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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用唯物史观审视民主革命和计划经济

作者:武力 发布时间:2014-12-12 来源:团结报 字体:   |    |  

  原标题:武力: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中共党史若干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93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1921年党建立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为中华民族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扫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障碍,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第二个历史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保证国家安全和统一、工业化、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两个历史时期来看,实质上都是在1840年至1945年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直追、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因此,研究中共党史,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互动的历史,不能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利条件、有利条件,不能不了解经济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文化传承的关系。而要正确认识上述历史关系,应该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去分析。

  经济结构决定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间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原因。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

  如果说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则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

  “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实质上是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一理论很快就有了坚定的追随者。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手段和设想的制度,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通向“大同世界”路径。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生的苏联对中国所表示出的友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更何况这种体制本身又被赋予了一种理想色彩,即使单纯从道义的角度而言,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对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就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苏联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过系统阐述。1939—1940年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他指出,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革命过程。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强调,“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此后的十年间,毛泽东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共七大,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党内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并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第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第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又一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将包括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以及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等几个构成要素。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能动员起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革命,因此领导革命的重任才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革命的性质也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是保护和联合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对象。因此,农村包围城市就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

  为国家安全和突破“贫困陷阱”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所有落后的国家里,不管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的急迫和压抑心态,深切地感到严重落后于那些更为发达和富裕的国家。”一个像中国这样曾经辉煌、在近代又备受欺凌的大国尤其如此。而这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对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最高决策者渴望迅速建立一个全新的、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心情十分急迫。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同时,也让此前人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得以体现。

  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落后的国防工业,使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自然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促成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以工业为例,1952年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与当时的敌人美国相比,差距如下:总量美国是中国的57倍,人均是224倍。毛泽东当时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为此,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然而,当时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却十分苛刻。对内,重工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中国当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民食,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成。”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也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我国的城乡人均储蓄只有1.5元,国家的外汇储备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对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又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急需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发展模式的接近,是因为中苏两国在近于相同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必然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手段,对于苏联经验的接纳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从1953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近百余年多次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推进,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重塑了社会经济的微观行为主体,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同时,行政性的计划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管理体制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这是在当时的资源瓶颈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6年也仅为6.0%,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最低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可见,对党史若干问题的分析应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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