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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历睹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老兵义雄 · 2021-08-17 · 来源:作者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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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考验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忘记--

  

我所历睹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老兵义雄

笔者在网上发表过《关于“三年困难”成因与主因的考证》的文章。通过考证得出如下判断:“大跃进”的错误是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又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连续的自然灾害是关键性因素,因而,说“三年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结论不能成立。为了证实这个判断,笔者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和后来人,以图读者能从笔者的回忆考证中得出客观的判断。

长垣县_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

 笔者出生河南省长垣县。长垣县(2018年改为市)地处豫北,黄河入海口之西南,隔河与山东相望,确保北方安全的临黄大堤穿越其南北,把该县分成堤东堤西两大片。堤东有四个乡(恼里、芦岗、苗寨、武丘),是国家明确的黄河滩区。滩区共206个自然村,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3.75%,笔者就生在堤东的芦岗乡。在历史上,长垣是“十年九旱七年涝蝗虫满天飞”的多灾区。建国前,每逢黄河泛滥,临河的几个乡庄稼被吞没,一个个村庄被冲垮,是逃荒要饭走西口最多的县份。新中国成立后,长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合作化道路,开展了以治理黄河化水害为水利的斗争,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县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6年到1957年,在我们家乡有个顺口溜:“队长见队长,比比新大氅;老婆见老婆,比比豆面馍”,这个顺口溜虽然有抱怨细粮少的口味,却从侧面反映出进入高级合作社之后,长垣农村已经接近解决了温饱问题。长垣的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

在我的记忆中,长垣县的“大跃进”要从农业上纲要说起。1957年九十月间,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明确提出,在五至七年内全国粮食产量要实现“四五八”的奋斗目标,即黄河以北亩产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纲要提出了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和农业增产的一系列措施。924日,中央和国务院联名下发了《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的决定》,要求各地要像1955年冬天那样,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这个决定实际就是农业大跃进的号角。1958115日,长垣县委制定下发了《长垣县关于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规划》,并就落实中央国务院的“9.24”决定作出具体的部署。这个规划总的战略构想是苦战三五年,根治千百年黄河水害给长垣带来的灾难,化水害为水利,彻底改变长垣贫困落后的面貌。应当说,这个规划和奋斗目标抓住了长垣的要害问题,关系到长垣人民的长远利益,无论当时和后来看都是积极和正确的,因而受到全县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记得很清楚,春节一过,各村各户包括我们小学生都投入了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和积肥的战斗。当时还没有化肥,为了筹措更多的肥料,生产队建起了发酵池,家家都有积肥的坑,把人粪尿都收起来,每隔十天半月收一次。最初肥料料是打工分的,群众积极性很高,每天早上都把尿液送到发酵池。

但就在长垣大跃进刚刚起步时,由于受到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影响,使长垣的大跃进发生重大变化。1958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传达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报告。将河南省原定粮食上纲要亩产量1962年达到420斤、1967年达到580斤,改为1962年保证达到600斤,争取900;将原定皮棉产量1962年达到60斤、1967年达到90斤,改为1962年达到100;甚至还提出1959年全省实现水利化。1962年全省平均每亩施用化肥50斤,五年内全省达到平均每人一头猪,四年完成土壤改良,三年基本上变成四无省(指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等,以此表示河南省实现"大跃进"的决心。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认为河南走在“大跃进”的前头,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质疑,但还是成了河南“大跃进”的指导性文件。这个新的精神传达后,长垣县委经过学习讨论,认为”1月下达规划过于保守,跟不上形势。31日,县委又重新制定下发了《长垣县1956年至1967年发展国民经济规划(草案)》,把粮食产量由420斤提高到600斤以上。为贯彻这个规划,长垣提出了“学徐水、赶登封(登封是学徐水的先行县,笔者注)”,苦战一年实现全县水利化等一系列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学徐水学什么呢?几乎照搬徐水的做法:大队成立民兵营,实行军事化管理。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社员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就要遭到惩罚。为解放妇女,每个生产队都办起大伙食堂,大队成立敬老院,有条件的还建起幼儿园。扫文盲、灭四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办社办企业。教育也学习徐水,各大队都办起高小,实行同吃同住同上课同劳动(四集体)办学方针。此前,我是在临乡戚寺小学上学,大跃进开始后,我从戚寺小学转到我们大队办的东河集小学。这个小学开始过“四集体”生活,办了半年因面临许多物质困难,又改为走读。当时,因水利工程任务十分繁重,县里提出把课堂办到工地的口号,在收秋种麦和水利工程吃紧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停课参加劳动,老实说正常教学生活得不到保证。

