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道中西”到“六·二六”——毛主席人民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

从“医道中西”到“六·二六”

——毛主席人民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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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二千零二十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又一个庚子年。或许是因为气数将尽的大清朝最后两个庚子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录——1840年的鸦片战争;1900年的庚子国变。——而后的中国人，似乎对庚子年一直抱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忌讳。

这个庚子忌讳，甚至到了“讳莫如深，深则隐。苟有所见，莫如深也”(《春秋谷梁传全译》之《庄公三十二年》;第15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的程度。但是，该来的总是要来，挡也挡不住。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说，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于是乎，周而复始的干支纪年，到了时下的这个庚子年，真的就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瘟疫——新冠病毒肺炎大泛滥。

当那个“白云黄鹤的地方”的武汉人，突如其来的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抗疫悲喜剧之后，渐渐归于以往平静生活的时候;当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的方外之地的洋大人们，在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卑可鄙的“救灾救难”的活报剧之后，又开始了勾结一切反华、反共、反中国人民的黑暗势力，竭尽全力攻讦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时候;当美国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已经扶摇直上，直逼一二百万人之多，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成倍的远超美国当年死于越战死亡人数总和的时候;全人类，当然也包括那些不管人民死活的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洋大人们，都在思考一个简单而又复杂，明了而又深奥的问题——

一场令全世界、全人类，都猝不及防、手忙脚乱、瑟瑟发抖的新冠病毒瘟疫降临地球的时候，中国人何以能够如此的同仇敌忾，如此的坦然自若，如此的迅雷不及掩耳，将那个面目狰狞的新冠病毒打压下去?!十四亿中国人民，是以怎样的动员能力，是以怎样的步调一致，又是以怎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壮举……在“清扫自家门前雪”的同时，又以令全世界人民无限感激、无限敬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毫不犹豫地向全人类伸出了共同清除瘟疫的友谊之手。

请读者诸公不要忘记，且要牢记：当中国人民向全人类伸出抗疫援手的关键时刻，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无聊政客和代言人，肆无忌惮抹黑、攻讦中国，公开叫嚣，公开鼓噪，公开煽动：重新瓜分中国领土、抢掠中国人民财富的时候。

正因为如此，做为占全人类总数比例最高的人群——中国人民，做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不直面正视这个问题，不能不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不旗帜鲜明地回答这个问题。

2

这个所谓“简单而又复杂，明了而又深奥”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民怎样取得抗疫成功的问题。说它“简单而又复杂，明了而又深奥”，讲的是这个问题的两面性：

其一，说它简单明了，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武汉抗疫，即中国人民第一阶段抗疫的成功，实在是毛泽东思想伟大实践的胜利，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胜利;

其二，说它复杂深奥，是说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答案，是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洋大人们，永远无法理解，无法认识，无法做到的。即使他们知道了答案，也永远不会承认的。

所谓其二，即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洋大人们为什么“永远无法理解，无法认识，无法做到，即使知道了答案也永远不会承认”的问题，可以说，那是由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诚如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给一切剥削阶级所下的定论那样：“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介绍一个合作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所以，我们不妨将其留待另文讨论。

下面我们专门讨论第一点。

其实，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共产党人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借用习近平同志今天的说法加以表述，就是“四个自信”，即“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里，所谓“道路自信”之道路，就是毛主席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开创的、不附加任何副词的社会主义道路。即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所谓“理论自信”之理论，就是没有被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们所修正主义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上。)

所谓“制度自信”之制度，就是毛主席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为新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即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所说的宪法，是指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又经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的宪法】。

所谓“文化自信”之文化，就是毛主席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毛主席积极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毛主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第662-711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这“四个自信”的内核，必须是来源于人民大众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舍此，则一切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成虚话。

满世界的新冠病毒，满世界的抗疫战争，惟有中国独树一帜，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这成果，让全世界人民为之欢呼雀跃，让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洋大人们羡慕、嫉妒、恨。累累战果。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四个自信”，是完全正确的。“四个自信”的正确，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因为毛泽东思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巨大的作用。

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为战胜新冠病毒而义无反顾的逆行者——一群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中国卫生战线上的医务工作者;当我们看到一队又一队为战胜新冠病毒而快速集结的子弟兵——一群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为战胜新冠病毒而前方作战，后方支援的动人场景——一群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中国人组成的新中国当下最可爱的人;当我们听到一声又一声为战胜新冠病毒而高呼的口号——一群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中国人集体发出的呐喊……

此时此刻，又有谁人，不彻头彻尾地承认：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有着任何说教都无与伦比的感召力;人民领袖毛主席——有着古今圣贤无可比肩的伟大。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这八个字，是雷洁琼先生1994年5月24日访问韶山，参观毛主席纪念馆时，题写的留言。据江汉大学特约研究员马社香女士的访谈录所记——

当时，雷洁琼先生让秘书高志芬女士，给自己朗读了“湖南一群共产党员的留言”：

谁的权力最大?毛泽东同志。可是他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奉献。奉献了六位亲人，奉献了自己的毕生。他从不向人民索取，又要求亲朋戚友不要向人民伸手。他对索取的回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能以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为明镜，国家幸甚，我党幸甚!

随即雷老重复道：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毛主席的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明镜，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马社香《“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6-109页。)

今天，当我们用雷洁琼先生这八个字，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那不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力量源泉吗?!那不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最锐利的武器吗?!

