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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上)

马克思|恩格斯 · 2021-01-13 · 来源:鲁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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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学说是发现和应用社会发展规律,谋求工人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体系,确实不可不读。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

 

     

 

从事生产服务劳动的工友们 大家幸苦了!                                                                                                

多年前在新华书店,我见到一位棉大衣上沾着水泥浆的工友也来到店里,他从一楼书架底层娴熟地拉开一扇柜门取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坐在地上就看起来。可见,有的工友从切身经历中产生了对马恩思想的需耍。马恩学说是发现和应用社会发展规律,谋求工人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体系,确实不可不读。可是,对于每天从事十二小时或更多繁重劳动的人来说,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有限,得花多大力气、多少年月才能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啊?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搞一个十来万字的《摘编》,再忙再累的人只要想读也容易读完,从而对马恩思想有个大体上的了解;若想对一些问题查阅原著,沿着《摘编》提供的线索去查,也许能夠便捷些。这样,就搞岀了这个《摘编》。由于水平所限,应摘未摘的肯定会有,希望同志们不吝指正。                                                                             

一、本《摘编》摘引的文字均摘自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为节省时间,除在此说明之外,不再逐条标注,摘自第一版的,标注一版;摘自第二版的,标注二版。

二、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仅注《全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仅注《选集》;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仅注“马”;摘自恩格斯著作的,仅注“恩” 

三、原著中的着重号仍用黑体字表示;编者加的着重号用下加线表示。

四、文摘的顺序,在同一标题下同类内容的,按原著的写作时间先后排列。

五、分类标题都是编者加的不另标示;正文中编者加的文字,用方括号[]标岀。

 

 

2021/1/10

 

 

     

   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规律

(一)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5

(二)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9 

(三)现代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私欲对真理的歪曲…4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泫浩清浊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摘抄……………53

(二)《资本论》摘编………………………57

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也成了商品…………………57

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59  

1)价值的增殖过程…………………………………………………59

2)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62

3)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69

3资本主义积累…………………………………………………70

4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79

5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82

6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企业经理与董事…………………85

7银行、信用与股份公司……………………………………89

8银行资本、有价证券、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家与经济危

………………………………………………………………92         

9综述……………………………………………………………97

(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述摘抄……………………101

人类解放事业

(一)人类解放事业的目标…………………………………112   

(二)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前提、条件……………………120

(三)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主体与理论……………………129

(四)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道路与方法 ……………………139                    

(五)“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它必将遍立于全世界” 158

 

 

 

 

 

 

 

 

一﹑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规律

(一) 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论)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則相反,观念的东西无非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资本论〉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22页)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务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个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资本论〉 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22页)

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岀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361页)

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 ,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他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361页)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应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361页)

无限性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的,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391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399400页)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62页)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 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矛盾的;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62463页)

水在标准气压下,在0℃时从液态转变成固态,在100℃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68-469页)

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生长、开花、结果,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20倍,或30倍。(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78页)

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84页)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恩:《自然辩证法》写于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4259页)

辩证法,它们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恩:《自然辩证法》写于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4310页)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恩:《自然辩证法》写于1878年,摘自《选集》第二版4346页)

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也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运动。(恩:《自然辩证法》写于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4347页)

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243页)

(二)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论)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摘自《选集》二版182-83页)

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摘自《选集》二版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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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摘自《选集》第二版1132页)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马:《哲学的贫困》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142页)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的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2-273页)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4页)发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4-275页)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5页)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今天更是在全球各地到处寻找劳动力成本的洼地;因此,我们必须联合世界各地的工人兄弟们,共同保卫和争取提高工资底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主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6页)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6页)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6-277页)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7页)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7页)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278页)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正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1852年,摘自《选集》二版1611-612页)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关最紧密地交写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1852年,摘自《选集》第二版1卷623-624页)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1852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675-676页)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

因此,社会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214-216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和经济结构,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于1859年,摘自《选集》二版232-33页)

