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佑是京兆万年人，他出生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卒于元和七年（812年），享年78岁。他编修《通典》始于代宗的大历初，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只有32岁，我想他大概在三十三、四岁便开始着手编《通典》的工作。触动杜佑起意编选《通典》的原因，《旧唐书·杜佑传》载：
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 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完成的时间大体上是在贞元十七年（801年）之前不久，那么杜佑编撰此书前后长达三十余年。史称：
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
这三十多年他不是专职撰书，而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在这三十年中，他经历的事务不少，据《旧唐书·杜佑传》记载：
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入为工部郎中， 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时方军兴，馈运 之务，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苏州忧阙授之。佑不行，俄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时 德宗在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脱；旧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佑独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
贞元三年，征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丁母忧，特诏起复，累转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十六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为三军所立，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委以讨伐。
从这一段经历可以知道，他反复经历了中央和地方的历练，在中央他经历过工布、金部、户部、刑部、礼部各个部门，在地方他管过军队，做过节度使，这对他编修《通典》有实际生活的体会，特别是杨炎执政时推行两税法，他是过来人，更熟悉社会经济状况。他这部《通典》是在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那一年他已67岁了。这部书从大历初着手，到最后完稿，前后经历三十余年，他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撰稿，不仅写作，还有实际生活的感受。他在献这部《通典》时，称：
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
说明他不仅有史学的功底，勤奋读书写作，而且有实际生活的磨练。至于他编纂《通典》的目的，他说：
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书凡九门，计贰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渎圣聪，兢惶无措。
这说明他编纂《通典》过程中经过了认真思考，积累三十余年的编纂才得以成稿。这是德宗年间的事，德宗的态度是“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当时社会对《通典》颇多赞誉：“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其实这本书的重点还是在于经济方面。
关于《通典》的组织结构，杜佑在序言中说：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这段话说明其架构有明显的次序，全书共200卷，以食货为首，共12卷，选举次之，共6卷。职官又次之，共22卷。礼又次之，100卷。乐又次之，7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15卷。其次五刑，8卷。州郡又次之，14卷。边防末之，16卷。由此可见全书之逻辑结构。礼为什么多达一百卷，那是因为他不仅讲了古今礼制的变化，而且把开元礼全部充实进去了。作为通史，它的叙述都是从上古传说时代一直叙述到唐代为止。食货的12卷，大体上田制有上下2卷，赋税有上中下3卷，乡党、土断、版籍及历代户口盛衰各1卷，钱币有上下2卷，漕运、盐铁1卷，榷酤、算缗、杂税、平差有2卷，共12卷。由于篇幅浩繁，本文只能有选择地对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内容作一些介绍。此书保留了不少历史资料，那是因为杜佑当时能见到的资料，后来就散佚了。
杜佑在《食货·田制上》有这么一段话：
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为治人之道，地著为本，故建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戎马四百匹，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二万人，故曰万乘之主。”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杜佑这一大段关于土地制度、军兵制度、税赋制度的论述，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汉书·食货志》来的。如《汉书·食货志》云：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将《通典》的内容与其对比，可知其观念基本一致，杜佑《通典》的论述更加细致，更富有想象力，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如此格式化的。“地著为本”的目的，一是保障农业生产的秩序，二是保障国家税赋的收入，以及士兵的来源。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设计，把古代井田制的传说加以理想化了。农民的土地分配与士兵来源联系在一起，古代的战争是以车战加步兵，在农业区的士兵是以步兵为主。把土地分配和军赋联系在一起，是那时军事力量的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原始积叠有一条注释（193a），引用培根的一大段话，这对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对农民以地著为本会有一定的启发。培根论述了富裕的农民和优秀的步骑之相互关系。其云：
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障强壮的男子不致于贫困，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茅舍贫农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和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小农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等人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的居民和庄稼人却是他们单纯的劳动者和雇农，却是茅舍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绝不会有一支坚忍不拔的步兵。
培根的这番话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在中国以地著为本的设计很难让农民真正过上富裕的生活，沉重的赋役和税负使他们难以保持自己的经济地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和实际生活的状况往往是两回事，农业区的步兵要战胜牧区的骑兵是很困难的事，这也就是战国以来修筑万里长城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农区的步兵对牧区的骑兵只能处于防御地位，井田制是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但应该承认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土地分配的，这反映在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上，在汉代实际存在的问题便不是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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