3

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成功，可以说是毛主席人民群众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顾抗击新冠病毒总体战这场人民战争的时候，虽然可以说出千百条抗疫成功的理由，但请不要忘了，那些援鄂医疗队伍的一面面战旗上，都冠以“人民”二字——我们的军队名曰“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政府名曰“人民政府”;我们的医院名曰“人民医院”……这“人民”二字的缘起，正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思想的集中体现。继而，毛主席又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

一个“唯一”，既已申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政府、军队、人民团体，独一无二的宗旨。

【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有研究者做过考略：①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中提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例如“知仁勇”……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②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③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这是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本文为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④1944年9月1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10页。⑤1944年十月三十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2页。)⑥194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中提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主席再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第1039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因此，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⑦1957年3月，毛泽东针对有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的状况，再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285页)⑧1959年3月30日，毛主席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关于同意董必武辞去现职改换工作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⑨据考证，“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一生中题词用语最多的一句话。1944年11月15日，毛主席为我国卓越的新闻记者邹韬奋先生逝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44年冬，毛主席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5月1日，毛主席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9月20日，毛主席为《大公报》报馆职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1949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工程学校(简称“军委工校)恳请毛主席为学校题词，他挥笔题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苍劲有力的大字;1950年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接见在苏联学习的革命烈士后代，烈士郭亮之子郭志成恳请他题字留念,毛主席也挥笔写下了“为人民服务”;1950年7月，卫士长李银桥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临行前毛主席在他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庄重地题写了“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勉励话语;1960年冬，毛泽东为曾在自己身边做过保卫工作的辽宁公安干部杨颖题写了“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1964年，毛主席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1965年5月，毛主席为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郭国群题词“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1965年7月，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1965年8月,他挥笔为庐山疗养院钟学坤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1965年9月15日，毛主席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参见韩振峰：《“为人民服务”考略》;《光明日报》2011年11月02日，第11版。)】

正是因为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各级政府唯一宗旨，我们才有了毛主席所倡导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人民卫生路线。

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主席应邀为大会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1998年1月第一版)

最后，大会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见之于《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人民日报》1950年8月20日【新华社十九日讯】报道。)

1952年12月8日-13日，新中国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毛主席再次应邀为大会题词: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1952年11月，第628页。)

这次会议，丰富了首次会议提出的“卫生工作三项原则”，确定了卫生工作的四项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编修指导委员会网首页>历史今天《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朱德总司令亦为大会题字：“团结全国卫生工作者，依靠广大群众，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为保证国防、经济、文化建设而努力。”】

毛主席为两次大会的题词，以及大会提出的新中国“卫生工作四项原则”，不是心血来潮，异想天开，而是源于中华民族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个文化遗产，是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的沃土里。

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毛主席是一位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的伟大思想家。终其一生，老人家都在“读书破万卷”之中，都在“攀登行万里”之中，为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中国人民的未来思考着，筹划着，设计着。我们前面所说的“卫生工作四项原则”，就是毛主席为新中国设计的人民卫生路线。为了设计出这样一条人民卫生路线，老人家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做着文化知识的准备，就做着实践经验的探索。

4

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老人家学生时代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其中就有一条关于医学的读书笔记，这可能是毛主席最早涉猎医学的读书记录——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讲堂录(1913年10月-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老人家是否研究过中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我们至今尚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这段读书笔记，我们可以断言，老人家至少是浏览过这部被唐代医学家王冰谓之“至道之宗，养生之始”的《黄帝内经》。

“中言气脉”，这是一句十分中肯的批语。“气”是《黄帝内经》中的重要命题，所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所谓“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同上)云云;又所谓“四气调神：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第二》);又所谓“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同上)……云云。

何谓“真气”?真元之气，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结合而成之体内正气也。真气乃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之最基本的物质，人之有生，全赖此气。【直到今天，衡量人的死亡，还是以断气、无气为唯一标准，而非什么脑死亡云云。】

何谓“肾气”?肾精化生之气。肾气先天得于父母之精气，后天得于自身之充养，主宰生长、发育与性机能云云。

何谓“四时之气”?即四季阴阳之气也。所谓“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同上);“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第六》)也。

有学者做过统计，“气”之一词，在《黄帝内经》中凡有2956见。为了探讨《黄帝内经》中“气”的实质，医学科技工作者经过长期的科学实验，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运用现代先进的新学科和新技术，如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免疫学、电场、电磁效应、辐射场等，对气化、气机、“气”的免疫功能、气功、经络之气、正气、元气、卫气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见之于《黄帝内经概述》。《全注全译黄帝内经》卷首;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脉”是人体内具有运行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调节平衡等作用的一个网络状巨系统。这一巨系统，是由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络脉(包括大络、浮络、孙络、阴络、阳络)、经筋和皮部组成。

所谓“十二正经”，即是人体手、足三阴三阳十二条主要经脉的合称，为经络系统的主体，故又称十二经脉。《黄帝内经·灵枢·海论第三十三》：“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十二正经是人体运行气血的主要通道，也是经络系统的主体，包括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

所谓“奇经八脉”，即是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任脉，行于腹面正中线，其脉多次与手足三阴及阴维脉交会，能总任一身之阴经，故称：“阴脉之海”。任脉起于胞中，与女子妊娠有关，故有“任主胞胎”之说。督脉，行于背部正中，其脉多次与手足三阳经及阳维脉交会，能总督一身之阳经，故称为“阳脉之海”。督脉行于脊里，上行入脑，并从脊里分出属肾，它与脑、脊髓、肾又有密切联系。冲脉，上至于头，下至于足，贯穿全身;成为气血的要冲，能调节十二经气血故称“十二经脉之海”，又称“血海”。同妇女的月经有关。带脉，起于季胁，斜向下行到带脉穴，绕身一周，如腰带，能约束纵行的诸脉。阴跷脉、阳跷脉：跷，有轻健跷捷之意。有濡养眼目、司眼睑开合和下肢运动的功能。阴维脉、阳维脉：维，有维系之意。阴维脉的功能是“维络诸阴”;阳维脉的功能是“维络诸阳”。】的总称。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同，既不直属脏腑，又无表里配合关系，其循行别道奇行，故称奇经。其功能是沟通十二经脉之间的联系，又对十二经气血有蓄积渗灌等调节作用。