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须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后一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哲学思考或文学创作,只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一切生产上的操心,摆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和运输,  工人阶级必须养活这批与工人阶级本身相分离的人。(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二版32343-345页)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分工原则建立的,[…]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务的温床。(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53-54页)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氏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了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历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因此就必然地产生把私有制同样的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共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80-481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摘自《选集》二版3490页)

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一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90-491页)

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91页)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物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并存的现象一样,是十分古老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奴隶制被发现了。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522-524页)

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性命了。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重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525-526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617-618页)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物: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削。(恩:《反杜林1876-1878年,摘自《集》二版3632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写于1883年,摘自《选集》二版3776-777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奌: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恩格斯致菲·范派顿》写于1883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656页)

 “易洛魁人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 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

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95-97页)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在他们岀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97页)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它们已经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2-103页)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1、 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 人民大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 ”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

3、 军事首长(巴赛勒斯) 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 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位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很有可能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证明不经过人民选举就实行合法继承。这里所说的情况,就是氏族内部特殊的贵族家庭的最初萌芽,除此之外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3-104页)

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4-107页)

“雅典国家的产生”

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成了私有财产,[……]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杂居起来,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8页)

    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 的习惯,已经变成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个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8-109页)

    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住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9-110页)

  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己经大大增加,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 模的区,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2-113页)

 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约等于41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 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4页)

    克里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 分别实行自治。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氏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作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举50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10个部落所选出的500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 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5-116页)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 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 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 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 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 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 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  ——外地人和被释放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116-118页)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度这一点外,都完全是易洛魁 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8-121页)

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是由300个氏族酋长组成的,氏族酋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权利。(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25页)

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     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28页)

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熔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打开了门户。(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29页)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的,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切。掠夺成了目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45-146页)

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持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 4卷148页)  

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损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普遍的贫困化 ,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49页)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灭了。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0页)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岀来,为此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三分之二 在自己人当中分配。(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1页)

各德意志氏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起来。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2页)

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的基础。(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3页)

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相应贵人跋扈[……]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匐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400年前罗马帝国匍匐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3-154页)

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一切部门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8-161页)

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3页)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4页)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为。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4-165页)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是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它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岀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5-167页)

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強制性劳动构成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7-168页)

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与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9页)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0页)

国家和旧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0-171页)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2)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2页2)

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岀生产者的支配范围[……]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4-175页)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圧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6页)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7页)

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8页)

“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历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9页)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247页丿)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251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他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的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253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致保·恩斯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688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写于1890年,摘自《全集》二版4695-697页)

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定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恩:《致康·施密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700-701页)

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的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恩:《致康·施密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701页)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 而斗争呢?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恩:《致康·施密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705页)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地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祥,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恩:《〈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导言》写于1891年,摘自《选集》第二版3卷12-13页)

    

 

 

 

 

(三)现代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私欲对真理的歪曲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5页)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5页)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6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7页)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资本论》写于1872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4页)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资本论〉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1-22页)

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374-376页)

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31页)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摘自《选集》二版3卷456页)

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的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63页)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81页)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蔽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244页)

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写于1886年,摘自《资本论》二版一卷32页)

* * * *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他们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类,被说成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

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岀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 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册167-168

后来甚至又有一些人[…]企图把资本家对物质财富的要求归结为“工资”,即归结为一个“生产劳动者”所取得的报酬。[……]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当事人范围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帮忙[…]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必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地位。(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册169页)

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册169-170页)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非生产劳动者,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因为所有这些非生产劳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础的,倒是下面这些:

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所以工人的这部分产品全是为别人而生产。(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第一版26卷第1册,291-292页)

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了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 过的东西是合理的。

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第1册315页)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写于1867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10页)

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恩:《论住宅问题》写于1872年,摘自《选集》二版3217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 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 方便还是不方便,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 不偏不依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资本论〉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17页)

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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