1958年长垣的“大跃进”都干了什么

笔者从1991年版长垣县志择其中几件大事如下,仅此可足见分量。

(一)治黄水利工程取得破天荒的成就

第一,护滩控导工程稳定了河槽,取得抗灾的重大胜利

在历史上,黄河泛滥时其河槽中心总是左右移动,移动的范围宽达10余公里,河南山东沿河的田野村庄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这是沿河人民千百年不能安居乐业的总根源。根据国家治黄的总体规划,长垣人民在“大跃进”年代以“稳定中水河槽”开展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河滩控导工程就是重大的举措。从1959年开始,长垣在临黄地段先后建设4处控导工程。第一处控导工程全长525米,筑坝43道,控制长4370米,石根围长1615米,累计动土94.49万立方米,石料37.821万立方米,柳料804.5万公斤,铅丝79.08吨,总投资553.2万元。类似这样的控导工程以后又建了三处。控导工程建成后,黄河的游荡范围有2200米减少到1600米,摆动强度由670米减少到410米,对黄河大堤的安全和滩区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使控导工程发挥最大的效能,沿河公社又发动群众在黄河摆动范围极限处建起了生产堰。据1982年统计,从1958年起,黄河滩区增修生产堤5道,总长34.7公里,一般高2米,顶宽2-8米不等,在8000-10000立方米∕秒流量时确保不漫滩,对确保滩区安全和农业收成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都是造福后代的千年大计,而其中主要工程都是在“大跃进”期间建成的。

第二,被冲垮的堤坝重新修复加高加厚

大灾过后,黄河在我们芦岗公社的护河堤多处被冲垮,其中最大的一个口子宽600米。被冲垮的堤必须在翌年汛期到来之前修复,不然,夏季黄河汛期一到就会有数个公社要泡汤。为确保来年的安全,县里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冬季枯水期把大堤修复好。那年,村里还抽调一批壮劳力到湖北修澄沙池,壮劳力不足,为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公社把妇女和老弱人员也组织起来。我母亲是年近半百的小脚女人,打堤挖河也得随男劳力一样东西奔跑。这样还不行,公社干脆要小学停课,给学生分派挖河任务。1958年的冬天,打堤挖河成了我们的主业。马寨是黄河决口最严重的地段,我们看到,一棵大树横卧河心,枝杈可以做棺材,可以想象发大水时水势是多么的凶猛。我们村的任务是复堤,我就是打堤队的成员。我们的工地离家有10里远,为争取时间,公社在就近的村子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因住房紧张,宽敞的房子住妇女,我们十多个小伙子没有房子住,睡觉时就挤在一家的磨道里,铺上麦秸滚在一起,挤得连翻身都困难。那年还没到困难时期,生活还好,我们拉车推土都比着干,有不卖力的,就会受人嘲笑。我们干了一个多月,完成了任务。几十年过去了,这段生活经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第三,兴建引黄灌溉工程,为实现全县水利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长垣县虽临黄河,却是“十年九旱”出了名的地区。历史上的情况通常是,沿河的滩地水淹了,而穿越长垣南北的临黄大堤以西却旱得禾苗发焦。根据长垣长远发展规划,仅1958年就修建大的人工渠4条,总长141.098公里;支渠52条,总长几百公里;斗渠507条,总长近千公里。为完成这些工程,全县动员了近10万劳力,据不完全统计完成土方2577万立方以上。这些水利工程建成后,在长垣形成两个大的灌溉区(卫东灌区,红旗灌区),落实了灌溉网络化的要求。如卫东灌区投资(不含民工费)1116.221万元,可灌面积38.9万亩。为实现引黄灌溉,河渠建成后又先后在临河的七个点投资近200万元建设了引黄闸,再后来还在地势洼地段建设了提灌站。引黄灌溉工程虽然也有教训,但在以后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后来又建设了左寨灌区,郑寨灌区,杨小寨灌区,孙东堤灌区,为旱涝保收打下了基础。几年后又建设了排涝网,使三分之二的土地解决了十年九旱的问题。1958年还开挖了山东干渠,1959年春天完工,和山东接通,惠及两省。

1958年长垣县水利灌溉工程统计表

 

工程名称

条数

长(公里)

土石方(万立方)

民工

投资(元)

干渠

2

35.098

258.67

35600

1116.221

支渠

9

80.093

 

斗渠

129

240.000

 

干渠

2

106.000

460

39973

 

支渠

50

 

1519

 

斗渠

378

 

340

 

 

合计

 

 

2577.67

75573

 

 

(二)工业迅速发展,为后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垣县到90年代就进入全国的工业强县(2019年改市)。如果追忆长垣的工业化,我认为应从1958年兴办“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说起。“大跃进”之前,经过手工业改造,长垣的企业只有50余家,职工1800余人。遵照中央要发展地方“五小”企业,使工业产值过几年要超过农业的号召,长垣的工业在1958年一下子发展到582个,职工达到1.42万人。县成立了发电厂,第一次解决了县城的照明用电问题。根据服务农业的要求,长垣还建成了化肥厂、水泥厂、钢铁厂、煤矿等企业。工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512万元上升到1295万元,1959年上升1743万元。1961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按照“关停并转”的原则进行了整顿,整顿后国营企业由14家减为3家,部分企业由国营企业转为集体企业,一部分企业被关闭。到1962年,工业总产值降低到350万元。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工厂企业虽然被关闭了,但是经过“大跃进”工业洗礼的长垣人却大开了眼界。“三年困难”一过,长垣的工业一部分又恢复起来。他们接上在“大跃进”年代建立的业务关系,一批适应国家范围需要的辅助工厂陆续发展起来。到1985年,长垣的工业总产值由最低时的350万元,上升到12822万元。过了10年,进入全国百强县前10名的位置,生产的起重设备、防腐工程、卫生材料都成为国家的拳头产品。又过10年,长垣由落后的贫困县跃升到全国百强县的前5名,其中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千百倍。长垣人都知道自己成功的秘诀,如果没有“大跃进”那段曲折的经历,哪会有辉煌的今天?如果有人嘲笑长垣的那段历史,企图否定当年的“大跃进”,是没有道理的。