所谓“十二经别”，就是别行的正经，有离、入、出、合于人体表里之间的特点，加强了十二经脉的内外联系，更加强了经脉所属络的脏腑在体腔深部的联系。十二经别多从四肢肘膝上下的正经别出(离)，经过躯干深入体腔与相关的脏腑联系(入)，在再浅出于体表上行头项部(出)，在头项部，阳经经别合于本经的经脉，阴经经别合于相表里的阳经经脉(合)，故有“六合”之称。

所谓“络脉”之属，即指大络：即全身最大的络脉，一称“经隧”。其中包括十四经各有一条大络，再加上脾脏有一条大络(以上又合称“十五络”)和胃腑有一条大络(名“胃之大络”);浮络：即位于皮下浅表的络脉。因为位浅如浮，故得名。结合现代医学的观点，浮络与表浅的静脉相合，亦名青筋。如《素问·皮部论篇第五十六》云：“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太阳、少阳)之络也。”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九·经脉皮部》注：“浮，谓大小络见于皮者也。”吴昆《素问吴注》明代医家吴昆云：“浮络，浮于皮部之络。”孙络：是指人体中络脉的分支，即络脉中的细小部分。阴络：是指从手、足六阴经分出的络脉，其络循行于人体深部或下行的络脉。阳络：是指手、足三阳经分出的络脉，其络循行于人体浅部或上行络脉。《素问·调经论篇第六十二》清代医家张志聪注云：“阳络者，六阳经之络。”

这正是毛主席所说“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的根本原因。如果把与易经、阴阳五行等等中国古老哲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医学、中药学，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科学化，那么，中国的医药学，是不是更有前途。

“西言实验”，这是现代人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知道，西方医药学，是以西方的实验科学，即物理的、化学的实验为肇始，发展到后来，则完全依赖于医疗设备器械的诊断，化学药物的治疗云云。以至于发展到现如今，则以使用手术切除人体器官的手段，达到祛除病灶的目的为最高医术。

这或许就是毛主席所说“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的根本原因。

其实，讲到实验科学，即物理的、化学的医药学研究，说中国人是西方人的老祖宗，则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古老的炼丹术，就是西方现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中国道家一派有两部著名的炼丹术典籍——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就是道家炼丹术在漫长实践中，获得的理论升华。

毛主席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但因其一个“常失之虚”，一个“常失其本”，所以，“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基于青年时期对“医道中西”的这种最初认识，毛主席在未来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常常自觉地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5

毛主席领导工农革命，“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毛主席诗词《七律·到韶山》)，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业艰难百战多”(陈毅《梅岭三章》)之中，戎马倥偬之场，生死存亡之地，红军队伍里出现伤病员是常有的事儿。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这样说到过红军时期的医疗卫生状况：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

这时的毛主席，已不再是口说笔谈“医道中西各有所长”的青年学生，而是统兵打仗的革命队伍统帅。为了赢得每一次战斗的胜利，他必须保障队伍的战斗力;而保障红军队伍的战斗力，除了尽可能减少伤亡，就是及时抢救那些无法避免的伤病员;而抢救伤病员，就必须依赖于医疗卫生工作的得力。于是，在“医生药品均缺”的根据地，毛主席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的方针。

值得称道的是，此时的共产党和红军，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红军卫生学校。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延安，又创建了中国医科大学。

1940年11月12日，毛主席前往距延安城十五里的柳树店，看望正在中国医科大学治疗肺病的续范亭，被正在举行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一周年活动的该校师生，请到学校的礼堂里讲话。毛主席勉励大家，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尔后，边区政府多次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中医工作问题，并且正式提出：

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2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从那时起，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中西医结合，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及一切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的方针路线。

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仪式上，毛主席发表演讲，其中再次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的医疗卫生工作：

还有卫生工作。周扬同志说了，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毛主席不厌其烦地逢会必讲中西医结合问题。

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毛主席又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谈到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现状与未来：

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二版)

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医疗工作开始，发展到陕甘宁边区的卫生事业;从江西于都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2年1月创建，初名：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1933年3月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起步，发展到陕北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在毛主席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走上“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方向。

6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社会发展，都翻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因此，毛主席也开始站在更新、更高、更广阔的视野上，探索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卫生事业。

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据此，各级卫生部门开始在广大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全国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并加强医学教育，培养医药卫生人员。(见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编修指导委员会网首页>历史今天)

毛主席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1月第一版)

这一题词，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明确定性为“人民卫生工作”。与此同时，提醒全国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以“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先导，“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2年12月8日至13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又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的“三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四项原则：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编修指导委员会网首页>历史今天)

1952年12月6日，毛主席阅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同志关于将在十二月上旬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拟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及三年来卫生建设情况，并评奖爱国卫生运动模范，举办带有评比性的卫生展览。报告请毛泽东为这次会议题词。毛泽东批示：

贺诚同志：(一)题词可写，请你们拟出几个简单语句送我择书;(二)此次会议准备工作甚为重要，应和习仲勋、胡乔木同志商酌，并在文委党组加以讨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6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毛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同上。)【据195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已于八日在北京隆重开幕。会场主席台两旁挂着毛主席给大会的题字：“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朱总司令给大会的题字：“团结全国卫生工作者，依靠广大群众，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为保证国防、经济、文化建设而努力。”这些题字给这次大会以及今后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卫生保健事业指示了明确的方向。】

三年之间，连续召开两次全国性的卫生工作大会，可见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对医疗卫生工作重视的程度。而且毛主席两次为卫生大会题词，更可见毛主席对“人民卫生工作”的极端重视。

