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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 毛泽东与鲁迅

朱永嘉 · 2019-10-13 · 来源:进步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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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关于毛泽东与罗稷南谈话的记载是传闻,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事情相隔四十五年了,在1965年罗稷南与贺圣谟的谈话就不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当时谈话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毛泽东在此之前已三次讲过这个问题,他始终是肯定鲁迅,鼓励大家要以鲁迅为榜样。

  

  前年钱理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鲁迅与毛泽东》,我想反其意而用之,把题目改为《毛泽东与鲁迅》。

  鲁迅与毛泽东之间,并没有谋面的机会,故鲁迅对毛泽东不可能有什么具体而直接的影响。钱理群先生文章中讲到,

  在三十年代,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阕毛的诗词,他估计就是《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的上半阕是: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

  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词有山大王的气概。

  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

  “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毛泽东与鲁迅之间通过冯雪峰传递信息,从他们之间互相哈哈大笑,说明他们二人虽未谋面,却是心心相印。

  毛泽东在文章中多次讲到过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在论鲁迅之前下过一番功夫,曾经仔细读过鲁迅的作品。他较早论述鲁迅是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二节“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强调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

  “而鲁迅,就是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第三节“四个时期”这一小节中,讲到三十年代在白区,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什么也一败涂地,

  “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从未有第二个人,如此受到毛泽东如此的热情赞扬和推重。毛泽东如此推重鲁迅完全是由衷的,而不是什么一时的策略和手段。鲁迅《集外集》中有一首诗,题为《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这首诗中,毛泽东最为赞赏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句,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后,特别引了这一句,而且对这一句诗作了详尽的解析,他说: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想毛泽东这一段话也说明了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样解析该诗,也符合鲁迅的原意。这首诗一方面是表白鲁迅当时在白区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是表白他为人的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一致的,是一以贯之的,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曾为粤剧演员红线女题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8页《为红线女题词(录写鲁迅诗句)》)

  那么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又究竟如何呢?冯雪峰当时是中央军委派到上海联系鲁迅及左翼文联的,钱理群先生在文中提到

  冯雪峰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

  这篇文章是得到鲁迅认可的,钱先生分析这段话,

  “鲁迅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人或集体政党的标准,其一,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反抗那些妨碍中国人生存的黑暗势力?你是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第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国人民生存状态的事情。”

  鲁迅认可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和《清贫》这类作品,及他们在监狱中不屈不挠,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作为一个革命者荣誉的实际行动,类似的牺牲者还有如柔石那样曾追随鲁迅的革命青年,他们为了革命而流血牺牲。

  在钱理群先生文章中,关于鲁迅的态度,还提供了一个矛盾的现象,

  即1936年11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其中讲到,鲁迅对冯雪峰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

  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

  1934年4月30日,鲁迅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这个矛盾的现象如何解析呢?

  在毛泽东身边也有一些矛盾的现象,钱理群文章开头讲,

  “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按:这个“不”当为“一”,可能是传闻之误,当时未有正式文本,难免以讹传讹)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还是会写。’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

  有许多同志怀疑毛泽东是否说过这个话,我不怀疑,毛泽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是在上海友谊大厅召集上海文艺工作座谈时说的,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带有一点挑衅意味的问题,毛泽东作了如此回答。那么怎么理解毛泽东这番话呢?这与毛泽东对鲁迅一贯的评价是否矛盾呢?

  鲁迅与毛泽东都各自有过矛盾的说法,我想应该分别来回答这二个问题,先回答鲁迅晚年忧虑革命胜利以后自己处境这个问题,这个忧虑来自他和周扬他们之间关于二个口号的争论,也就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间的争论。

  这是三十年代左翼阵营内部一次著名的争论,周扬是以党的名义,在左翼文坛提出这个口号,这个口号的长处是可以缓解左联与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其缺点是在统一战线上放弃了领导权,泯没了国共两党在文艺战线上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口号适应了王明路线的需要。郭沫若开始对这个口号是有疑虑的,后来屈服了。

  鲁迅则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冯雪峰、胡风一起追随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坚持文学属于大众,坚持革命的方向,在左翼文艺战线,鲁迅是旗手,而周扬当时代表着党的领导。二者的分歧公开在报刊上进行论战,冯雪峰与胡风站在鲁迅一边,周扬则让左联成员徐懋庸致信鲁迅,挑拨鲁迅与冯雪峰、胡风的关系。

  当时已经病重的鲁迅感到很痛心,因为这是来自友军的伤害。于是鲁迅抱病口述,冯雪峰执笔,写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逐条揭出左联中意在分裂的一批文人的错误,“四条汉子”(注: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的称呼便是由二个口号之争而来的。

  让鲁迅心寒的是周扬他们以党的名义来分管文艺战线,所以鲁迅预感到一旦革命胜利以后,是周扬代表党分管文艺工作,那自己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呢?他忧虑的是周扬他们的态度,不是对着毛泽东。同时,鲁迅这样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代的“四条汉子”都处在文艺战线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而冯雪峰与胡风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这中间周扬难辞其咎。这一切说明鲁迅那些不祥的预感并非无中生有,发生在鲁迅身边的事情怎么能不使他对此感到忧虑呢?

