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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的脱胎换骨与毛主席“改造中国”思想的伟大实践

耿来意 · 2020-11-2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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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今追昔,感慨万分。毛主席“改造中国”的思想是何等的威力啊!象溥仪、沈醉这样的恶人,都能够放下思想上的“屠刀”,做到了“逆子回头”,成了人民中的一分子,还有什么不能改造的呢?倘若延续今日, 该救多少迷途人啊。

  他曾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

  他曾是伪“满洲帝国”的皇帝。

  他曾是一个战犯。

  他臭名昭著,他罪恶累累,他顽固透顶,他曾为千夫所指,他曾为世人鄙弃。

  然而,1964年4月,当他携新婚妻子随全国政协文史学习组参观团来到井冈山的时候,在听了当年的赤卫队讲述黄洋界保卫战的往事时,当场吟诗一首《黄洋界旧战场》:

  到处红旗噪妇孺,粟浮沧海敌心孤。

  炮声怒吼黄洋界,白匪平明一个无。

  千点红旗四面山,万夫颠顿妇孺关。

  梭镖木石成天险,骄敌宵遁指顾间。

  当他来到毛主席、朱德下山挑粮休息的大荷树前的时候,又不禁感叹道: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再次赋诗:

  伫仰当年大树风,甘棠遗爱古今同。

  “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是不是会有一种天壤之别、判若两人的感觉呢?

  在井冈山上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溥仪谈起了一件事情,他说:

  “这次先到上海,上海民政局长给我们作报告,说上海现在小偷、妓女都被改造没有了。我们不相信,就几个人分头找小偷和妓女,有的自己一个人随便搭乘公共汽车,有意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容易发现的地方,没有被偷,有的故意把钱掉在地上,当即有人告诉你,你的钱掉了。沈醉是搞特工出身的,对解放前大上海这个大染缸太了解了,就到大世界等娱乐场 所去寻找妓女的蛛丝马迹,也是毫无发现。共产党将大上海治理得这么好,我们一个个对毛主席和共产党表示了最大的信服。”

  在下山后参观毛主席故居的时候,参观团成员杜聿明讲了一个溥仪的小故事:

  “去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公共汽车上到处让座,上车也先后礼让,年轻的让年老的,年老的让抱小孩的。溥仪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一连几次,他在车站上等车,车子一到,溥仪就让别人一个个地先上去,一直到最后汽车开走了,他却没有上去。他回来便问我们,出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我们一细问,才闹清楚他高度近视,注意力又集中在让别人先上车上,别人的话他不曾听见,最后把售票员也让上了车,人家还以为他在车站维持秩序呢!”

  溥仪在韶山参观毛主席父母的居室时,向管理人员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要亲手摸一摸毛主席诞生的那张木床,那张木床用绳子拦着,按规定是不让人靠近的。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故居管理人员解开了那条绳子,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在那张床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意离开。他的弟弟溥杰对他的这种要求是深有体会的,他说:

  “我们这种心情,别人不易理解,只有我们这些获得新生的人,饮水思源,感谢给了我们新生命的人才会有呀!”

  溥仪在日记里也记下了参观毛主席故居的感想:

  “这次我能亲自看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居,心情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若不是党和政府组织我们到祖国各地参观,我做梦也想不到能来到毛主席家乡。看到主席艰苦朴素的生活,听到韶山招待所所长说明毛主席幼年生活情况,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参观毛主席故乡——韶山冲,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事,是我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

  毛主席之于溥仪,还是颇有源渊的。

  1919年7月21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卡尔和溥仪》一文,卡尔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1918年11月11日,在意大利战线的奥匈军队崩溃以后,不再过问朝政,但未宣布退位,1919年3月流亡瑞士。毛主席在文中说:

  “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可不是,13年后,溥仪就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真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祸害中国的帮凶和祸根了。

  1936年8月14日,毛主席在写给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信中说:

  “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主席在信中把甘为日本傀儡的蒙古王公德王与溥仪相提并论,此时溥仪是毛主席眼中中华民族的仇敌。

  1964年7月9日,毛主席在同到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 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说:

  “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

  这里的康德皇帝,就是溥仪。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溥仪成为苏军俘虏。1949年毛主席出访苏联,苏联提出向中国移交溥仪等战犯问题。1950年,溥仪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他被关押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刚到的时候,他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衣服不会穿,卫生不能清理,被战犯们私下称为“废物”。和溥仪一个组的战犯里,有一个同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晚辈,从前见了溥仪连头都不敢抬,讲话也要“皇上圣明,奴才该死”之类的,现在跟溥仪一起劳动,溥仪笨手笨脚,经常做出残次品,害得全组人返工,有一次这个晚辈实在气愤不过,就没好气地说:“我看,这人就是废品。”溥仪听了尽管不高兴,也只好无奈地自嘲道:“好么,我真成了窝囊废了。”

  对待这个昔日的皇上,人民的罪人,今日的阶下囚,毛主席该怎样对待呢?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提出: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 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1959年9月14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特赦一批罪犯的建议》,他说:

  “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1959年,溥仪特赦获释。

  1961年,特赦后的溥仪见到了毛主席,他说:

  “我是一个对国家犯过死罪的人,今天有幸见到毛主席,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在会面中,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溥仪的工作、生活、婚姻等情况,他还笑着说:

  “你不但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而且还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你的情况表明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以后再也不会有封建制度了。”

  溥仪也谈起了自己的思想改变:

  “自从我由苏联被押解回国,在近10年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过程中,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厉害的时候都到了生与死的边缘。事实证明我选择接受改造这条路是走对了,使我亲临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见识了全新的人、全新的事。今后会靠自己的能力活着、做人。请主席放心,我也会变成新的溥仪。”

  1962年1月31日,毛主席邀请溥仪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作陪。谈话中,毛主席又关切地询问溥仪的近况。看到溥仪有点紧张,他说:

  “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对于过去的有些事,你要负责任,而有些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教训。你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过初稿,里边检讨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现在是人民的一分子了。你溥仪可以再结婚,不过,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

  会见后,毛主席同溥仪等共进午餐并合影。

  1964年2月,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谈到溥仪时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

  他又对在场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溥仪知道这件事后很感动,他对妻子说,“我们现在的生活 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这就是幸福!”

  特赦后的溥仪,先做了北京植物园一名普通的园丁,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再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毛主席、周恩来的关爱下娶了一个普通的女工,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他写过自己的前半生,他是满腹悔恨的,他对自己的后半生,虽然没有来得及进行一下总结就故去了,但他是满意的,他获得了一种新生。1955年1月,毛主席审阅章士钊转送的溥仪的妹妹金韫颖写的《自述》,金韫颖在东北解放后在吉林省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后到北京参加街道工作。毛主席在《自述》上批注:“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并在章士钊请求对金韫颖“优予提振”的来信上批示:“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正如毛主席对溥仪妹妹的批注那样,溥仪同样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溥仪的这种脱胎换骨,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这种奇迹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毛主席“改造中国”思想的伟大实践。

  1918年4月,毛主席与同学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新民学会,后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萧子升等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在致蔡和森的信中,非常同意这一方针,他说:

  “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毛主席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历经30年苦难探索,造了一个新中国。

  但在毛主席的哲学里,改造永远没有穷期,改造永远都在路上。他早在《实践论》中就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全国解放以后,在六七年之内,毛主席又主导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他认为:

  “但是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说: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1957年3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不断插话,他说:

  “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一一一批评一一一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谁说不需要继续改造?我六十多岁了还要改·

  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老是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上说: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1965年,毛主席会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和夫人,他说:

  “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主席多次发表重要指示,其中说道: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毛主席一生都在做着“改造中国”的伟业,改造着中国的制度,改造着中国人的思想,他把无数的人改造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这其中包括溥仪,还包括象国民党时期著名的特务头子沈醉这样的人。沈醉也是当年与溥仪一个参观团上井冈山的,他在离别韶山时也留下了一首诗:

  “半身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

  堪慰家乡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沈醉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了5年牢,1991年秋天再到韶山,他说:“毛主席是指引我迷途知返的最大恩人,终生不会忘记。”。他还在韶山留言:

  “泽惠人类,东方救星。”。

  扶今追昔,感慨万分。毛主席“改造中国”的思想是何等的威力啊!象溥仪、沈醉这样的恶人,都能够放下思想上的“屠刀”,做到了“逆子回头”,成了人民中的一分子,还有什么不能改造的呢?倘若延续今日, 该救多少迷途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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