毛主席对事关“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的卫生工作，可谓是紧抓不放。

1953年12 月上旬，在听取贺诚等同志汇报后，毛主席又一次谈到对卫生工作的意见，其中着重谈了利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问题：

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05—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我们知道，自从在《讲堂录》中谈到“医道中西各有所长”这一命题，毛主席就开始自觉地站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思考着中医药学的发展问题。如今全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老人家就更是对这个事关“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7

自从中国司法鼻祖皋陶，与大禹在讨论如何实行德政治国的时候，讲了一句“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尚书·皋陶谟》)，以此来警醒当政的国君不要安逸贪欲。用西汉经学家孔安国为《尚书》作传的话说，就是“不为逸豫贪欲之教，是有国者之常”。尔后，中国的词典里，就有了“日理万机”这个成语，专门去捧杀那些帝王将相，以至于诸国领导人对此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但是，老百姓知道，这“日理万机”一词，与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相联系，算是用词恰当。舍此，不是差强人意，就是为了捧杀式的拍马屁。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毛主席，在为国操劳的日理万机之中，对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中医药学，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非是老人家对中医药学有什么特殊偏好，而是因为“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把中医提高到“两个关系”的高度，联系起来谈。用老人家的话说：“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同上。)

1954年4月21日，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 (草案)时，毛主席在草案“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 “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 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由此可见，毛主席在中医药科学的继承、应用与发展上，倾注了多么大的心血。

在这里，毛主席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把“预防”放到“治疗”之前，这正是源于中国哲学“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思想。《礼记·中庸》有云：“凡事豫(同“预”。预谋。)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音jié。 绊倒。)，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音jiù。心忧;不安。)，道前定则不穷。”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秉持“预防重于治疗”的理念。《黄帝内经》即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白话过来就是：圣人不等生病之后再去治疗，而是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就进行预防;不要等到身体的功能紊乱之后才去调理，而是身体的功能没有紊乱的时候就去预防。疾病已经生成然后才去用药治疗，身体的功能紊乱之后才去进行调理，那就如同临渴而掘井，战斗开始才去制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正是基于这种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毛主席才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积极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政策。

8

1954年6月5日，毛主席就发展中医问题，专门找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同志谈话，其间特别强调指出：

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同年7月9日，毛主席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传达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

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8-259页。)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之间，毛主席对中医药科学事业的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之备至，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事业，所给予的希望之殷切，在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1955年4月9日，毛主席南下杭州视察，下榻刘庄【据《毛泽东与西湖刘庄》所记：“建国后，毛泽东最常去的一个地方是杭州，共四十余次，他曾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从1953年12月第一次到杭州，以后的年年南行，每次都会到杭州，有时一年内要来杭州几次。”见之于“杭州厚厚的博客”。】。

15日下午，毛主席派汪东兴到朱琏同志(针灸专家。时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

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15日晚上，在刘庄同朱琏同志谈中医问题，毛主席又说：

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谈到生活习惯和身体锻炼时，毛主席还说：

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十分钟，第二天散步十五分钟，第三天散步二十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二十五分钟。我突破了医生规定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情况，不能做一般的硬性规定。(同上，第364-365页。)

1956年8月24日下午，和朱德、周恩来、陈云、林伯渠、康生、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合影。随后，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在谈话中，又谈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问题：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

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1998年1月出版)

毛主席不仅是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还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终其一生，老人家一直坚持两条：第一条是“相信群众”;第二条是“相信党”。

1955年，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毛主席就曾经坚定不移地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0-1998年1月出版。)

事实上，不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对于关乎到“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毛主席依然如此。

毛主席坚信：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亿万群众的拥护，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就一定能够一步步走上“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康庄大道。因此，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指明了方向，而且竭力推动全党全国努力将这一理论上的方向，不断地付诸于卫生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去。

9

也是在1955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国家卫生部于当年12月，开始有计划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这一活动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在职学习，鼓励医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中医;第二种是：举办专门的“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

“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是以培植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学的骨干，以进一步广泛推动“西医学习中医”为目标，重点组织医务人员进入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学习班，参加离职学习。

这个有计划、有组织的“西医学习中医”活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可谓成绩斐然。1958年9月25日，国家卫生部在首届“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毕业后，就学习班的教学过程和工作经验，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做了专门详尽的报告：

这个班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开办，共有学员七十六人，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西医，中有党员二十九人，团员二十三人。他们的学习成绩良好。我们已将半数以上的学员分配在中医研究院工作，其余部分，分配在北京中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但他们目前尚集中在中医学院跟有经验的中医在一起练习教学和临症研究等工作。

这个班的学习进程是：开始学习中医政策和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即学习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即用现代语言编写的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讲义，说明中医的治疗规律和理论原则),主要方式是听取中医老师讲课和学员自己复习。计共六个月，使全部学员都具有读中医任何医籍的能力;嗣即学习中医临症各科，此时以自学为主，结合课堂辅导和临症见习计共七个月;最后临症实习一年零三个月，分散在北京、南京、苏州等，跟有经验的中医实习，部分学员在实习时曾到农村为群众治病，效果和影响都很好。在学习基本理论结束时，每人写过一篇论文。在结束课堂学习时发过一次奖，临症实习结束时每人又写一篇论文，毕业典礼会上又发了一次奖。这次奖是由学员和老师们共同评定学习成绩和临症效果，计获一等奖三人，二等奖七人，三等奖十五人。

从收获来看，七十六人中仅有个别人较差，一般都能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症、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对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跃居世界高峰，将起重大的作用。证明党的中医政策和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是完全正确的。

在教学上经过老师不断的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和课余辅导，提高了教学效果，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是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效果。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医治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又如骨科方面，中医主张要有一定的活动，使血液畅通，容易痊愈，对陈旧性脱臼，只使用中医手法就可以复位等很多生动事例，使他们一致认识了祖国医学丰富多采。