  那么又怎么理解反右后期毛泽东在上海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过的那番话呢?是不是与毛泽东过去对鲁迅的评价互相矛盾呢?不,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这么一段话: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毛泽东这一番话,讲得合情合理,说到底在当时来说,要区别延安和西安,不能把延安当西安来批判和斗争。野百合花和王实味的问题,说到底是在这个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的界线。王实味的被杀,是在延安撤退的路途上,贺龙杀的,毛泽东不主张杀他,事后还批评了这件事。当年张国焘离开延安,毛泽东没有阻拦,听其离去。林彪出逃,毛泽东也没有下令阻击,让他出境,他“折戟沉沙”那是自己的事。

  对革命内部的问题,“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毛泽东一直坚持到底,至于文革时期有的地区出现杀人的问题,大都是地区的原因,不能归罪于毛泽东。为什么延安整风时要批判发表《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呢?因为大量自白区涌入延安的知识分子,有那么一股思潮,他们看到延安的阴暗面,采取鲁迅杂文手法,结果错把延安当西安了,听其蔓衍,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

  毛泽东这个思想在建国前后是一贯的,从区分西安与延安这一点上思考,那么毛泽东在反右后期,在上海召集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讲这一番话,如果放到当时特定的环境和谈话的对象来观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他讲这番话,不是冲着鲁迅,而是出于好意,免得有更多的朋友误入歧途,话是很冷峻,心还是热的。

  建国前后,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一直是周扬他们在那里具体主持的,周扬同志也确实是想紧跟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分管的文艺、戏剧以及思想理论路线,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需要,经济基础在变化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对文艺、教育、医药这些战线的现状越来越不满。就以文艺、戏剧这条战线讲,在1963年以后,毛泽东的批评越来越多,读一下《毛泽东年谱》就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年谱》记载,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界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其中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中存在大量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毛泽东这些批评戏剧界和文化部的话已经很重了,当时的文化部长是夏衍,建国初是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周扬把他调到北京任文化部长,他的上级主管便是在中宣部分管文艺这条战线的周扬,这个批评对于他们已是当头棒喝。12月12日,毛泽东曾就《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同志在11月份对《戏剧报》和文化部的两次批评还是口头的,到了12月份,他看了上海在抓曲艺工作,如演出现代戏,他感觉到这件事要靠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周扬来抓,看来希望不大,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地方领导身上,所以把上海抓曲艺工作的做法,批示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希望他们也如上海那样具体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而这份批示把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上层建筑如何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是文艺戏剧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其中最后一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是有所指的,主要针对有关的领导人,具体讲便是在中宣部负责文艺领导的周扬,以及“四条汉子”的其他几位,他们在领导岗位,或在报刊舆论上宣传“有鬼无害论”,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也许到后来,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已经不知所措了。

  到了1964年的5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天津,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

  “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诗,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

  5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陈荒煤在座,毛泽东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不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用新的东西代替它(按:这就是那个时期江青去抓八个样板戏的历史背景。)你提倡你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按:这个‘他’是有所指的,还没有点名,就是周扬、夏衍他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之外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在谈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

  “对这种影响要逐步加以抵制。”

  在上述讲话之前不久,毛泽东曾讲到过鲁迅,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3年11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评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这个谈话是反右后期在上海讲话之后讲的,他对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斗争还是充分肯定的,所谓“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其所指也很清楚,是指左翼内部,在二个口号之争时主张“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以周扬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就在这个月,他两次批评文化部和《戏剧报》,矛头也是对着他们的。毛泽东的批评是希望他们能改正,同时也作为文艺界深化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