特别是1958年大办钢铁使我不能忘怀。

根据省下达的任务,1958年县在太行山下的汲县办起长垣县钢铁厂。县从全县调集了近万名青壮劳力,按土炉炼钢法炼钢。我家六口人有三人参加。父亲是第一批,他是7月先期到达汲县的。首批人员的任务是建炉子,开矿,选矿石。我和比我大六岁的哥哥是第二批,是9月前往钢厂的。我哥哥离家前是大队青年突击队的成员,他是在苦水中长大的,对党和社会主义常怀感恩之情。当国家发出大办钢铁的号召后,他像参军卫国一样,义无反顾的奔赴钢铁第一线。当年的大炼钢铁是按军事化的管理要求组织的。一个大队编成一个连。哥哥是我们青年连的副连长。大办钢铁期间他编在运输连,负责耐火材料的生产和供应。他完成任务很突出,1959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办钢铁停办后哥哥转到煤炭系统,后来成长为中级领导干部。那年我14岁,还不到成年人,但我个头长得高,觉得很新鲜,故意提高脚根,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办钢铁的行列。出发前母亲给我准备了鞋袜和过夜盖的东西,把我交给哥哥。我们在路上走了三天。路上不时会遇到运物资的汽车。我们年轻人虽然脚上打了泡,但还是打打闹闹,时不时总有人搞点恶作剧。在新乡,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一节一节的数,共计48节,大约过了三四分钟的时间。这个场景开了我的眼界,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到达汲县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搬矿石。长垣县钢铁厂在太行山下,我们住的地方叫夏枣庄。到夏枣庄我以为能见到父亲,因不在一个连,一直没能见到他。运矿石不像今天全是机械化,那时全靠肩挑人扛。采矿点叫猴头脑,距离炼钢处很远,要通过吓人的十八盘。当地人说一盘大约一里多。因路程远,每天早4点吃饭,吃过饭领取干粮集体出发。中午在山上吃干粮,吃了干粮抗上矿石下山。下山要快些,到下午4点也才能回到营地。炸开的矿石小块儿也有七八十斤,我们背不动,背了两次就不让我们干了。随后我们童子军的任务是打茅草,好像准备过冬的问题。在这期间发生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天,上山打草我捡到一个钱包,包内除了饭票还有几块钱。事后知道,这是邻村一家父子的全部家当。我把它交给指挥部。丢钱包的父子认领后找到我,再三致谢。后来指挥部召开先进表彰大会,表扬了我,还奖给我一条白毛巾,我第一次尝到受表彰的滋味。

11月,毛泽东准备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在新乡接见了地区县委书记和地委的领导同志。当毛泽东从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那里了解到全民办钢铁的真实情况后,指示地委把“全民办钢铁”停下来,除留少数人做收尾工作,其他立即下山,抢收庄稼,转抓农田基本建设。我在长垣钢厂干了一个月,回来后又被编入秋收大协作的队伍。我们滩区因水灾没收成,就到临黄大堤西帮助丰产队收割。那年庄稼长得特别好,因为壮劳力都办钢铁和挖河去了,靠老少收不到家里。马上要上冻了,花生红薯还在地里,眼看着烂掉了,十分可惜。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搭起窝篷在庄稼地里过夜。大概是12月初,县里通知我们学校要复课了,很快回到家里。