几点经验：

一、西医学习中医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这是本班能取得一些成绩的根本原因。要对干部、教师、学员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思想水平，使大家明确认识西医学好中医是为了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为人类创造幸福，为中西医学结合创造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的重大意义，使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学习的责任和奋斗的目标。

在学习中医基本理论之前，应首先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验证明：凡是初步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比较易于接受中医学术。

二、学习中医基本理论和治疗规律时，必须紧紧结合临症见习，做到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以便体会实践证实理论和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对临症各科的学习，一般应多看历代名著，和跟中医师学习经验，这样更能体验“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有效地达到学以致用的学习要求。

三，离职学习的时间，如果在教学上进一步加以改进，提高教学效果，大体上定为二年左右可以学通。

四、学员对象，以大学毕业或相当的水平，具有二、三年临床经验，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政治上左派，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并愿献身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事业的党团员青年西医，学习最为相宜。

五、要解决中医师资和教材问题，要选择当地学术和经验丰富的中医当教师，组织起来，共同研究，发挥集体备课，课前试讲，课后辅导和发动师生一起讨论，随时改进教学方法。

为了进一步办好离职学习班，使更多的西医得到这种学习，我们建议今后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划举办。以便在省、市委直接领导下更多、更好、更省地培养出既懂西医又懂中医，掌握两套学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型医生，为促使早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亲自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语：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51页)

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批语，及时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卫生部党组的这个报告：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需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根据中央的方针，卫生部曾经举办了少数西医离职学习中国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很好。各　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七十人　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学生的条件，应该有大学毕业水平和二三年的临床经验，最好能有看中医书籍的中文水平。这样，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二千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同上。)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经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这二十八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八年【指报告中提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即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到1945年间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二十四年【指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成立，到1945年间的二十四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事实上，不仅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间世》)，由毛主席亲自组织创建起来的新中国卫生事业，其发展壮大，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自红军时期草创，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发，经过抗日烽火洗礼的延安，又经过解放炮火锻造的西柏坡，一路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进新中国的北京，真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10

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从《人民日报》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于是，老人家感怀万千，浮想联翩，在7月1日，写下了不仅传唱至今，且必将流芳千古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働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为这两首诗写的小引说：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佘江县根 本消灭血 吸虫病的经过》的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 吸虫病》)，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所写的后记说：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作诗，写小引，写后记，做为诗人政治家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仍然大有言犹未尽之感。于是，在当天就致信胡乔木：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这两首诗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后来，毛主席在给周世钊【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学友。周世钊(1897-1976)，字惇元，又名敦元，别号东园。湖南省宁乡市东湖塘镇朝阳村人。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历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民盟主任委员。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留下了毛泽东与周世钊、柳亚子、郭沫若等人相互唱和的经典作品。】的信中，果然对此诗“做点解释”：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毛主席在湖南省国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 即不买车票 )，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 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 地球在内 )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 是否记错了? )，属银河系。【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α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这些解释 ，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复信周世钊》。同上。第475页。)

今天，当全世界人民齐动员，向新冠病毒宣而战之时，我们再度诵读毛主席《送瘟神》的讨疫檄文——“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能不为之动容!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1953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钧儒先生，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主席，9月27日，毛主席即复信沈钧儒：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给沈钧儒的信(1953年9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自此以后，毛主席将血吸虫病防治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

1955年11月，毛主席南下杭州，沿途视察了血吸虫病疫区。11月17日，在杭州刘庄召集中共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的省委书记及上海局书记开会。在听取了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汇报之后，毛主席当即指示：

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病都严重，必须消灭。可以消灭，七年完成。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直属中央。九人小组一年至少开三次会议。政府要成立防治委员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4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同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时提出：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2-26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

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号召：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血防工作的指示》1967年内部印行，第3页。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编)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这是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根本原理的具体体现。有了这“两个相信”，一切困难都会克服，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昨天消灭血吸虫病，靠的是“两个动员”、“两个相信”;今天要想取得抗击新冠病毒的全面胜利，也必须依靠这“两个动员”、“两个相信”。因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党百年历史上，乃至千秋万代的致胜法宝。

11

毛主席在总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纷纭复杂工作的同时，一直关注着医疗卫生这个关乎到“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的大事业。

有人说，这或许是与毛主席有父母因病医治无效，尚在壮年便离世而去的经历有关。

关于毛主席的父母这个话题，最早当见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英文版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后来，即1937年11月，上海文摘社创办人孙寒冰与编辑汪衡合作，将《西行漫记》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支持下，陆续在《文摘月刊》上分期刊出。再后来，经过孙寒冰的奔走活动，在潘汉年的支持下，《毛泽东自传》得以成书出版，由潘汉年题写书名。

但是，从《西行漫记》脱胎出来的《毛泽东自传》，并没有谈及毛主席对父母二人病逝一事的更对说辞。倒是近些年一些国内写手们的文章，谈及了此事。不妨摘录几条于下——

第一条(见之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

6月 26 日 晨五时，径自朝招待所附近的小山上走去，来到父母亲墓前。接过身边工作人员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神情肃穆，敬献在墓前，三鞠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地干部问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毛泽东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看望亲友，看旧居，又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上午八时回到招待所，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同日下牛，到韶山水库游泳。游泳后，来到毛震公祠三鞠躬，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第二条(见之于《毛泽东家书钩沉》)：

《毛泽东家书钩沉》有两封毛主席给七舅文玉瑞、八舅文玉清的信，其中谈及到母亲的病，及对舅舅们的感激之情：

(一)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1918.8)