  到了1966年3月,审阅和修改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当时审阅和修改这份纪要时,改写了几段话,其中的第二段称: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主席所加的这一段话,把二个口号之争的性质作了结论。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结论,毛主席还是有具体分析的,“四条汉子”就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周扬在文艺界权威的地位从此便倒塌了,当年鲁迅与当时党组织的矛盾和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从这个角度可以知道,毛泽东对鲁迅从三十年代起到六十年代,他们还是心心相印的,不是把鲁迅当作工具一时利用而已。毛泽东对周扬的错误是留有余地的,在1975年还是让周扬恢复了自由,他给周扬批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八个大字,是为了保护周扬他们,那时周扬还不愿离开被羁押的场所,要写好深刻的检讨才肯离开,说明周扬还是认错的,大家还是承认他是同志,周扬还主动向被他错误批判的同志认错,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1971年11月20日,谈林彪问题以后,最后又讲到鲁迅,他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第一个大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那样推崇鲁迅,也是出于真心。钱理群是从鲁迅的视角看,他与毛泽东之间似乎还有些芥蒂。我从毛泽东的视角看,他对鲁迅是一片真心,而且矢志不渝,二个伟人之间是以心相交的。

  所以在七十年代,周恩来秉承毛泽东的意思,要上海好好研究鲁迅,因为鲁迅最后十年就生活在上海。这就是我们在写作组成立“石一歌”写作小组的起因,也是在鲁迅公园布置鲁迅展的宗旨,这一切皆源于毛泽东。再说,今年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也是毛泽东逝世的四十周年,他们一前一后,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先驱,在二十一世纪,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理想,我们还要高举他们的旗帜,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写这篇《毛泽东与鲁迅》的主旨。

  

  毛泽东晚年也谈鲁迅,在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这是毛泽东自己讲,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他以心心相印的视角来评价鲁迅,在毛泽东一生,还没有第二个人获此评价。

  毛泽东借阮籍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个话来评述自己,也是受到鲁迅在广东有一篇演讲的影响,这个演讲的题目便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在这次演讲中,对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有很高的评价,其中称“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又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毛泽东对此二人同样认可。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阮籍那句话,出自《晋书·阮籍传》: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广武,也就是成皋,是楚汉相争之处,这是嘲笑刘邦的,刘邦确是一个二流子出身的人物,刘邦的胜利不是他有多大的本领,是靠众人的帮衬,才打败了项羽。在这个时候,阮籍讲这个话,在心中嘲笑的当然不是刘邦,而是嘲笑靠巧取豪夺起家的司马懿家族,特别是指向实际执政的司马炎。司马氏是篡魏为晋的豪族,他不敢言忠,故强调以孝治天下,讲形式主义,即所谓礼俗之士。阮籍并不反对孝,而反对那套虚俗的形式主义表现出来的礼俗套路和格式。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意上是相通的,他讲“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本质也是这一点。他与斯诺的谈话,就讲到自己“无法无天”,所言之本质也是如此。毛泽东不相信虚伪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那一套束缚人们思想和活动的东西,凡事要率真而为,这与鲁迅所论魏晋之风度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当然不止一次读过,例如这篇文章中有鲁迅对曹操和秦始皇的评价,毛泽东对此二人即与鲁迅的观点相一致。鲁迅在文章中说:

  “我们讲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历史上的曹操与戏曲小说里的曹操是不相同的。应该还曹操以本来的历史面目。……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

  鲁迅对秦朝的历史和对曹操的评价,毛泽东的观点均与之一致,毛泽东不仅肯定秦始皇,还肯定秦朝的建置,他曾经说过“百代皆行秦政法”。毛泽东还曾经为曹操翻案。

  鲁迅写过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在批孔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鲁迅也是心心相印的,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孔思潮是认可的,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们的尊孔是否定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鲁迅也是一致的。

  毛泽东的诗中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那个十批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是尊孔和批判秦始皇的,郭沫若在这些方面是妥协于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及“四条汉子”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认为郭沫若政治倾向还是好的,不主张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当然,毛泽东对于周扬也并非一味往死里整,是毛泽东最后要解放周扬,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仅周扬,1973年以后,不少干部都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解放的,当时周扬离开秦城前,还说要写好检讨才肯出来,对毛主席还是感激的,不像“四条汉子”中的个别人记仇不记恩,一旦毛主席去世,他们就老调重弹,这样表现自己,毕竟也不太好吧!

  最终回到文章主旨的本题来,就是不能把毛泽东与鲁迅对立起来,肯定鲁迅,可不能贬低毛泽东呀!

