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因孙维世反对“文革”打周总理耳光的文章很多，如搜狐网的《江青嫉恨孙维世陪毛泽东访苏，打周恩来耳光》、凤凰网的《曾被林彪爱慕“红色公主”孙维世死亡真相》、大渡网的《江青害死周恩来养女孙维世,为何非要那般残忍?》、微信平台推荐的《周恩来“纵容”干女儿孙维世反“文革”被江青打耳光？》等，此外还有很多视频，它们大多是这样说的：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虽然类似文章、视频很多，但始终找不到正规严谨的出处，其中，《周恩来年谱》是这么记录的：
（1968年）10月17日 就孙维世①死亡问题批：“是否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备注：
① 维世，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十月十四日孙维世在关押处死亡，周恩来今日始知。
可见，《周恩来年谱》根本没有江青打周总理耳光的记录。由于“江青打周总理耳光”的说法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人证、出处，仅是一些文章的说法，与情理不符，很可能是谣言。
一是总理德高望重，江青没胆量打耳光。周总理生于1898年，江青生于1914年，总理年长江青16岁，长期以来，党内资历、影响力及人生阅历远超江青，江青不敢对周总理胡作非为。如果江青真的打过周总理耳光，只可能发生在丈夫金山1967年12月被捕后和孙维世1968年3月1日被捕前，当时，周总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而江青仅在1966年5月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军队文化工作顾问等职，直到1969年4月才当选第9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虽是后起之秀，地位提升迅速，但羽翼尚未丰满，而且在毛主席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下，应该有些涵养，还不至于张狂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程度。
实际上，江青在文革中也经常受气、挨批、做检讨。如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江青在1975年4月27日、5月3日（毛主席在场）、5月27日、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被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判，6月28日直接向毛主席检讨。此时，文革已进入第9年，江青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整整6年，身边有康生、王洪文等加持，政治经验和影响力不能与前期同日而语，但仍规规矩矩接受批判，再次说明她此前不可能像文中所写那么张狂。
二是总理深得主席信任，江青不可能打耳光。毛主席虽然在具体工作中与周总理有争执，但一直信任总理。众所周知，军权尤其是军队调兵权一直由中央军委主席严格掌控，其他人不得染指，但在军队中没有任职的周总理却有很多次调兵记录，如1967年6月29日，赣州发生武斗，总理直接调动广州军区一个师，跨战区制止武斗；1967年发生“道县事件”，总理调动47军平息事件；1967年2月，青海发生副司令赵永夫和司令刘贤权争斗，总理宣布赵永夫隔离审查，刘贤权统一指挥兰州部队；1971年“九一三事件”时，总理下令关闭全国机场，直接指挥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还调派人员进驻空军坐镇指挥。没有职务却可以直接指挥调动军队，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比较罕见，充分说明毛主席对周总理高度信任。
尤其是文革期间，无论林彪等其他人的地位多高，周总理一直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处理重大事件，领导中央文革。如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仅1966年下半年，周总理接见红卫兵组织就高达160余次；而据戚本禹、文贝、恽仁祥等人的著作和文章，周总理是中央各专案组总负责人，同时也是彭真、刘少奇、林彪专案组组长，他组织中央政治局审定各专案组报告，形成意见后报毛主席批示，几乎所有中央领导的审案结论都有周总理的意见和签字。可见，毛主席、周总理、江青都对文革坚定支持，不可能发生“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肯定知道毛周关系及总理的作用，打耳光的事情更不可能发生。
实际上，孙维世因受丈夫金山牵连而被捕入狱，而金山作为民国知名演员和导演，长期生活在鱼龙混杂的上海，与民国高官、社会各界交往密切，个人感情经历丰富，政治背景异常复杂，文革中被列为“特嫌”是大概率事件。关于这段历史，《海南日报》2012年8月13日发表的《屹立云端的俏白杨孙维世》是这样说的：
1967年12月,丈夫金山被以“特嫌”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肆无忌惮抄走孙维世大量与中共高层往来信件、照片和资料。1968年3月,孙维世被捕入狱。
据林利回忆，孙维世和她是“苏修特务的同案犯”，即以所谓“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同一天被捕的。
2008年第3期《党史纵横》刊载的《“红色公主”孙维世命殒五角楼》写道：
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
还有文章将孙维世被捕说成女人间争风吃醋、江青秋后算账所致。可见，孙维世被捕原因复杂，绝非因为简单的反对“文革”，某些文章蓄意移花接木、胡编乱造，显然别有用心。
三是总理江青关系密切，江青没必要打耳光。周总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他和江青及后来崛起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都互敬互重，即便工作中有分歧，但总体上配合默契。如据文贝等人的说法，周总理与江青是一种互相关爱、互相保护、互相尊敬、共存共荣的特殊关系，江青曾坦言：“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 ”；周总理则是中央高层唯一喊出“江青万岁”（1968年3月23日大会上）的人，凡是江青参加的座谈会或群众大会，他都积极参加，并在讲话时绝对与江青保持一致，如1967年4月22日在与“联动”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接见安徽来京代表的讲话等重要会议，如果仅看过议纪要，根本无法区别两人在文革中的立场、观点有何不同。
另外，抛开政治因素，延安时期，周总理积极支持毛主席与江青的婚事，还有文章说他“经常派邓颖超看望江青”等，这些都让周总理在江青那里得分不少，至于后人渲染的江青等人借尼克松访华批判周总理一事，其实是中央的安排，参与的人很多，也包括一些“老革命”，并非江青一人，这更像是共产党员之间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后来因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出现重大分歧，江青等人才对总理颇有微词，但那是以后的事了，前期两人关系尚可。可见，“江青打周总理耳光”的说法很可能是胡编乱造的。（202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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