……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此信后有注解云：

毛泽东这封信称的七舅、八舅，是指文玉瑞、文玉清。这是按文氏家族排行称呼的，按毛泽东的外祖父文绵薰所生子辈称呼，文玉瑞是毛泽东的大舅，文玉清是毛泽东的二舅。……文玉瑞是一位非常忠厚的农民，在乡中颇有些人望。他教育子女严格，对七妹的孩子毛泽东更是关怀器重，视若己出。他还将毛泽东与文家的子侄们并行排列，毛泽东为廿二。

在文家，二舅文玉清对毛泽东的成长也极为关注。文玉清是一位性格温和的乡中儒士，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备子侄……文玉清开蒙馆为业，毛泽东也随众童受业……毛泽东在舅父家中待到8岁，直到1902年，才回到韶山冲。

(二)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1919.4.28)

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

此信后亦有注解云：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安息于九泉之下父母亲的怀念之情，回到了韶山。这是66岁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父母双亲合葬墓前献上了用松枝扎成的花圈，三鞠躬，口中念叨着：“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父母亲卧室里，他深情地端详着双亲大人当年留下的照片，对随同人员说：“我母亲的颈上长了一个包，穿一个孔，只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要是现在就不会死了。”他的话语讲得很轻，也很沉重，包含着对二老双亲的缅怀深情。(《毛泽东家书钩沉》第138-15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

第三条(见之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1959年6月25日下午7时，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他1927年离开后就没有再见的故乡、他的出生地韶山冲。他的革命事业早已成功，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再过3个多月就是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纪念日。毛泽东站在故居中后人悬挂的他的父母的照片前，久久伫立，久久凝望，好一阵子，他才指着照片跟随行人员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头上生了疱，穿了一个眼。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当他走到自己的卧室，看到他与两个弟弟和母亲的合影，一下子高兴得像个孩子，用家乡话说：“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外婆家的表兄们保存下来的。66岁的毛泽东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如今，照片上的慈母去世已经整整40年，二弟弟泽民也已经于1943年在新疆殉难，小弟弟泽覃则早在1935年就牺牲于江西的红土地上，如今就只剩下自己一人，纵有万端感慨又与何人说?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一个人静悄悄地爬到南岸对面的一座松青柏翠的小山上。这座名叫楠竹的小山坡上，安葬着毛泽东的父亲母亲。工作人员看见后，都赶紧跟随过去。毛泽东随手折下一枝松枝，向父亲母亲三鞠躬，嘴里默念：“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将松枝插在父母坟墓前的泥土上，作为祭奠。

简单的祭奠完毕，毛泽东站在坟墓前，跟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韶山宾馆松山一号楼，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嘴里念念有词，黎明即起，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飘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故乡行，诗言志。毛泽东将“别梦依稀哭逝川”之中的“哭”改为“咒”，其实，他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又岂是一个“咒”字了得!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959年别离32年后的回家，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踏进家门看父亲母亲的最后一眼!(《家世·家信·家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第四条(见之于《毛泽东与故乡》)：

1959年6月25日下午5点钟左右，毛泽东乘坐着白灰色的吉姆车，缓缓地开进了韶山招待所卢家湾一号(现名松山一号)……陪同他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及书记徐启文等领导人……

6月26日清晨，毛泽东迎来了32年后在韶山的第一个早晨……到了南岸的对面山上，毛泽东来到自己父母的坟上，他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几枝刚采集的带露的松枝，恭恭敬敬地放在坟上;然后三鞠躬。完毕，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在场的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问毛泽东：“是不是要把坟修一下?主席。”毛泽东说：“不要，把它填一下就行了(因那时坟堆已经很平了)。”毛泽东又问：“这坟为什么没有被破坏?”毛继生回答说：“当地农民出于对主席的热爱，进行了保护。”

……

毛泽东走进堂屋里，没有看挂着的说明，却望着神龛上陈设的菩萨、神主牌位……两手做了一个作揖状，对随行人员说：“我屋里过去很信迷信，这(指烧香作揖敬神)是我初一、十五的工作。”……经过横屋，毛泽东来到先前自己父母的卧室。毛泽东望着父母的遗像静默了一会，然后，又对陪同人员说：“这是我父亲、母亲。我母亲去世是因为颈上生了一个疱，穿了一个眼，只因是那个时候，要是现在，就不会死。”那声音很轻，就像从天边飘来。他的心情此时是那么沉重。(《毛泽东与故乡》第101-105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

中华民族的儒家传统文化，一向讲究的就是“忠孝”二字，青少年时期就“读了八年孔夫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3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1970年9月19日晚7时半，在北京丰台车站同陈先瑞(时任北京军区政委)、吴德(北京革委会主任)谈话 一小时。毛主席说：“什么天才，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学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那时不知道马克思。直到一九一八年，我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深知的。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发刊词的时候，就说道：

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 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会，也不可能，仅仅为了自己父母的因病医治无效，而提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号召。那号召，实实在在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薪火相传。

譬如，毛主席并没有因为自己父母的因病医治无效，而对中国的中医药学口诛笔伐。相反，老人家倒是在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同时，对中国的中医药学倍加推崇。甚至不厌其烦地一再对外国人说：

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卫士长谈毛泽东》，第79页。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此处引语的这句话，大概最早出自李银桥之口。见之于权延赤的《卫士长谈毛泽东》：1948年底(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505页：米高扬秘密来西柏坡的时间是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秘密来到西柏坡，住在西柏坡后沟。中共五大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与米高扬多次会谈。……米高扬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毛泽东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可是，一位苏联客人的叉子举在红烧鱼的上方问：“这鱼新鲜吗?是活鱼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将肉叉入嘴里。毛主席随意看他一眼，没有说什么。但是，一年后他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于是，克里姆林宫里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鲫鱼他不吃。】

由此可以说，人民大众看得清清楚楚，毛主席不是从个人家庭出发，而是从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路线。