  最近,钱理群还写了一篇好文章《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充分肯定鲁迅晚年的战斗精神,我是赞成的,比《鲁迅与毛泽东》一文要好,且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大家去好好读它。一个人作研究,写文章,难免会有一些过失,这不足为奇,看人的文章还要看他的主流,钱先生的文章主流还是好的,有十篇文章,难免有一、二篇文章有一些差错,这也是很自然的,总之还是一分为二地看,这样可以客观一些,对人,对文章都不要一点论,但二点论也要分清主次,指出一些不足之处,也是为了前进,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分歧,需要的既是心平气和,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真诚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这才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1957年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鲁迅,《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我们可以见到有三次讲话中提及鲁迅,这是明确见之于档案的。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谈话的全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的,这是比较原始也是可靠的文字记载。在这次谈话中,他说: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力量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是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人,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

  毛泽东另一次谈到鲁迅是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这次谈话也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的,同样也是可靠的原始文件。他从如何写作报刊上的文章讲起,毛泽东说: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唯物论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是鲁迅还是写,文章的好坏还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毛泽东这一大段关于鲁迅的谈话,一是鼓励大家要学习鲁迅的精神,要敢于写,敢于为正义而斗争,要无所畏惧。二是要如鲁迅那样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被形势逼着学的。三是要学习鲁迅的文风,他的文章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这些话都是鼓励大家努力如鲁迅那样写出好文章来,没有任何恐吓和压制新闻出版界广大作者的意思。

  毛主席在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再次提到鲁迅还活着的话会怎么样的话题,毛泽东说: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因为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很尖锐,但是那里面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这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刊印的。

  从这三段话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在号召大家要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学习鲁迅敢于斗争的精神,号召大家要以鲁迅的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可以用杂文来批评人民内部的缺点与错误,但是要区别敌我,要学会辩证法,要有分析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如果鲁迅活着,他还会勇敢地写出杂文,而且就能解决问题。

  那么毛泽东在3月10日讲的,“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那个不正常的空气是指什么呢?那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决策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是在执行层面出现不正常的空气。

  就以反右斗争来说,这个不正常的空气,来自具体指挥和执行的层面,层层压指标,才是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不能一股脑儿把所有执行层面的失误推到决策层面。邓小平同志便曾讲过有许多错误大家都有责任,这是指执行层面的扩大化,层层加码。

  杜导正讲过一个案例,那时他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负责人,当时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

  杜导正回忆说:“我就顶不住,我划了四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元,后来变成十五元,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

  那么划这四个右派的责任是在杜导正身上,杜导正到2011年才说了老实话。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各级领导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反右斗争的总指挥可不是毛泽东,后来大家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一推,这并不公平吧!杜导正的许多关于历史的观点我都不赞成,但对他敢于承认自己在反右斗争中的责任,我是要点赞的。许多失误,在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下,具体的责任方,即当时的各级领导的责任,都被掩盖了,这不公正。

  回过头来再说钱理群所引周海婴那本《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转述,

  贺圣谟讲1965年7月31日,他听罗稷南讲过一段话:“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这一段话值得仔细分析。

  1956年的7月7日晚上,毛主席确实曾在中苏友好大厅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黄宗英等三十六人,罗稷南也在场,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陪同。

  据陈铭珊的回忆,毛主席一进门就站在那里讲话,咖啡厅里是分圆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过来同大家交谈,那是一个见人就随口讲话的场合,在档案文献中没有找到这次谈话的记录。

  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内容,先是陈焜在1960年前来上海,罗稷南与他一起散步时随口说的,离谈话的时间已有三年了。

  周海婴是1996年10月24日听贺圣谟说的,而贺圣谟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见到罗稷南先生,二人相聚前后才十天时间,据其日记是在那一年7月31日,罗稷南与他一起散步时说过这番话,但日记中并没有谈话的具体内容。贺圣谟是在八年以后才听罗稷南讲起此事,在1996年才告诉周海婴,距离贺圣谟听罗稷南谈话又隔了三十一年的时间。周海婴将此事披露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上,已是2001年,与贺圣谟的谈话又隔了五年的时间,引起舆论界轰动是21世纪初的事,黄宗英隔了四十五年再来绘声绘色地叙述这件事,大概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关。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关于毛泽东与罗稷南在1956年7月的这段对话,他不是亲历者,尽管1956年他已26岁了,但还轮不到他参加这次座谈。再说他也不是亲闻于罗稷南说的,仅仅是听贺圣谟转述的传闻,所以他的这段记载出现许多失实之处,这也在所难免,已有许多人为之作了订正。

