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张之洞一生波澜壮阔，干了很多惊世骇俗的大事，差点改写了晚清的国运。
比如他慧眼识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为国保护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光绪7年(1883年)，面对世界第二号列强法国(第一号是英国)的入侵，他坚决站在主战派左宗棠一边，积极周密地为战争出谋划策和做好军需后勤保障。一方面力推冯子才，王孝祺，唐景崧等将领挂帅出征，特别是奏请朝廷加封刘永福五品卿衔，与唐景崧一样，此举可谓是石破天惊。要知道刘永福是因反清而被清军逼入越南境内的“反贼”。是张之洞晓以国家存亡之大义，恩威并施最终说服了刘永福为国家计。正是因为张之洞知人善任，调度有方，保障有力，使国内清军与刘永福互为犄角，硬是从投降派李鸿章的淮军缝隙中开辟了一条胜利通道。法军大败，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震动巴黎朝野，茹费里内阁倒台。中国保住了广西、云南等地没有丢失。(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广西军既败於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於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清史稿·张之洞列传》)
张之洞对孙中山的赏识和对辜鸿铭保护也是脍炙人口的佳话。孙中山从日本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时忽然想见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便向门官递上写着“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求见。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青年用这样的方式要见朝廷一品大员，这在当时是很荒唐的行为。张之洞却没有计较，而是写下“持三字贴，见一品官，儒生安敢称兄弟”回帖叫门官传给孙中山，其意是要考考孙中山的才学。孙中山当然会意，立即和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见之立即将孙中山迎进府中，给予孙中山受益一生的鼓舞。
辜鸿铭如果没有张之洞的保护早就成了满清的刀下之鬼。这个“冒失鬼”竟然在慈禧太后60岁大寿的时候写了这样的打油诗：“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要知道满清的文字狱是史上最残酷的。有位文人只因写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被满清砍了头。辜鸿铭足可以砍一百次头。张之洞硬是冒死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要不然中国就少了一位被西方人誉为“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学术大师。
比如他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仅张之洞执政湖北18年(1889年-1907)，武汉的进出口贸易，就翻了30倍。武汉被世界称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汉阳铁厂，无论规模，还是产量，当时都是亚洲第一。新中国享誉全国的武钢和武汉长江大桥，都脱胎于张之洞的汉阳钢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汉阳铁厂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张之洞带着中国自己的工程师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并全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铁技术。汉阳铁厂造出了著名的汉阳造。汉阳造叱咤风云60年，跨越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代，一直到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还拿着汉阳造。我们经常说“小米加步枪，赶跑了鬼子”。步枪，就是汉阳造。
张之洞相继建成了湖北纺纱厂、湖北制麻厂、湖北官砖厂、武昌制革厂、湖北造纸厂、湖北毡呢厂……很多很多。一家家工厂，把武汉打造成了全中国数一数二的繁华城市，只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才可以和它媲美。
张之洞除了建了林立的工厂，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路。武汉九省通衢，就是从张之洞手里来的。京汉铁路，当年中国最长的一条铁路，横跨河北、河南、湖北三省。京汉铁路修通了，张之洞又修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京汉铁路全场1214公里，粤汉铁路全场1100公里，两条铁路的连接，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汉江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张之洞在黄鹤楼上留下的这副对联，既可让人读到他的旷世豪迈，也是武汉九省通衢的生动写真。“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毛泽东主席一生只赞叹过一位经济大师，这个人就是张之洞。
比如他对中国思想学术作出的巨大贡献。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至今还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两部学术专著的核心要点是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有用，对今天有用，对现实有用，而不是为了装饰门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张之洞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撕开了满清几百年以来积习的固步自封，不但促进了中国思想学术的巨大发展，也打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窗口。张之洞不但认识到了“世变道亦变”，也提出了中国固本保元，跟上世界历史发展步伐的途径：“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也。”只有这样，才能“免迂陋无用之讥”。同时，张之洞否定全盘西化，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了“根柢”，就不是中国了。因此，张之洞痛斥康有为他们的“维新变法”，支持慈禧无情肃反维新党。
关于戊戌变法，我们有必要做些交待。所谓戊戌变法，其实就是全盘西化，并且还要请日本人伊滕博文来华做宰相。对此，我们可以从《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得到求证。维新派大员杨深秀上书光绪皇帝的变法奏折就是这么写的：“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更为荒唐的是光绪皇帝竟然批准了这份把千年中国拱手送人的奏折，并令康有为等人为此运作。要不是张之洞等人的痛击，中国只怕早就完了。
张之洞不但在思想学术上建树颇丰，而且还注重社会教育。张之洞在武汉建造了一百多所新式学堂。武汉有五所百年大学，全部出自张之洞之手。武汉至今是全国除北京之外，大学数量最多的城市，也是张之洞奠定了基础。
张之洞一生所做的大事还有很多，仅以上三点，按现在学者搞掂“枪杆子，笔杆子，秤杆子”就可以安邦定国的观点，加上张之洞是晚清的重臣，张之洞应该能够救活晚清。然而，张之洞却没能把晚清救活。张之洞1909年去世，两年以后清朝灭亡。
张之洞为什么没能救活晚清呢?其实，张之洞只差一件事没有做好，这就是相信和依靠人民。
就张之洞的一生来看，骨子里坚守的是孔孟之道，效忠的是封建王朝。他不相信人民，也不愿给予人民改变社会的权力，视革命如洪水猛兽。“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劝学篇?正权》)认为中国一旦兴民权，必将导致封建制度的瓦解崩溃，这是张之洞宁死不愿意看到的。。
张之洞爱才，但爱的是精英。这样，张之洞就无法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家卫国。仅凭几个精英，又怎能抗衡列强的入侵?因此，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八国联军血洗京津，火烧圆明园，落下爱国而不能保国的泪。没有人民作后盾的张之洞在官场上也不是党羽遍天下的李鸿章的对手，尽管他取得了对法作战的胜利，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李鸿章与法国人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胜利换来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
张之洞虽然对中国思想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没有跳出“三纲五常”的窠臼。“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劝学篇?会通》)。这样，他就无法建立引领中国与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同步的思想学说，经济搞得再好，却没有灵魂，最终只可能成为他人的囊中之物。
庆幸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中国共产党，张之洞做不成的事，毛主席共产党做到了，中华民族起死回生，迈开了伟大复兴的雄壮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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