12

1956年8月24日下午，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陈云、林伯渠、康生、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合影。随后，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见之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6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毛主席在谈话中，讲到“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讲到“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其中也讲到中国的中医药学(见之于前面的第七节。)，还讲到毛主席最喜欢、最尊重、最推崇的鲁迅先生——

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1998年1月出版)

毛主席说鲁迅先生“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还说“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但他不轻视中国的”，“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毛主席的这些简略概况评论，都是十分中肯的，实事求是的。长期以来，人们一向以为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的中医、中药，乃至中医药学，似乎都抱有很大的成见。而这成见，又似乎真的是源于“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其实这是对鲁迅先生误读产生的误解。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这么看。毛主席认为，鲁迅先生对“中医和京剧方面”，不是肯定与否定的大问题，而只是一个“看法”罢了，尽管这个“看法不大正确”者也。

鲁迅先生对中医产生种种异议，大概是在他十三岁至十六岁，即乃父卧病经年，最终医治无效而亡的时候，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中如是写道：

前十九年(十九年癸己，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廿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鲁迅先生年谱》。《鲁迅全集》第6集，第422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鲁迅先生也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自己对“巫医难分”的、“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种种，断断续续地书写出来，以泄胸中愤懑，以警世人不省——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鲁迅全集》第1卷，第91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清代鲍相璈编，八卷。是过去很流行的通俗医药书。)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垽”(垽yìn;沉淀物;渣滓。齿垽，即齿垢。)，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10月30日。同上，第77页。)。

先生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早已经过了赴日本“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又于24岁时“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的时候了。那一年，42岁的鲁迅先生，已然是“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很显然，先生说自己“这些幼稚的知识”，即所谓“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皆因自己那时年幼无知，幼稚可笑耳。

但是，一提到父亲的病，先生对巫医神汉，还是切齿怒向，甚或恨之入骨。先生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就用讽刺的笔调写了“庸医杀人不用刀”。通过两个庸医一个胜似一个独特的药引子，表现了庸医的故作高深;通过他们的相继借故辞去，体现出父亲的病一步步恶化;通过家庭的变故，表达了对庸医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痛恨——

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绍兴城。英洋：即“鹰洋”，墨西哥银元，币面图案为一鹰(墨西哥国徽)。鸦片战争后曾大量流入我国。)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凭票付英洋(英洋：即“鹰洋”，墨西哥银元，币面图案为一鹰，即墨西哥国徽图案。鸦片战争后曾大量流入我国。)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父亲的病》(1926年十月七日)。同上，第301页。)

由此更可以知道，鲁迅先生的“切齿怒恨，甚至恨之入骨”，并不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医、中药之学，针对的不过是那些“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罢了。

庸医，原本就是不分什么中医、西医的。诚如面对新冠病毒的全世界抗疫专家队列里，就有欧美鼓吹“全民免疫”的所谓“专家”。这些草菅人命的“西医专家”，相信对中医、中草药，都是不甚了了的。所以，有谁还能相信这些狗屁“西医专家”呢?如果鲁迅先生还在，他能相信吗?!因而，鲁迅先生当年就把所谓的“西医专家”，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庸医，画上了等号。先生说道：

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九二六年三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由医生割去右肾后，不但血未全清，连病源也未查出。当时陈西滢为此写了两篇《闲话》(刊于五月十五日、二十二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徐志摩也写过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五月二十九日《晨报副刊》)，一起对开刀的医生加以指责和嘲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七十六期的《闲话》中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这里的“中医了不得论”，即指此类言论。)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

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70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11日第一版)

因此，当先生过了“四十而不惑”的时间段之后，也就是先生早已成为“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的时候，对于中医和西医，就有了全新的认识，全新的评论——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亦可以臻于郅治。(《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同上，第85页。)

2008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委员周海婴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接受《中国中医药报》记者柴玉、巨锋采访，对时说：

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

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这种做法是不准确的。中医药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有精华也有糟粕，从时代背景来看，鲁迅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给予批判和否定，他反对的是中医学里的糟粕。

鲁迅反对的是庸医，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家里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比如说，我母亲(许广平)身体不好，当时因过度劳累，患有妇科病，我父亲买来“乌鸡白凤丸”给母亲服用，很快见效。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科疾病，结果也治愈了。说鲁迅反对中医药，实际并不是如此。那些反对中医的人没有调查研究，拿鲁迅“说话”，是不公正、不科学的。……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

藿香正气、保济丸等这些中成药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医药是科学的。虽然，中医药不像西医有自己的实验室，但是中医药是在“大”实验室里做实验，它的结果是“社会淘汰”，比如流传至今的“同仁堂”等老字号药铺和一些“祖传秘方”，都是经过考验和淘汰留下来的。实际上，中医药的实验比西医的实验时间更长，数量更多，而且可靠性更强。(《周海婴：引用鲁讯的话反对中医是断章取义》。《中国中医药报》，2018年3月13日，第一版)

事实上，早在2007年3月12日，人民网记者王华，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就曾经以《周海婴对话中医专家：鲁迅并不反中医》(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2日15:08 人民网)为题，报道了周海婴同志与中医专家连建伟(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分会主任委员，全国中医文献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谈话。周海婴同志在谈话中，就有与上面同样的说辞。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言见之于《管子·大匡篇》。其实，这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所谓“知父莫若子，知君莫若臣”者也。周海婴同志是鲁迅先生的嫡传独生子，对自己的生身父母，自然知之甚者也。因而也比他人更有发言权。

13

毛主席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主席发表演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又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66年7月8日，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上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给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可见，毛主席不但尊重鲁迅先生，推崇鲁迅先生，而且还把鲁迅先生引为知音。

1957年3月8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同文艺界代表谈话，其中自然说到鲁迅先生。毛主席说：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指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1957 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在谈到“报纸上文章短些，再短些;软些，再软些”时，又一次谈到鲁迅先生——