  中国历史上一本经典性的史籍便是孔子编的《春秋》,其中记载的史事以鲁国十二公的世系先后为次序排列,时间长达二百四十二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孔子当然不可能全部亲历,于是就有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说。其中“所见”最近,为孔子亲历;“所传闻”最远,已经只能听到一些传闻。公羊学家认为《春秋》对三世中发生的事,记叙时采取了不同的用辞和态度。董仲舒《春秋繁露》的首篇《楚庄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之所以要这样做,篇中的解释有二层意义:一是感情上的亲疏:“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二是为了避免文祸:“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这后一层意思读了让人心寒,它说明即使在言论较为自由的春秋战国时代,若要秉笔直书当代史,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此种意思后人多有论及,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通授)其传指(通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所以“口受”而不以“书见”,就是怕落下“白纸黑字”带来麻烦。《汉书·艺文志》说得更加清楚:“《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同时还指出《传》的形成,是因为孔子对当代历史“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由于口头流传的结果,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春秋》原来有许多传家,汰选到后来,才剩下了三家,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故《春秋》中那些微辞、婉辞、温辞是《春秋》中的密码,在“三传”中才获得充分的反映。

  我讲《春秋》之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说,只是一个譬喻,一是说明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真实性是有区别的,可靠的还是当时的文献档案记录,这是原始记录,到了所闻、所传闻,往往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关于毛泽东与罗稷南谈话的记载是传闻,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事情相隔四十五年了,在1965年罗稷南与贺圣谟的谈话就不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当时谈话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毛泽东在此之前已三次讲过这个问题,他始终是肯定鲁迅,鼓励大家要以鲁迅为榜样。关于关起来的话题,是讲共产党人要有无所畏惧的精神,不是讲鲁迅如果活着会被关起来的事。如果断章取义,那么离开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就很远了。

  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这些议论是不可能传播的,贺圣谟在1965年听罗稷南谈毛泽东与鲁迅,其内容也不见于日记,大概也是为了“智不危身”吧。到了1996年10月24日,他敢于与周海婴先生说这番话,当时是关于巴人(王任叔)的学术讨论会,巴人在那个时代是挨过整的,会议的气氛可以想见。而且毛主席去世已二十年了,回忆这件事,他当时的心态也许就是“于所闻痛其祸”吧!这所谓“祸”,也只是他当时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那么他所闻是否真实又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2001年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记下这段谈话,他是“撰写之后又抽掉”,可见他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的。他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鼓励他说,可以披露,那位王元化先生在反胡风时也挨过整。其实他们都误解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关于如果鲁迅还活着,在1956年有过前文所引三次谈话,精神都是一致的,怎么会想着要把鲁迅关起来呢?

  21世纪初一些人的议论,显然都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从周海婴讲,也就是“于传闻则杀其恩”了,置毛泽东那么多对鲁迅的正面评价于不顾,说得直白一点,没有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正面肯定鲁迅,不知有多少鲁迅的敌人会出来糟蹋他呢!

  鲁迅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死》,他在文章中说: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些年来,鲁迅的敌人一个又一个如梁实秋之流又时兴起来,贬低鲁迅的调门儿又流行起来了。鲁迅去世时,周海婴只有五岁,他给周海婴有过一条遗嘱,他说: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我与周海婴有过多次接触,在文革期间,他来上海都是我接待的。那时他在搞无线电和录音设备,是我接待,曾去他淮海路家访问过,陪他到徐家汇相关的工厂落实他在技术和设备上的要求。

  1976年10月,去日本访问时,我是团长,他是顾问。那时他关心的还都是自己技术上的需求,怎么到了21世纪初,他关心起自己爸爸的事业来了,想不到他会跟着那些人一起抹黑毛泽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忘恩负义。

  毛泽东作古这么多年了,如今有那么多人爬在故人的头上如此污蔑侮辱,最典型的要算李Z,他说自己八十年的党龄,其实他早就背叛了,我不否认他早年参加革命是真诚的,但从庐山会议以后,他就背叛了。正因为他这样的性格和身份,在他一百岁寿辰时美国驻华大使会给他写贺信,信末尾用英文写了一段话:“你的精神,感染激励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我!感谢你!”这可不是外交辞令,他身在中国,心究竟在哪里啊!也许早就飞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了吧。这封贺信在李z看来是极其荣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耻辱,愧对中华民族。当然,现在的某些公知精英们,已经把wr毛泽东以“杀其恩”作为时髦的东西了。

  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参加的地下党,1950年进的大学,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壮年时以能为毛泽东做工作为光荣。我无怨无悔,决不会因毛泽东去世多年而“杀其恩”,我不会如李Z那样背叛革命事业,也不会认贼作父。我今年八十六岁了,留下的时间不会很多,可以告慰此生的,也就是这一点,这一信念鼓励我继续拿起笔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硬骨头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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