企业家。

这些红色企业家,每个人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领着自己那个村都是自主经营的,完全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干出来的,也就是他们成就事业靠的是道器变通,只不过他们的道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道。

这样看来,毛爷爷的道器变通,从空间上讲,覆盖新中国的行行业业,方方面面;从时间上看,开始形成在战争岁月,成长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末,而在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培育的红色企业家精神,依然在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要说典型的是华西村的道器变通,成就了“天下第一村”。

过去,的的确确对此认识、总结的很不够。今后,我们将按照企业家道器变通这个思路,作出进一步深入的总结。

今天在我国首次成功合成人工胰岛素46周年之际,引出这个题目出来。

从文化上讲,毛爷爷的道器变通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所以我们一直就叫毛泽东文化。今后,我们将把对毛主席的热爱,化作力量,去更加深入研究他老人家建立的丰功伟绩,从而把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

(待续)

参考  企业家成就事业的道器变通[2009-02-18 08:10] (发表在《经营与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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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爷爷的道器变通: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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