(三)教育事业取得巨大的成绩

长垣在古代是文化很发达的地区。城北学堂岗是孔子讲学的地方。在明朝时,长垣文化教育再度兴起,明清两朝先后有87人考取进士(明朝50人,清朝37人)。明朝名相李化龙就是这批进士中的佼佼者。但进入民国后,中原由于战乱连年,再加上黄河水害的肆虐,这个先前文化发达的长垣却沦落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地区。据县志记载,刚解放时全县只有一所初中,初小也仅有207处,完小只有3处,适龄学生全县9257名。到1957年小学发展到221处,完小48处,学生突破4.3万。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大办教育的要求,1958年完小发展到103364个班,学生13918名。中学由原来的2所扩大到10所,其中完中两处,初中8处,高中11个班,550名学生,初中51个班,学生2572名。为适应教育和发展工业的需要,1958年还成立高级师范学校1所,中等技术学校1所。此外,1959年全县涌现民办中学51处,92个班,学生4273名。为了缓解师资力量不足,长垣师范学校招收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毕业生80名,学制3年,毕业后,这批老师对提高教育质量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与此同时,长垣还办起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从扫盲班办起,设有初小班、高小班,以后又发展到初中班、高中班,使过去上不起学的职工、农民学到了文化知识。应当承认,这个时期的教育,因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不够高,但它对普及教育和全面提高长垣人的文化水平,并对后续人才的提高,向国家输送高级教育学苗,对推广科学种田,发挥了铺路、搭桥、撑高的历史作用。如长垣四中,1959--1960年招收了六个学班,后压缩为4个学班,三年后有十几名考入省重点高级中学,其中笔者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些学生毕业后在各条战线都成为顶尖人才。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员,在后来地方工业的发展中成为领头羊、探路者和引领长垣工业发展的栋梁。有些人不承认这个时期的教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战胜了黄河特大洪峰的威胁,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19587月,黄河花园口(开封西)出现了22300立方米/秒洪峰,临黄大堤全部偎水,地处黄河滩区的几个公社176个自然被洪水围困,水深0.4米至4.6米,房屋倒塌达80%以上。这次洪灾惊动了中央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718日乘飞机出现在黄河滩区的上空,对抗洪救灾作出紧急指示。县委迅速组成780人的干部和5万人的防汛队伍,派出大小船只139只实施救灾。经过抢救,迁出139个自然村,救出94869人,牲畜12000头,粮食685万斤。这事如果发生在建国前,不知多少人家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如今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滩区人民得到及时救援和安置。我们李寨村被对口安置在堤西一个叫郭寨的大村。我们没事干,就参加他们的锄地拔草。我在那里住不惯,趁船回家取东西逃到家里,又加入看家护村的行列。我是在黄河里长大的,从小就见惯了惊涛骇浪,对洪水入村并不害怕。回到家没事干,我们就出去摸鱼,捞柴火。一天,我从河里捞到一根房檩,还捞了一口大铁锅,抓了一桶红头大鲤鱼,没油做,就在锅里加点盐煮了吃。

长垣人民抗洪救灾的任务除了确保滩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项使命是确保临黄大堤的安全。临黄大堤是确保黄河安全入海的人工屏障。如果临黄大堤决口,对豫北河北都会带来特大的灾难,因而,确保大堤安全事关大局。确保大堤安全的措施除了加高加固大堤,其中,长垣石头庄溢洪堰的建成是确保临黄大堤安全的重大措施。长垣溢洪堰是建国初期全国第一大水利工程,总长1.5公里,宽49米,顶海拔高度67米 ,分洪流量5100立方米。该工程动员了全省的劳工,投资200亿元旧币,与19514月建成。溢洪堰的功能是:如果洪水水位超过大堤的安全警界线,为确保北方安全,就炸开石头庄的溢洪闸,把超高的河水分流至临黄大堤以西与北金堤(长垣北部黄河故道北,同太行堤临黄堤均为重大河防工程)以南11个乡的广大地区。据测算,一旦分洪,临黄大堤以西将有9个乡泡汤,这意味着长垣人民为保大局将作出最大牺牲。周总理视察水情后,要求河南省地领导要全力以赴确保临黄大堤的安全,并做好最坏的准备(炸堰和转移群众)。根据周总理的紧急指示,省地领导紧急赶到到抗洪救灾的第一线。长垣迅速落实紧急抗洪救灾体系,建立了指挥部,组成了民兵基干队、抢险队、运输队,要求召之即来,来者能战。确定沿大堤10华里内为防汛区,5华里以内为第一线。基干队日夜沿堤巡逻,遇有险情立即报告。为确保大堤安全,全县出动5万多名劳力战斗在第一线。719日,中共中央又派飞机飞临长垣溢洪堰,投下12只橡皮船和16名水手帮助防洪。经上下努力,终于战胜洪峰,谱写了战洪图最壮观的诗篇。这是长垣历史上治黄的重大胜利,也是长垣人民对国家的重大贡献。

我和家乡人民是怎样度过三年困难的

1960年至1962年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困难的年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笔者初中的三年就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在这三年里,我和长垣人民一样经历了无数的磨难。60年过去了,由于感受至深,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98月我考入长垣四中。

那年四中招了四个班,我被分在最后的十二班。因四中是从周边的5个公社招生,除了学校所在地的孟岗的学生走读,其余要全部住校。刚入校那年,还没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按县的规定我们都从大伙食堂带面,到校后交到伙上换成饭票就餐。因粮食标准不高,我们每个人都从家里煮些红薯或蒸些菜馍带上,每天有伙房馏馏配着吃。这时还可以将就。60年进入困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长垣四中的四个班要缩减两个班,我所在的班在砍掉之列。散班时.学校告诉我们回家等转学通知。那段时间心里总不踏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春节过后,我天天派通知,就不见通知来。一天,我要找同学探听复学的问题,生产队长却要我出去挖河,说你家有任务没人干(我哥哥要订婚,父母去哥哥那里了)。我说要合计上学的问题,不去。中午回来,队长还对我动了粗,不让我吃饭。妹妹把她领的馍扳一半给我,我不要。无耐,妹妹陪我到村西挖了一蓝子“福根”(牵牛花根,因救了急,使我们度过灾荒,故被誉为福根)回来煮了吃。几十年后妹妹还告诉我们的孩子,说福根是我的救命菜。