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1957年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在会上作报告时，讲到了鲁迅先生的杂文——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直到晚年，毛主席还在告诫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读点鲁迅”。

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同江青同志谈话，谈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时，又一次提到鲁迅先生——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本页下有注〔2〕：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到台湾。创造社，1921年夏在日本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1927年冬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成员多为中国共产党人。新月社，1923年成立的新诗文学团体，参加者主要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等人。】、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毛主席还是对鲁迅先生的著作爱不释手。长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同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就曾经这样写道：

1975年8月，也就是眼科手术不久，他就用颤抖的手在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的许多册中圈圈点点，在有的封面上，他还用铅笔亲自写了“1975.8再阅”。在《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五分册的封面上还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原来他要工作人员给他读本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文中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他对鲁迅的这种见解很为赞同，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图书管理员口述：毛泽东与书为伴》。2006年9月4日;人民网>>文化>>历史风云>>中国近现代史)

鲁迅先生在《关于翻译(下)》有如是说：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关于翻译(下)》。《鲁迅全集》第2卷，第857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鲁迅先生的观点，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所以主席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十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据陈晋在《毛鲁之心，何以相通》一文说：1971年11月20日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毛鲁之心，何以相通——毛泽东读鲁迅著作》201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由此可知，长期以来，毛主席是把鲁迅先生的著作，当作党员干部自我教育的读本。所以，毛主席说鲁迅先生“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丝毫没有全盘否定先生对“中医和京剧”认识的意思。

14

诚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一样;毛主席同身边医务人员的一次谈话，为解决卫生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指明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毛主席从青年时期就上下求索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方针路线：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问题》(1965年6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在毛主席的原文下后方，有“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十个小字。在本页正文下面，另有编者的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同医务人员谈话中的一句话。

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我们检阅到注释所说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同医务人员谈话”，那的确是一次关系到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方向的谈话——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主席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5-5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虽说是对身边医务人员的谈话，但其信息量真可谓“大乎哉!大而广之也”。

现如今，常有一竿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文字玩家，动辄或言“某某讲话信息量很大”、或言“某某发言人推特信息量很大”……云云。其实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见过，也不懂什么样子的谈话，才可以谓之“信息量极大”者也。看了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你才真正知道，这才是“信息量极大”的谈话。

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一句话就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路线。在毛主席看来，医疗卫生工作，不仅仅是一个临床治疗问题，而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所以，毛主席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抓住“为人民服务”这个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唯一宗旨”，可谓是一针见血。

在毛主席看来，卫生行政管理工作，不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决定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关乎着党和国家方针路线贯彻执行的大问题。因此，早在1953年12月，在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同志汇报时，毛主席就有明确指示：

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你们当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盲干和单干都不好。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在“六·二六”指示的谈话中，毛主席再一次强调指出：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对于日常的医疗卫生管理工作，毛主席也明确作出指示：

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同上)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同上)

对于具体的业务工作，毛主席也有明确指示：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同上)

除开卫生工作的行政管理之外，毛主席还特别关注到医学教育工作。毛主席说：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同上)

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 “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05-5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事实上，周总理当年报送给主席的“同医务人员谈话整理稿”，虽然没有于当时就发表，但是，1965年9月3日，当时的卫生部党委就向毛主席和中央，呈交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报告说：

今年一月初，主席指示组织城市卫生人员下乡巡回医疗，并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六月二十六日，又指示卫生部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批评卫生部只给占全国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服务，而且主要是为干部服务，广大农民得不到医药。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是完全中肯的，完全正确的。……根据指示，我们对卫生部的领导工作进行了检查，并结合各地区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下乡巡回医疗和培训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的经验，研究了今后的措施。同时,我们又同一部分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的领导同志和基层工作同志交换了意见。

1965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以(1965)586号文件，同意并批转了卫生部党委的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文件指出：

面向工农兵，是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根本方针。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如果不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的医药卫生问题，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方针就会落空。必须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同时大力改革城市医疗卫生工作，把城市卫生工作的革命化和建设农村卫生工作结合起来，使这两方面的工作相互促进。

从此，在中国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赤脚医生”。这一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尔后，成为广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对“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毛主席自然是心向往之。

1968年9月上旬 毛主席在审阅修改姚文元九月三日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当即做出批示：“照发。”并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调查报告说：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毛主席加写了一段话：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调查报告说：另一位医专毕业生，“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 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句话：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调查报告说：“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毛泽东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之后，加写“(整个教育制度)”六个字。【以上见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亦见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这篇调查报告，后来发表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8年第三期。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也以《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为题，登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分布在广大农村，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见之于刘雪松《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2016年05月09日。)

但是，毛主席没有就此满足，就此停下前进的步伐，因为老人家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以赤脚医生为契机，毛主席又向农村合作医疗迈进。

1968年1月30日，毛主席在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而写的编者按。

姚文元本日的送审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前已送阅，批准见报。此稿经过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

毛主席阅后，着即批示：

此件照办。

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1〕。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似也可发表〔2〕。

【下有注释：〔1〕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人民日报》即开辟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专栏从12月2日第7期起，增加了“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到 1976 年 8 月这个讨论专栏停办，共办了197期。〔2〕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日发表了教育家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信中说：读了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来信，觉得很好，能够大大加速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我认为，大中城市的城区小学，也可以下放给工厂办，好处和大队办学差不多。(以上见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亦见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6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的这两份材料。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见之于刘雪松《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

赤脚医生是广大农民名副其实的健康“守护神”，也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即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

毛主席推动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赤脚医生队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今天，当我们努力为争取全民医保而竭尽全力的时候，当我们再次回头重走农村合作医疗道路的时候，有感恩之心的人，谁不感念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慎独客·2020年5月1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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