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开始大踏步探索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建设，逐步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接连取得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已经有主力红军、机关干部十多万人。
但是读《毛泽东传（第一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反对本本主义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篇时（对应时间是1930至1933年），时常能够看到编者的感慨的写道：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不打南昌打吉安）
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下)
书中还引用了一段毛泽东的原话“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还没有被砍掉。”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随着革命根据地的逐步壮大，毛泽东的处境反而愈加困难？
我们回过头来看《毛选》第一卷的《反对本本主义》，也许就能找到一些答案。
《反对本本主义》大家就算没读过，也肯定知道本文的第一个大标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这句话通常用来强调，开展某项工作，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开展调查研究，从而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毛选》第一卷最出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篇优秀的调研文章。
毛泽东之所以看出湖南农民运动潜在的巨大威力，以及发动农民起义的现实可行性，是在实际的调研中得出的结论。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写到“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经验推广到全国，陆陆续续在全国许多地方，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了。
但是如何建设红色政权、进行武装割据？
书里面没有现成的答案。
即便是苏联，也是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苏联的革命经验也难以指导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于当时的革命者而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在一片空白的领域寻找答案？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到，“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你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就比如毛泽东本人，对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认识，也是随着不断的调研，逐渐修正自己的看法，寻乌调查之后，毛泽东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但对此次调查，他还是不满意，“但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
但是当时毛泽东面对的实际情况是，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前委书记，后是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顶头上司始终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更别提还有远在苏联的太上皇共产国际，从办公室中发出的命令和指示让山沟沟里的毛泽东感到苦恼不已。为什么苦恼呢？
主要是命令往往不切实际，不是过度激动（左倾错误思想）就是过度悲观（右倾错误思想）红军势力强大一点，就要求向大城市进军，（不打南昌打吉安），若是敌人势力过于强大，就要求调出根据地，分散发展（第二次反围剿红军三万打国民党二十万）。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谈及了这些命令。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昧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
就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到的那样，当时湖南省委来的杜修经代表就犯了盲目执行上级不切实际命令的问题，白白葬送了红二十九团上千人的性命。
赣南和闽西苏区还没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所要反对的本本主义还局限在到根据地的特派员和空降的干部身上，往往通过大家开会集体决策的方式就把上级不切实际的命令给推翻了。
固然打了很多胜仗，也让中共中央常委中不少人对毛泽东执行命令的态度和做法心生不满。
到了1931年11月初，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决议里面说到，“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之所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会对毛泽东的主张和做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是毛泽东的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原创的，只适用于当时的中国，但是这些观点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可，而是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为人所接受的。二是国际路线的观点在中共中央大行其道，所谓的国际路线，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从苏联回来，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无论是从领导地位还是党内的理论修养层次上，都比毛泽东要高（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头头，这个团体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坚决拥护共产国际的松散组织），自然自诩掌握了正确的革命斗争方法。
而山沟沟里的毛泽东探索出的正确道路，彼时在共产国际秀才的光辉面前，显得就没那么耀眼了。
陈独秀是党内第一个提出由中国人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走中国道路的党的领袖。到了毛泽东这种，则是把探索中国道路成体系的叙述了出来。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这么写到，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贤，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但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倒不是这么想的，如果把中国革命比作是分公司，共产国际是总公司，王明、博古这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总公司干的很好的部门经理，到了分公司，自然踌躇满志的要把先进经验推广一番。
若是总公司的经验确实适用了分公司，那倒是皆大欢喜，可是产生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想的解决措施可不是看看自己的措施是不是需要改正，而是把反对自己路线的毛泽东踢出了党和军队领导的核心层，让他去抓政府工作去了。
毛泽东远离军队的指挥权，则在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博古和李德根据他们在苏联学到的经验打得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节节失利，李德根据苏联的战争经验，强调红军必须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在缺少重武器的情况下和国民党军打起了攻坚战，城市巷战。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基于红军人少而机动性强，在诱敌深入带敌人绕圈圈的运动中寻求局部优势兵力痛击敌人的做法。
结果自然是红军打不了胜仗，而中央苏区每况愈下。
而《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差不多是未卜先知的预测到了这一切。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想想，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山沟沟里面发展出中国的红色政权，提出实行武装割据的论断，开展“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和迂回打圈的战术，确确实实是天才之举，不过这位天才也把他的分析方法写在了《毛选》里面，最简练的浓缩就是三个词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首先得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明白分公司的任务和面对的挑战，其次虚心向群众学习请教，把基层员工的好的经验总结提炼，了解公司客户的所需所想，最后不能盲从总公司的经验，得结合分公司实际情况来执行，然后就能知道如何开展分公司的工作了，差不多这就是我读这一部分《毛选》的一点不成熟的感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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