不几天,我接到长垣八中入校通知,我被编入二年级五班。八中在我家的南边12里的恼里,仍住校就读。但生活的困难程度逐步加重,我的学生生活也更加困难。1960年我们公社是大灾之年。那年,有涝灾,有蝗灾,还有气候的影响,大豆只开花不结荚,农业大减产,与全县面临相同的形势,社员的口粮一天天紧张起来。到1960年下半年,我们的口粮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不足半斤(4.8两),生活就很难维持了。当时大食堂吃粮标准是按年龄段定量的:16周岁以上为成人标准1整份;  1512周岁为3/4; 117周岁为1/2份 ; 63周岁为1/4份。妹妹和弟弟都不够整份,尤其是弟弟只有1/4份。弟弟不够吃 ,母亲怕耽误他成长,就自己少吃一口给他凑够半份。当时怕各个食堂吃超标准,口粮是由公社统一控制的。但到了1961年的正月,公社已经无粮食可供了,集体食堂面临断炊的危险。我们队当时是穷队,光棍汉最多,其中有两个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父亲也得了浮肿病,饿得担不动一担水了,都是提个罐子打水吃。不几天得到通知,要大家到司务处分面。哪是什么面呀,是豆饼混合各种杂粮磨在了一起,没经箩筛,上捧下砌连皮带瓤的杂粮碎。食堂就剩这点家底了,给大家分了,实际就是要散食堂了。我们家五口人分了八斤杂粮碎,并告知是四天的口粮。人均不到二斤,要吃四天,每天不足半斤,对于饿透支的人来说,一顿都不够。

怎么办?只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黄河滩野菜种类很多,这成了村人求生的必然选择。男女老少,能走动的都进滩挖野菜,把踩来的野菜掺上少量的面粉,揉成菜团子吃,没有面粉时干脆煮野菜充饥。我们要感谢母亲河,是黄河滩的野菜使全村人逃过了最困难的一劫。 四天后,上级给灾区调来了粮食。好像是每人每天八两原粮。这对饿空肚子的老百姓可是救命粮呀!但是远远不够的。为填饱肚子,必须配以相当量的野菜充饥。那时,我和妹妹放了学就到地里挖野菜,或到头年种白菜 萝卜 红薯的地里捡扔下的老干叶子,回来用清水泡泡淘洗干净煮熟,再用刀剁碎放点盐,配着糊涂吃。再晚些时候,应时的树头菜下来了,像柳树叶,椿树叶 ,榆钱,槐花都成了我们的救命菜。食堂解散后我们家里分了几分地的小片荒。小片荒里有榆树柳树,院子里还有椿树槐树。榆钱下得最早。我和妹妹爬到树上踩榆钱,揣上点面做成窝窝。榆叶长成了又撸叶子,拝上面蒸了吃。吃了榆叶吃柳絮,吃了柳絮吃柳树叶,光叶子要吃上两茬。自家树上不够吃我们还走出去,踩杨叶椿树叶,煮后泡两天再吃。几十年后我和老伴还保持吃蒸菜的习惯,就是那个时期养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五口人(哥哥大办钢铁后转为工人)吃粮,因我们姊妹三个上学不能参加劳动,能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亲 ,所以秋后算账我们家总是缺粮户。父亲是贫农代表,非常勤劳。为弥补缺粮,父亲除正常出工,每年还能在看场期间获夜间补贴工分。我父亲解放前给富户人家种过地,对收收打打很有经验。父亲又肯出力,能把各种荘稼按碾压顺序放置得井井有条,所以,在那些年麦秋荘稼收到场里,父亲都被派到场里专职看场。如打场时,他总是一个人在大家出工前把场摊好,使收打过程简短高效。他把集体的活当成自家的活,深得干部群众信任和满意。此外,父亲还有一手好编织的手艺,在冬天农闲时,就编织斗,升 ,笸箩,簸箕、安全帽等,一部分拿到市场出卖,一部分送到矿山换成钱。这方面的收入虽然是微薄的,但对克服困难、保我们上学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在补不齐,有时候再求助哥哥。

1962年初,压缩教育,长垣八中又被取消。我又重新考回长垣四中。这么一折腾,我们比四中正常班差半个学期的课程。回到四中后我们不得不加班加点的补习。这年,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口粮标准还不高。家里不得不拿出一半的口粮供我上学。在校吃饭的方式还如同以前,每次带一周的面粉,交到伙上。周六回去,星期天返校,交上下一周的面粉。我推磨一转圈就呕吐,每次都是由妹妹组织叔叔家几个妹妹推磨,并给我装好。我们家姊妹间关系特别好,根本的原因是在困苦的岁月我们是患难与共。62年尽管比61年好多了,还是吃不饱。上午有4节课,上第3节课时我经常饿得头上冒汗。因营养不良和过度的学习,不久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个脑袋像被胶皮紧箍着,连说话都产生障碍,发展到了一天不出一身汗到第二天就不能上课了。我们的班主任叫赵廷乾,他很了解我,特别照顾我,告诉我,课实在听不下去可以自行出去活动。后来赵老师看我病得不轻,就劝我休学,说把身体恢复好,待来年能考个好成绩。我接受了赵老师的劝导,从第二学期起休学了。休学后我到哥哥那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并想通过劳动锻炼治好神经衰弱。但可能因衰弱过重,没有根本好转。时不待人,我怀着急迫感于1963年秋天重新复学。1964年我考入滑县一中。是赵老师给我下的通知,我高兴得热泪盈眶(笔者注:20214月回老家,得知他还健在,专程看望了他,老师已88岁,还共忆学生时代)。滑县一中是省重点高中。此前,考入该校都转为商品粮,到我们这一届取消了这个待遇。口粮在本县兑换成粮票,到校后补到11两。通知要求得有41元的报名费,母亲手头只有8元钱,余下的33元哪里来?无奈,家里把正养的一头猪卖掉,毛猪3毛一斤,卖了24元,后来母亲从两家叔父那里借了10元,总算可以报到了。至此,总算从“三年困难”走了过来。“

三年困难”时期穿衣也是个大问题。当时凭布票买布,每人每年发三尺六寸布票 ,不够穿。我和妹妹上学要讲究些,家里的布票都供给我和我妹妹做棉衣。夏衣没着落,等到棉花摘了分了,母亲就连明加夜用手剥去棉籽,再用弹花弓弹开,纺成纱线,织成布,染上色,以适合季节衣裤颜色,再做成衣裤鞋袜。母亲为我们孜孜不倦,贡献了全部的母爱。母亲活了101岁,百岁时我们给她举办了隆重的庆典仪式,五世同堂十分热闹,了却了我们忠孝两全的心愿。

关于人口减少与饿死人问题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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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这个说法首先出自两个国际人口学家科尔(1982年发表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迅速变化”的作者)和朱第思班尼斯特(1987年发表的“中国的人口变化”的作者)。后经专家考究“饿死三千万”的说法是蓄意编造的。但后来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广泛宣传和西方资本主义媒体的反复炒作,以至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好像不是虚构而是成了历史的真实。随后,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接过科朱第思的观点,对饿死人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研究,有的认为“大跃进”饿死人超过1400万,有的说超过2600万,有的说超过3000万,还有的说超过了4000万。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中共中央是不回避的,党的历史文献也是承认的,但在党的文献中确认的数字是不超过1000万。这些人的估计都突破了党史文献认定的数字。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能不引起党史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关注。必须揭穿科尔和朱第思班尼斯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在这方面,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帕特奈克,2008年和2011年先后在印共马机关周刊《人民民主》上发表《论(再论)中国大跃进时期所谓饿死3000万人的问题》的署名文章。文章以翔实的说理和论据,彻底批判了所谓饿死3000万的“学术根据”,并指出编造“饿死3000万人”的谎言是反毛反共势力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武器”。该文后由美国《每月评论》网上杂志转载。在国内,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先生紧随之后,用三年的时间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的文章。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概括为四个基本结论:(1)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2)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3)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4)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依据以上4个结论,孙经先做出饿死人的数字不超过250万的结论。2012年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曾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此后,孙经先又撰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文章,进一步宣传自己的观点。[4]

孙经先的文章像是捅了马蜂窝,立即引起超越派的反击。《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先生是超过3000万的代表人物之一。2012年他发表了名为《脱离实际必然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的文章,从数据和历史常识角度反驳孙经先的观点。他指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紧要的是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认为孙经先"人口迁移后不上户口"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场争论还在继续。

(二)

两者的考证谁更接近实际呢?

笔者通过对长垣的考证基本支持孙教授的观点。

据县志记载,长垣县在“困难”时期人口减少了12305人。为什么减少了这些人.

笔者通过考证大致有以下方面的所致:一是在最困难的两年,人口出生率极低,人口增加很少,死亡照常发生,这是人口减少的相对原因;二是随着大办钢铁,在近1万人的人员中有一部分人随后转移到国营钢铁企业和煤炭行业;三是有一部分青年当兵和考上大学,离开了长垣(如仅长垣一中19591961年向国家输送大专生232名);四是有一部分人避荒迁徙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地;五是由国家各条战线招工部分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六是因营养不良患病死亡的;七是婚姻嫁娶迁到异县。这七种数据是长垣人口变动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比孙先生的还多,从而印证了孙教授观点的客观性。

为接近人口减少的实际情况,笔者又从长垣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统计进行考证。长垣人口增长的真实情况是:1959年人口出生率为21.39%,比1958年降低了4.6个百分点;1960年人口出生率为14.80%,比1959年降低了6.5个百分点;1961年人口出生率为19.07%,比1960年上升了4.27个百分点。而死亡率的情况是,1959年比1958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1960年比1959年增加了26.2个百分点,1961年回升25.09个百分点。从这个统计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19591960年长垣人口出生率是下降的,死亡率是上升的;到1961年人口出生率是上升的,死亡率是下降的。1959年和1960年比1958年少生了4704人,多死了11624人;1958年和1959年平均正常死亡指数是4548人,两年正常死亡人数是11096,多死人数冲去两年正常人数后,非正常死亡人数仅为528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25%。这表明,即使非正常死亡都是饿死的也不会超过528人。实际情况是,在这500多人中,大部分是“营养性死亡”。  

我哥哥参加过1959年人口普查,我请教了他。他说孙教授的观点符合实际,他和嫂嫂就属第一种情况。他还特别指出,杨先生说的,"户口关系"是随"粮油关系"转移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具有城镇户口职工和公职人员在职场变化时发生,被下发或转移到农村的城镇人员,只有户口关系,没有粮油关系。把户口落到哪里就在那里建立口粮关系。当时全国有大批盲流,根本不存在粮油关系。他认为杨先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1958年——1961年长垣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统计表

年份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率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958

433848

10990

25.97%

4243

10.02%

6247

15.95%

1959

432238

9265

21.39%

4854

11.21%

4411

10.18%

1960

416935

6286

14.80%

15896

37.44%

-9610

22.63%

1961

414531

7927

19.07%

5134

12.35%

2795

6.70%

 

(三)

笔者在这里还要告诉后人和读者,我们能安全地走出灾荒年,除了家人的共同努力,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不能分开的。我们那里的群众都没忘记,在最困难的1960年到1962年,国家从广东等省份发来大批的救灾物资,其中大多是海带、带鱼、薯干、干菜等各种代食品,还有粗糙的原粮.。在19591960年国家还对特困的4476户的37079人实施了特殊救济。因国家及时救灾,我们那里几乎没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我村是1000多口的自然村,得浮肿病的不少,而因营养不良患病而死的不足5人。我叔父家被大队定为重点救济户,1960年还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因营养不良到3岁才学会走路。从这个女儿的身上可以看到三年困难的伤痕,但却同时表明,我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发生像精英学者所鼓噪的达到无法想象的程度。还有两个实例很有说服力:一是我们村上的五保户,没儿没女大多都度过了重灾年。其中一位贺氏老人一直活到100多岁。她逢人就说:“不是社会主义早就饿死了。”二是我们生产队的几位老光棍,有两位还领来了媳妇。到后来,女方带来的孩子还为老光棍养老送终。我们村所发生的这些使我联想到,在三年困难时期,遭灾程度超过长垣的县恐怕不多,这个人口大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并不大,比长垣受灾的轻者还能比长垣更多吗?

一位60后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给人们带来痛苦是没有那段生活经历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历史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所在的乡在全国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无法想象吗?这位学者没有那段生活经历,他的感慨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要么是从西方反动学者那里抄来的,跟着人家学舌。要么是为了跟风跟着反毛派起哄。他很可能属后一种。这里有人可能会拿河南信阳事件为例批驳我的推论,信阳地区严重的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平均达到8%,这是极其罕见的,那只是个例,绝对不能以信阳推导全国。党中央毛主席对信阳事件发现的很及时,处置也非常果断和严厉,给全党全国人民作了交代,得到信阳人民的拥护和全国人民的理解,我们决不能容许虚无主义者用信阳事件诋毁“大跃进”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长垣县闹饥荒的主要原因及其教训

长垣县在“大跃进”时期工农业的基础建设虽然取得巨大的历史成绩,是不是没有大的问题呢?当然不是。到1961年,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作用,长垣成为饥饿最严重的地区,以后连续多年成为全国的贫困县。

是什么原因酿成这个结果的?

应当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通过考证,今天的长垣人不同的年龄和层次,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现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80后接受过教育的大多数的回答是:“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是从理论高度评价的,意思是“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没有好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的依据来自教科书和《关于建国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老百姓,并不都认可这个说法。大多数认同早年流行的说法,即是“天灾人祸”遭成的。这里的天灾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指基层干部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另加苏联逼着还贷,灾占七,祸占三。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大跃进搞糟了。还有人认为,上边的经(政策)是好的,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走了板,跑了调,好心没有得到好报。怎样评价这些说法呢?笔者经过考证,并联系自身经历,非常认同多数老百姓的观点。认为,长垣在“大跃进”之后坠入饥荒和贫困县,主要是天灾人祸双重因素累积的结果。天灾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违背科学的瞎指挥,而瞎指挥却不是有意的。“大跃进”兴起时,长垣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在全国泛滥的“五风”也席卷长垣。从上头刮来的浮夸风逼着基层干部说假话,不吹牛就会被戴上右倾的帽子,轻者遭批判,重者被撤换。为保证大炼钢铁,砸锅收铁,林木遭伐,生产力遭到破坏,引起群众不满。共产风没收了社员全部财产,都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强迫命令风在干部中很盛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批判,甚至会遭到打骂批斗。而这些在全国是普遍性的。据我的经历,这些问题并未伤及群众的大多数。而五风中的瞎指挥风却給长垣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前边已经介绍,长垣的“大跃进”是防洪和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实现水利化是长垣“大跃进”的中心任务。长垣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只奋斗一年就基本实现了水利化的目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辛辛苦苦建成的水利系统,许多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好报。因为前期的水利工程只注重蓄水,造了许多“水库”和坑塘,水是存足了,但没有注意怎么棑出的问题,阻塞了水的自然流势,结果实现水利化的第二年,全县水灌区发生大面积次生盐碱地,这些次生盐碱地有的连种子都收不回来。1960年次生盐碱地近30万亩,1961年超过48万亩。当时长垣可耕种土地不足190万亩,盐碱地超过四分之一,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除了盐碱地,那几年气候异常,也是农业减产的重要原因。大豆是长垣秋季庄稼主要的农作物,由于气候问题,大豆只开花不结荚,亩产由过去的100斤降到40斤上下。此外,那几年蝗虫也闹的很凶,对粮食产量又是雪上加霜。蝗灾很难控制,国家不得不派飞机洒药控制蝗灾的蔓延。由于上述两方面自然灾害的袭扰,长垣粮食产量大面积减产。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218.5万公斤,仅为1956年最好年头的32%61年全国年人均粮食207.3公斤,长垣县只有198.5公斤,这是导致饥荒的关键原因。这个原因从根本上伤了长垣的元气,也是长垣坠入贫困县和多年积重难返的原因。有人认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长垣的情况看,如果把水利化的教训定为人祸,这个估计不为过,如果定为自然灾害,七分人祸就不能成立了。水利化的失误是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因未知而引发的,定为人祸似乎不大恰当。如果接受这个观点,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在长垣就不能成立。

长垣人民在困难时期受了大苦为什么无怨无悔

几十年后我曾反思一个问题:“大跃进”闹出那么多的乱子,还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中国却始终保持稳定?即使受到过伤害的人大多数也无怨无悔。通过考证使笔者坚信:不是我们的人民愚昧,而是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坚信,毛泽东一心为人民,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一句话,无怨无悔源于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前边笔者已经交代,由于长垣地处黄泛区,千百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时刻都有可能流离失所的生活,对能安居乐业十分珍惜。据县志记载:元末明初,因“多年战乱,人口大减,十不存一。”过中原的见闻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长垣地处中原,当属此景。从县志查得:明初建立时长垣仅3万余人,洪武至永乐年间几次从山西向长垣移民,至洪武15年人口增至923682911人。明正德年间因内乱,到正德七年(1512年)骤减至6000余户3.7万余人。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逐渐发展到8.4万余人。“明末,经过多年战争,加之天灾频仍,致使人口减少。清顺治康熙年间,曾几次招徕逃亡,迫令逃民复归。--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增至 20余万人。”清末民初人口无大变化。到民国26年(1937年)增至32万余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三光”政策和天灾连年,到1942年人口又降至28万余人。至建国时的1950年又回升到41万余人。从历史上看,水害和战争始终是影响长垣人命运的主要祸根。

1958年那样大水灾在长垣历史上无计其数。太远的不说,从清初到民国就发生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650年。据县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年),黄河决封丘荆隆口(长垣西南40公里太行堤决口处,笔者注),黄水直注长垣,毁田园,漂庐舍人畜,大水涨溢,城垣被毁,水数年不退,人逃亡,地抛荒,蛙生灶底,鱼游市中。”灾后,官府虽搭粥篷救急,但不能解决安居问题,大批百姓逃离长垣,流落山西陕西青海等地。如今天的西安市,不少市民还保留长垣口音,他们的爷子辈就是长垣人。笔者从县志查得,我们绒线李村(因祖上多卖绒线得名)在这个时期几乎逃光,荒村达百十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复村。第二次大灾发生在1933年(民国22年)。据县志记载:民国22年,“夏,黄河水势大涨,出现特大洪峰,流量每秒22000立方米。812日,河水漫堤,冲决口门40处,县境河西地区村庄(即指临河四乡)被淹90%,大水围城数月未退。”灾后,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第三次发生在1938年(民国27年)。据县志记载:民国27年,“65日,蒋介石妄图以水代军阻止日军南侵,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洪水一股南冲徐州,一股直冲长垣。老百姓把直冲长垣的洪水称黑炭水(水过煤场携大量煤沙)。据母亲讲:水到时在夜间,来不及逃跑,都爬到房顶和树上。水越来越大,一栋栋房子被冲塌,爬到房顶的都被冲走了,到处喊救命。我母亲无处逃爬到门前的一棵枣树上,父亲爬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他们在树上呆了三天三夜,总算逃过这一劫。灾后没有吃的,成家成家的到他乡逃难,饿死多少人无从计算。据后来考证,蒋介石炸开花园口,殃及20多个县市,致死人口近百万。这三次水灾都可以说是灭顶之灾。每发生时没有不家破人亡的,灾后没有不流离失所的。

1958年的情况和前三次发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58年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超过了民国2722000的流量,被淹的面积基本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58年大水发生时,在县委的领导下,把灾区的群众都及时地转移到临黄大堤以西安全的地区,在友邻公社得到妥善的安置,未死一人。县志记载,大灾过后,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间,就有447637079人受到救济。遭受灭顶之灾的几个公社,除了少数人避灾外流外,基本都坚守故土,重建家园。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从自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社会主义比旧社会好。走集体化道路比单干好。他们坚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他们还有一个觉悟,说党中央毛主席的经(政策)是好的,但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大跃进”虽然发生许多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但与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实在在是支流问题。我们这些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走过来的人,佐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念。

此外,笔者还深深地感受到,长垣人民能在大灾之年战胜特大洪灾,得到最恰当的安置,创造超越历史的成就,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是大灾连年人心不变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些,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精英们觉得不可思议,无法解释,主要是他们的立场有问题。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什么要歪曲真实的“大跃进”?不能不说他们包藏祸心。我们要揭穿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大跃进”的污蔑,教育我们的后人客观地认识那段历史,不要相信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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